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又到青龙桥去，访问了那边的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的青龙桥分队，上了长城。这一天，我被喜悦温煦的空气所包围，所笼罩！
再到青龙桥去的动机是这样的：三十七年前，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曾经在那一年的国庆日，到青龙桥去，回来写了一篇颇有感慨的文章。好久以前，就有朋友建议，说我应该再去一趟。但是今年的国庆日，我决不肯离开这腾光溢彩的北京城！我抽了个空，和两位年轻的朋友，在国庆之前，去偿了这个夙愿。
再到青龙桥，决不是“寻梦”，因为从恶梦中挣扎醒来的人，决不要去“寻”那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恶梦；同时也不是“访旧”，因为你去访的对象，是新的而不是旧的，是更年轻的而不是更老迈的。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还是打一个新比喻好一些：比方说你是去访问一个久病新愈的朋友，他是一天一天地健康起来的；你是去看一丛新栽的小树，它们是年年地更加高大更加浓密的。你不准备去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地自寻烦恼，你是满怀着热烈的希望，去迎接那扑面的盈盈的喜气的！
我的希望并没有落空，而且时时给我挑起崭新的喜悦：张灯结彩的西直门车站；花卉缤纷的车站广场；车站上梳着双辫的收票的大姑娘；和车上手里拿着蝇拍笑嘻嘻地来往招呼的车务员小姑娘；车窗外掠过的一幢一幢新的工厂和学校的建筑，以及连成一大片的青葱的田野；而最耀眼的，还是田野边站着的带着红领巾的儿童；万绿丛中，鲜红一点，内中含着多么新鲜的诗意呵！
过了南口，四围的山峦，还是碧绿碧翠的！我没有看见柿树的红叶，只看见满载着外宾的红色黄色的大汽车，在绿岩上忽隐忽现地绕行。在岩石上，桥头上，都看到北京师大制作的标语：“战胜自然，改造思想”、“向荒山进攻”等等，多么可爱又是多么幸福的青年们，你们分到了多好的一片山地来搞“绿化”呵！
从青龙桥车站下了许多人，一大队人民大学的学生，总有七八十人吧，他们在詹天佑先生铜像下停了一会，就笑语纷纭地跑到山上去了。我们没有跟上去，却穿过铁路宿舍，先到山坡上栽满了花草的青龙桥派出所，去问讯：哪里是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青龙桥生产队长的家？随那位白衣民警的指尖望去，在坡下绿树荫中，潺潺流水的小溪后面，一所被繁花所包围的小院，就是生产队长李景祥的住处。
我们下了坡，过了小桥，走进院门，里面静悄悄地，好一个幽雅的所在！正房和东厢房的窗台上，都摆着花，院子里是花，阶前也是花。地上有铡刀，还有些木工用具和些新劈下来的木片。掀开竹帘，进到上房，里屋有个人站起来招呼我们，说队长下地去了，这里是他的住家，也是办公室，请我们稍待一下，说着就走出去了。
我们在屋里细看了看，墙上贴着许多大张红纸，是读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之后向公社提出的生产保证书。桌上还有《农民报》、表格一类的纸张，和算盘文具等等。我们又走到院里，李景祥就从外面跑进来了。这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上次我到青龙桥的时候，还没有他呢！――他穿着灰蓝色的衬衫，青裤子，光脚，青布鞋；长方脸，平头，眉目间流露着朴质与热情。他和我们握过手，仔细地看过介绍信，便笑着把我们让到屋里去。我们喝着开水，开始了谈话。
这位年轻的队长，和中国五亿的农民一样，解放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也没有文化。这个小小的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绝大多数是一年只有两个月的粮食，只靠打草打柴或是做短工来糊口。日本鬼子占领时期，青年人跑了许多，国民党时代因为抓兵，青年人就更少了。种长城边的地，是要出八达岭的口子的，但是工作的时间很短，早晨八时以前，不能出去，下午四时以前，必须回来，因为国民党把住口子，怕八路军进来。但是人们和八路军不但没有断绝来往，而且来往得很密切。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里，青龙桥比北京先解放了。
这个年轻人的脸上泛起笑容：“解放以后，我们先搞的是拨工互助组，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八达岭高级社，这里是第十二生产队。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康庄人民公社，这里和三堡、石佛寺、上花园、黄土壤五个村七十多户成为一个分队。在从前，这里每亩地才打三四十斤粮食，在一九五七年就提高到一百五十斤，一九五八年又提高了。今年下了冷雨，可能会差些，但是有了人民公社，就是差也差不了多少了。”
这时外面竹帘声响，仿佛有几个人进来，接着就有小孩的极其脆嫩的声音，喊：“爸爸，吃饭啦。”李景祥仿佛不好意思似的，把头一扬，朝着外面说：“你们先去吧。呵？”我们忙把本子合上，把笔套起，笑说：“我们不耽误你吃饭了。”
他连忙站起把我们拦住，说：“不忙，再谈一会吧。”于是他从他的两个孩子谈起，又谈到他的爱人，谈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发展远景。那美好的远景，若让他滔滔不断地说下去，不但要耽误他的吃饭，还要耽误他的工作呢。我们只好坚决地告辞出来，走过小桥，他笑着向我们挥手，走到坡后去了。
我们恋恋地回望着这个“小桥流水人家”，这时小桥下的溪水边，有个穿粉红褂子的姑娘，正在低头洗着衣服，我们面前展开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可惜我们都不会临摹！
我们循着宽阔的柏油大道，曲折地走上八达岭，不时有上下山的大汽车，从我们身旁掠过。三十几年前这里是条崎岖的土道，我们骑着小驴，无风也会蹴起如云的尘土，若是那时也有这么多的大汽车，我们走路的就都成了土人了！
走进嵌着“居庸外镇”四个大字的高大的穹门，这个小小的瓮城里面也有种植，也在兴建！北面山坡上的几座房子已经盖起了，木工们还在造大玻璃柜子，空气里浮泛着柏木的芬芳，这里是饭店和售品所，许多外宾们在进进出出。横贯东西穹门的大道旁边，停着大大小小的汽车。南面的坡上还堆着砖瓦土石，在等待开工。
我们在茶馆外面石桌边坐了下来，泡了一壶茶，拿出干粮来吃着。举目四望，周围是依山上下的雄伟的长城，像几根粗壮坚牢的铁索，紧紧地扣压住这洪涛起伏的群山的海！城墙内外，是重叠不断的月牙形的鱼鳞坑，和密密麻麻的绿色的小凹孔匆匆地吃过干粮，我们一直往城墙上走。墙上的台阶是新修过的，毫不吃力地登上去，经过一处又一处的堞楼，没有到最高层我们就站住了。往西看，重山叠岭之间，有个缺口，一直望过去，是水光掩映的官厅水库，远远地极其温柔而璀璨。
八达岭所以成为游览的胜地，因为这里的长城不是一片的，而是有瓮城，有连续不断的堞楼，有好几道城墙纵横交错。显然地，从这个缺口，历代都来过浩荡奔驰的“胡骑”，他们只要能登上涌过这个关口，居庸的东南，就不是汉家天下了。和“居庸外镇”相对的朝西的穹门，上面嵌着“北门锁钥”四个大字，就是这个道理。
自古以来到此登临的文人学士，写下的诗文，发出的感慨，都不出这两类：一类是在乱世中来游的人，感叹说，空有这么雄伟高大的长城，“胡骑”却仍旧进来了，中原仍旧沦于夷狄；一类是在比较太平时代来游的人，也慨叹说，假如怀柔有道，当时何必驱使几十万的壮丁，引起那么深的民怨？
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虽有深浅，但是声调一律是抑郁低沉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悲壮”而已。读了他们的作品，再登长城，没有出息的年轻人也会无病而吟的！
现在呢，时代变了，史无前例地变了，脑子里塞满了“秦时明月汉时关”，“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人，在这满目青葱，朝气盎然的长城上，也是感慨不起来的！你看，今日的长城早就不是“拒胡”的工具，只是我们民族大家庭中许多洞开的大门中的一个。各民族的同胞，和我们许许多多的外国客人，都到这里来登临、来瞻仰这伟大矗立的、代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力量与智慧的结晶。我们从这伟大的古老的建筑上得到了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你看，这无数的鱼鳞坑，无数的深绿的凹孔，就在这坑里孔里，有多少新中国的青年，放进了他们的无限的热情，无穷的希望，无量的信心，和无边的喜乐。三五年后，新生的一望无际的密树繁花，将簇拥起这纵横驰走的城墙，把八达岭变成一片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海！
那时节，我当然还在。到了那位年轻的生产队长李景祥，活到像我这么大岁数的时候，还有那用脆嫩的声音，叫李景祥爸爸的那个孩子，活到像我这么大岁数的时候，我们亲爱的祖国，该是怎样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我们人类的世界，又该是怎样一个和平幸福的世界！
生活在新时代，在党的正确的指导下，和六亿五千万人民一同高歌前进的人们，是永不知道“老之将至”的！我们下了山，在车站上等车的时候，那七八十个大学生在这挂着巨幅宣传画的站房里，笑语杂沓，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打纸牌，有的在看书，看他们滚珠似地来往，尽情地欢笑，我虽然在一旁静坐着，我的心情却和他们融在一起。我的心默默地在向着他们呼唤，向比他们更年轻更幼小的人们呼唤：让我们都多加一把劲吧，将来的和平幸福的世界是我们的！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８日，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