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拥有战略核武器已成为衡量他的国防力量的重要砝码，而我国正是为数不多的拥有者之一。中国人任人欺凌的时代结束了。我国物理学家邓稼先为原子弹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解放前，邓稼先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远涉重洋到了美国，在印第安纳州普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同二百多位中国留学生一起，冲破种种阻挠回到祖国，那时他才26岁。当这位“娃娃博士”出现在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刚从欧美各国归来的前辈面前时，大家都为中国物理学界又注入了新鲜血液而感到高兴。
1958年秋季的一天，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的一位负责人找到邓稼先说：“小邓，我们要放个‘大炮仗’，这是国家绝密的事情，想请你参加，你看怎么样？”接着又严肃地说：“这可是光荣的任务啊！”邓稼先心里明白，这是要让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这艰巨、光荣、关系重大的事情，他一时不免有些惶恐、胆怯。“啊，研制原子弹！我能行吗？”
这天晚上，邓稼先彻夜未眠。他想到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属于国家高级机密，不能告诉家人，以后不可能长年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有些惆怅，有些激动，对妻子怀着深深的歉意。但他想，完成这项工作，这一生该多有意义，就是为此而死也值得！“七七事变”时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的炮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一个国家没有自卫能力，必然任人宰割，老百姓没有活头。百余年来受人欺凌的祖国也要研制战略核武器了。邓稼先回忆往事，展望祖国前途，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和激动。
从此，邓稼先作为一个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物理学家，为了这项绝密的工作而在物理学界销声匿迹了。干这项工作，一没有名，二没有利，只能甘心当无名英雄，做出科学成果也不能发表论文。
作为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负责人，他的工作是从改造荒凉的土地开始的。他报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服当小工，同建筑工人一起挖土，推车，和泥，盖房子，核武器设计院是真真正正在他们自己手中诞生的。
在这时的中国还没有谁造过原子弹，也就无所谓什么权威。苏联又撕毁了协议，不再援助中国，专家全部撤走，国外的资料也被严密封锁。邓稼先只能先培养人才，他一面备课，一面讲。青年人叫他邓老师，他说：“你们甭叫我邓老师，咱们一块儿干吧！”有时，他备课到凌晨四点多，在办公室里睡两三个小时，天亮了继续工作。每天晚上，大学生们都聚集在办公室里看书。邓稼先虽然有妻子，有孩子，但别人学到几点，他也工作到几点。每到深夜，年轻人都愿意送他回家，这时，用铁丝网围着的宿舍的大门早已关了，常常是他先爬过铁丝网，年轻人再把自行车递过去。
又是一个深夜，别人都已进入梦乡，静静的楼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当他走进楼道时，一下愣住了——孩子居然睡在楼道里。一定是妻子上夜班，孩子放学晚没钥匙进不去门。看着孩子那瘦小的身躯缩成一团的样子，他一阵心酸，自己什么时候照顾过妻子与孩子？他打开门，把孩子抱到床上。沉重的自责使他久久不能入睡。可是第二天清晨，他又急匆匆地奔研究设计院而去，什么个人的事，家庭的事都顾不上考虑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工作上，走在路上还想着原子弹，有一次竟连人带车掉到了沟里。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蓦地一声巨响，浩瀚的戈壁滩上冉冉升起了烈焰翻滚的蘑菇状烟云。这振撼世界的惊雷向人们宣告：中国人靠自力更生，拥有了自己的核力量！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邓稼先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一件难度更大的工作——研制氢弹的任务又落到他和其他科技人员肩上。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他带领奋战在研究工作第一线的科技人员忘我地工作，过了整整十年的单身生活。大戈壁上的风刀霜剑，染白了他的鬓发，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最终，他们成功了。
长年累月的紧张工作，使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而他自己却从不在意，以致多次在试验现场昏倒。1984年冬天，一次核试验前，他从帐篷出来往试验场去，步履艰难地在雪地上走着。忽然，他走不动了，对前面走的人说：“你们架我一下，架我一下！”说完，气喘吁吁地趴在了别人肩上。原来，在这之前他已经腹泻了好几天。又加上患有低血糖病，平时虚脱了，吃几块糖，喝口水，又接着工作，这时终于站不住了。
这就是邓稼先，一个默默地把生命献给祖国的人。
我的工作，我的职责，就是要为人民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