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7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接替父亲登上了皇位。当上皇帝以后，他开始感到肩上的这副担子实在不轻啊。
当时的唐朝，是在隋末天下大乱的基础上建立的。连年的战乱，使社会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黄河以北许多地方，旷野千里不见人烟；江淮之间，田地里到处长满野草。全国人口只有三百万户，只及隋朝极盛时人口的五分之一。庞大的军队，众多的官员，只能靠苛捐杂税维持。老百姓受不了，只好弃地逃亡，流浪他乡。土地荒芜太多，又造成了粮食奇缺，长安粮价最贵时，一匹绢才能换到一斗米。
如何把国家从危机边缘解脱出来？李世民冥思苦想，逐渐悟出了“民为邦本”的道理。
他对大臣们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百姓，靠剥削百姓来事奉君主，等于割自己的肉充饥。”
“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自己造成的，人君贪欲太多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多加重税收，税收加重了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国家就危险。”
“治国好比种树，树根牢固，树叶就茂盛了。所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于是，他听从大臣魏征与民“安静”的意见，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措施：
第一是减轻赋税。对山东等一些受灾严重的地方，甚至免税一年。个别地区，他还安排救济饥民。
第二是大力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
第三是想方设法增加人口。他派使者与突厥谈判，让其归还掳去的中原百姓；同时下令放逐长期被关在宫中伺候皇上的宫女三千人。另外，还规定凡是到了一定年龄未成家的男女青年，由州、县官帮助他们及时结婚。
第四是尽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他提倡节俭，反对奢费，不但自己住在前朝留下来的旧宫殿里，不劳动百姓大兴土木，而且还规定了王公以下的住宅、车服、婚嫁等的标准，不准任何人超越规格。
第五是认真贯彻他父亲制定的均田制，实行计口授田，规定每个丁男应有田三十亩，努力使老百姓有田种，有饭吃。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他不但组织委派官员到各地“劝课农桑”，而且还亲自在宫廷后面开了几亩地，带头种起了庄稼，他的妻子长孙皇后见皇帝在“躬耕”，便也立即组织起后宫的妃子、宫女，学农村妇女的样子，养起蚕来。
皇帝和皇后的行动，不但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亲身对劳动的体验，也使他们真正体会到了农业生产的辛苦，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同劳动人民感情上的距离。
有一次，他对即将分赴各地“劝农”的使者说：“我才试种了几亩地，就感到很疲乏。我想，农夫种田几十亩，终年不息，他们就更加辛苦了。所以你们列州县去，一定要亲自到田头垅间去看看，不得叫人迎送。如果送往迎来，误了农时，这样的劝农还不如不去。”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如果没有亲身的劳动实践，是说不出这番话的。
李世民登基当了太宗皇帝的这一年八月，夏天的酷暑还没有消去，连绵的秋雨就接着来了。李世民过去在战斗中多次负伤，每逢阴雨天气，伤处就隐隐作痛。有的大臣提议建一座高而干燥的新宫殿，让皇帝避潮湿。
李世民也希望改换一下住所的环境，当时也就同意了。可事后他找了几个工匠计算了一下耗费，需要花不少的钱。
李世民犹豫了，他想，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国库十分空虚，为了自己舒服，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他联想起汉文帝的故事来。当年汉文帝曾打算建一座露台，后来听说要花费一百斤黄金，就舍不得了，认为“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不想劳民伤财，就把那个项目停了。
李世民对建议修殿的大臣说：“我的功德不如汉文帝，但修殿耗费却超过了一百斤金子，这件事还是不要办了！”
由于李世民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加之他本人能够以身示范，以民为重，爱护民力，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慢慢地复苏起来，并以较快的速度得以发展，终于达到了唐代政治、经济的最高峰，那就是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李世民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富民薄赋的政策，才迎来了“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