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请客吃饭都不仅仅是为了吃，而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饭局逐渐成为信息沟通的载体。更有人将饭局宴请的社交功能运用得出神入化，使其成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桌。
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共识：在请客吃饭的饭桌上，绝大多时候你是吃不好饭的，因为，这时候的吃饭本不是为了吃饭，甚至不在于吃菜。
中国人最爱请客吃饭。中国人请客吃饭的理由、借口、题目和机会很多。公司开张啦，会议闭幕啦，外宾参观啦，记者采访啦，诸如此类的事情，固然都少不了要请吃一顿；即便寻常百姓家，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老人做寿诞，小孩过生日，谁家不请，哪个不吃？如果升了职位，长了工资，搬进新居，走出国门，三朋四友七姑八姨也都会堂而皇之地要求你请吃。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有事要“嘬一嘬”，没事也要“聚一聚”。赵家请了王家请，吃了张家吃李家。中国人大约是世界上最爱请客吃饭的民族了。
在中国，总有一些事，在办公室、会议厅、谈判桌上是讲不成、谈不通的，但是在餐桌上却一谈就通，一办就成。再难办的事，只要到了酒桌上，就能够好说好商量。正所谓“筷儿尖尖，碟儿圆圆，酒杯一端，万事俱备”。所以，好些个事情，就非得靠请客吃饭去解决不可。这办法不但百姓小民要用，有时候皇帝也要用。比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宋太祖赵匡胤就用过。
赵匡胤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来路不明，是他手下的将领，趁着七岁的娃娃皇帝周恭帝孤儿寡母地坐不稳江山，一夜工夫拥立起来的。具体做法，则是在他驻兵陈桥时，突然闯进驿馆，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黄袍，七手八脚地披在他身上，然后倒身在地，山呼万岁。赵匡胤的皇位既然是这样来的，当然很怕别人故伎重演，便请手下握有兵权的几位大将来吃饭。酒过三巡，赵匡胤端起酒杯，趁着酒色盖脸，对几员大将说：哥几个都是朕信得过的人，就怕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也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这几员大将一听，连忙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纷纷请求交出兵权。这在历史上，就叫“杯酒释兵权”。一顿饭一杯酒，就解除了权臣的兵权，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这可真是太值了。
可见，请客吃饭这事，并不就是吃吃饭，送送礼，套套近乎，而是“别有用心”。今日的商务宴请聚餐，高管与客户之下馆子种种，被认作是再普遍不过的沟通方法和企业文化。
一般来说，公司高管邀客户吃饭是俯拾皆是的，但请职员吃饭可就是凤毛麟角，一般不到过节不可为。然而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却打破窠臼，每周四晚约请麾下职员吃饭小聚，几成雷打不动的惯例。
陈光甫对本行遴选人才十分慎重。没有能耐吃银行饭的人，一般是不得跨进其门槛的，就连能够“搞掂”其他银行的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也不敢贸然引荐外人入行，惟恐吃个闭门羹，失了面子。陈光甫的请客吃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旨在借机挑选人才。每次聚餐，名单由陈光甫任意圈定，通常只是两桌。素日里职员和总经理很少接触，不免感到拘谨，然而在席间，陈光甫不提银行业务，而是谈天说地，旁征博引，话题广泛，包罗万象，有聊国内外新闻报道的，也有谈中外历史典故的。饭桌上气氛轻松愉快，陈光甫则乘此考察员工是否知识渊博，能否触类旁通，对事物有否独到的解析，从而选择其中能担负重任的员工，日后加以提拔和重用。
就是这种用人为贤的策略，使当时上海银行职工的素质高人一等，待遇也好，员工们也自视甚高，西装革履的人亦颇多。平素惯于穿长衫马褂的旧式银行职员很看不惯，讥讽“上海银行的皮鞋多”。颇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之意味。
关于请客吃饭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钱钟书也有类似的言论：“吃饭有时很想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