原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译文：能够知其所止，止于至善，然后意志才有定力；意志有了定力，然后心才能静下来，不会妄动；能做到心不妄动，然后才能安于处境随遇而安；能够随遇而安，然后才能处事精当思虑周详；能够思虑周详，才能得到至善的境界。
儒、释、道三家都讲静心功夫，儒家主张：止、定、静、安、虑、得，这是儒家修身养生的一种次序。道家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佛家主张：戒定慧。都是强调了要虚静，在当今的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人心非常浮躁的时代，静心养性是我们涤荡我们精神的一剂良药。
“静”字，在外则表现为客观环境，在内则是一种安定虚灵的精神状态。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环境并不是左右人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可以通过内心的调节加以控制，只要内心平静，环境再不安静，也不能阻止自己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麇鹿兴于左而目不瞬。”外部的环境是难以改变的，只有从内心修养出发，才能达到真正的“静”。在修养中，在浮华矫造的现代社会，我们应学会改变自已的心态，以安静、闲适之心来探究世界、认识世界，切不可浮躁不安，更不可为世俗浮华和虚夸所累，而应该以超拔平静的心面对世界！
儒家和道家、佛家静心功夫相比，相对简单，主要是以守静的心斋、坐忘为代表。颜回曾经问孔子什么是心斋，他答道："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神），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孔子上面所主张的心斋，主要是通过意念专一、呼吸细长、耳之不闻、虚明灵觉，进而达到神气相通、天人合一，进入清静纯一的境界。孔子认为心斋这种功夫是修身的关键，不但可以使人延年益寿，增进智慧，而且可以洞察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有了这种认识，孔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自己保持一种宁静豁达的心态。根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在63岁的时候，有两次被鲁国驱逐。在宋国时，司马桓砍倒大树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后来到了卫国，又被错抓入狱。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又被楚军包围，围困达七日之多，结果饿得弟子们有气无力，但孔子却毫不计较，“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孔子的意志力比一般人要强好多。
孟子在继承孔子守静的理论后，又进一步提出了内观养心养气的功法。孟子的功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求放心或存夜气。求放心就是把为外物迷惑的心收敛起来，养夜气是把人在子夜到清晨未与外界事物接交时的清明之气存养起来。孟子认为这是保养真气的好方法。第二阶段是思诚和养浩然之气。思诚就是悟道，至于养浩然之气，就是一种"至大至刚"的宇宙元气。
孔子和孟子之后，儒家的学者们基本上都继承了孔孟先圣的静心功法。到了宋朝，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将静坐看做同读书、做学问同等重要的事。他们认为在读书、做学问过程中只有安下心、静下神，平心静气，不受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去探究大千世界，“奥理”才有可能获得。郭沫若曾说：“静坐这项工夫在宋、明诸儒是很注重的。”宋明诸儒有一种独特的观点，认为读书学道与静坐养生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所谓“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善养生者，学道读书亦为养生；善治学者，养生静坐均可治学。从根本上说，两者是一回事。
朱熹指出：“始学功夫，须是静坐。静坐则本原已定，虽不免逐物，及收归来，也有个安顿处。”（《朱子语类》卷十二）朱子把静坐当作进学的基础，读书的安顿处，不外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身体是读书治学活动的物质前提，健康的体魄、旺盛的精力是读书活动能持之以恒的基本保证。读书之前静坐养气，能使神清气旺、精力充沛，以这样的身心状态去读书治学，效果自然会好。这方面朱子本人深有体会，他晚年时常头昏目眩，不敢着力读书，静坐后才觉得好多了。梁章钜也深有感触地说：“余尝十日九疾，生产作业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读书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只坐（因）气薄耳。”（《退庵随笔》卷十二）另一方面，读书治学活动首先要求安心，所谓“须是静方可为学”，心绪不宁是无法读书学习的。因此，朱子告诫门人，平时少说一点闲话，省去一些交际，抽出时间来静坐养气，这对读书治学大有裨益。晁补之曾说：黄庭坚“于治气养心能为人所不为，故用于读书为文字，致思高远，亦似其为人”（《鸡肋集》卷三十三）。这表明“治气养心”的静坐功夫会带来“致思高远”的读书效果。读书前稍事静坐，整容收心，进入虚静恬淡的精神状态，这就为读书治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相反，心猿意马，放心不求，则精神涣散，读书的效果自然也就很差。有鉴于此，宋明诸儒才强调以静坐求放心、息思虑。朱熹说：“为学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泛滥无所收拾，将甚处做管辖处？其他用功总嫌慢。须先就自心上立得定，决不杂，则自然光明四达，照用有余。”（《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上》）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说：“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久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
朱熹对学生说：“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明儒高攀龙《水居》诗云：“兀兀日趺坐，忻忻时读书。”清儒梁章钜更是一语破的：“学道养生本是一串事，但学道者，虽养生亦为学道；养生者，虽学道亦为养生耳。”（《退庵随笔》卷十二）程颐见人静坐即叹其善学，王阳明欲以静坐求放心。翻开《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静坐养生在宋明诸儒的读书治学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把静坐看作是进学的基础，而且还把它视为明理的阶梯、见性的法门。
宋明诸儒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罗从彦在罗浮山“静坐三年，以观天地万物之理。”他摒弃一切杂念，专心于学问，不求功名利禄，不求人知，静心学问，“有志于学，无志于仕”，“深造圣经之奥旨”，结果“不求人知，人自知之。远近之士，闻风慕道，重迹而前，肩摩而袂属也。”
由上可知，宋明诸儒提倡静坐之事，与禅师道徒以静坐为出世求仙之术不同，他们只是把静坐当作读书的手段，进学的基础。对此，王阳明说得明白：“所谓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已，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关于静坐方法，高攀龙说：“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默默静坐。”所以，高攀龙的这种儒家静坐法，虽然很平淡朴实，但也是一种大众化的静坐法。
在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和弟子们在儒家功法方面都没有超过先圣孔子，其实，儒家的功法是一种为入世做准备，或者对强身健体起促进作用的功法。儒家功的目的并不是追求多高多深的功法和境界，而是静心养性，培养意志力和忍耐力。所以，就功法的优劣来说，儒家功或许在其他功之下，但在对世俗社会的影响方面，则是道、佛教所无法比拟的。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为人们展开许多发展的机会，机会多诱惑就多，诱惑多了，心就容易乱，心乱表现在行为上的忙碌失措，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浮躁。我们如果遇到很棘手很困难的事情不妨试试：脑子不能有太多的杂念，而且要有意思去排斥各种诱惑、干扰，心思尽可能单纯专一，时常保持一种宁静如水的心态。浮躁已成为当今社会一大通病，医治这种浮躁一大药方便是静字工夫。看好一个大好格局，要心不旁鹜，神无外用，坚定不移地朝着它走去，诸葛亮说的“非宁静无以至远”，就是说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以静修身的论述当以三国诸葛亮的《诫子书》最为精彩，下面就以此作为本篇的煞尾：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窍庐，将复何及。”
其意思是：高尚君子的行为，是以宁静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不宁静寡欲就无法确立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更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且才能来自于学习。所以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华，没有志向就不能使学习有所成就。放纵懒散就不能振奋精神，冒险急躁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而流逝，最後终於枯萎凋零，大多不接触世事、不能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坐守着那狭小穷困的居舍，这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