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确立的必要条件，包办子女、卑幼的婚事是父母、尊长的特权。如果婚姻当事人一方的父母反对，他们就不能圆满地结合。
受父母之命结合而成的婚姻催生了无数的爱情悲剧。如《情史》中记载有“并蒂莲”的传说：“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死。三日，二尸相携出水滨。是岁，此荷花无不并蒂者。”“并蒂莲”的美丽传说讲述了在男女婚姻中由于“父母之命”难违抗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又如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悲剧在中国家喻户晓，此悲剧的产生也是婚姻缔结控制权落到了家长手中所致。
“父母之命不可违”观念历史发展
原始社会之初，男女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在神话传说中，舜娶娥皇、女英为妻，事先也并没有征询父亲的意见。进入到文明社会后，人们开始觉醒，中国的传统道德开始在男女婚姻大事中发挥作用。周朝初年，男女的婚姻决定权开始倾向于父母。《诗经齐风
南山》云：“芝麻如知何？衡从其母；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其意是，就像种芝麻先要平整好田土一样，娶妻子必须事先争得父母的同意。这里的“必告”只是表明必须告知，说明男女双方对自己的婚姻还有一定的决定权。到了春秋时代，父母已经可以完全控制儿女的婚姻大事了。《春秋》记载的很多婚姻，都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来进行的。比如，公治长是孔子的弟子，孔子非常喜欢这个弟子。公治长被冤入狱，孔子为了表示对他的安慰，就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孔子为女儿定下婚约，但是事先并没有告知女儿，他完全把女儿婚姻的决定权握在了自己手中了。《孟子滕文公》说：“丈夫生而感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感之为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父母国人皆贱之。”可见，孟子提倡“父母之命不可违”。人们也逐渐接受了这种婚姻观念。儿女婚姻的决定权归属于父母这种要求被从隋唐时期开始写入律法。《明律》明确规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
古代主婚“父母之命”中的“父母”是广义上的概念。除了父母之外，其他尊亲长辈都可以实行主婚权。甚至是高一级的官吏、奴仆的主人、学生的老师都有权力主婚。
父母之命不可违产生的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权制、家族制、私有制开始发展并得以确立，因此儿女们被视为家族和家庭私有财产的一部分。他们的婚姻也就有了家族色彩，婚姻也就不能单纯的理解为男女二人的爱情了，它包含了太多的利益纷争。为了保持和延续家族或者家庭的利益，父母掌握着儿女的婚姻决定权。父母为了各种利益而操纵着儿女的婚姻权利，有些想借儿女婚事巩固或者加入政治联盟，扩大政治版图；有的是为了维护自家名门望族的高贵血统；有的附庸风雅指腹为婚、割襟为亲；有的纯粹是为了与朋友的友谊和承诺。存在于买卖婚当中的父母包办婚姻，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聘礼。另外，中国的传统道德非常讲究孝道，古人云“父母者，人之根本也。”父道和母道都是必须遵从的。
“父母之命”不可违的婚姻观念对我国婚姻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决定儿女的婚姻大事时，父母往往从对方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现实条件考虑，而不是以子女自由恋爱、婚姻幸福为出发点。这不仅剥夺了儿女的选择权，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延伸阅读
吕公嫁女
秦始皇时期，吕公带着全家前往沛县躲避仇人，他带领全家住在时任沛县县令的朋友家里。县令的属隶都来到家里贺喜，吕公在这些访客之中一眼看中了任水亭长的刘邦，并且要把年轻貌美的女儿吕
嫁给他。刘邦不仅身份卑微，品行不端，而且已经一把年纪了。吕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提出了异议，但是，在封建制度夫权父权主导家庭关系的背景下，吕母没有能力改变吕公的决定。吕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父亲许配给了刘邦。虽说吕公眼光独到，但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父权在儿女婚姻大事上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