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有大量金钱必然带来幸福这一假设是错误的，”老约翰·戴·洛克菲勒在他的《漫忆》中写道，“极富的人正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假使他们要因有钱而得到愉快，那就要做一些使别人满意的事。”
这是1909年写下的经过许多年思考和经历的精彩的话。那时，他早已成为一位大富翁。在1872年，在标准石油公司成立之后刚两年，他曾写信给他的妻子劳拉：“你知道我们现在不算在石油上的投资，也富裕得不必为生计操劳——可是我相信我的石油股票最好……”像其他一些人一样，他认识到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只能花这么多钱，花钱仅仅为了买东西，“久而就立即使人厌”。说到底，一个人能比另一个人多吃多少·在这样大的财产不再使他愉快之前，一个人能买多少身衣服，多少幢房屋，多少件“东西”·“我研究有钱人的时候，”洛克菲勒下结论说DD我看只有一个方法能够花了钱而得到真正的等价物，那就是培养一种情趣，把钱花得可以产生持久满足的效果。
“取”和“予”是他日常生活的一个整体部分。这是他赖以生活的伦理，新教徒的伦理。起初，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只施舍几分几角给本堂教会支持各项事业。年复一年，他的分类账本表明，他的收入增加时，他就打破教派、民族和肤色的界线，捐赠越来越多的钱给越来越多的事业。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他每年的捐献超过100万元，洛克菲勒把心思转到一些复杂的捐款上。道理上讲不通的是，在他被描绘为石油妖魔，可是又是一位富翁的同时，却有成千封私人信件从各处蜂拥而来，求他帮助或给钱，或者二者俱要。他就在百老汇路26号设立了一个班子仔细看这些信。大多数是容易处理的。“这些信里边4/5是要钱供私人之用，除了写信者将乐于得到之外，并无其他需要考虑的名目。”他记载说。但是其他1/5的恳求还值得考虑。
他的第一笔巨大捐款是在教育方面。花去三年功夫，他决定资助一所浸礼会教义需要的新大学。1898年，洛克菲勒拿出60万元，建立一所新的芝加哥大学。附带的条件是，芝加哥人士应募集另外40万元。洛克菲勒的目的在于让一种社会义务植根在更多的人中间。
他们作为捐赠者会产生个人的关切，此后可以指望他们对这个机构给予关心的兴趣和合作。他帮助罗致可能招聘到的最好人员，去创办和经管这所大学，而且他坚定地告诉他们，他们必须使这所大学成为当地居民的一个整体部分，不要完全指靠他的捐赠。这是他们的大学，不是他的。他没有意思要管理它。他既不想使自己的姓名攀附在这项事业上，也不想侧身于受托委员会。他答应支持10年，随后，因为他将不再捐钱，大学就必须自给自足，而且他信守诺言。他先后访问过校园两次，而且只是在他去世之后校园里才有一幢建筑以他命名，即洛克菲勒纪念礼堂。且不提他付出了多少努力，提供了多少意见，他对芝加哥大学的捐款，在那10年里总额达3470万元。
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对他来说其意义恐怕和兴办芝加哥本身一样重大。这时他发现了一位新同事，叫弗雷德里克·T·盖茨。后来他变成了和他在石油事业方面的同事一样重要的人。从1888年盖茨呈送关于美国浸礼会教育的报告给他的那天起，他仔细观察了此人三年。他逐渐看出盖茨是他能钦佩的一个人，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在受任牧师圣职和浸礼会教育社秘书长之前，在一家银行和商界中做过工作。他有主见，自信，精神饱满，富有生气。
“坐下，盖茨先生。”1891年一天在开会讨论芝加哥大学的事情后，洛克菲勒对他说。这位38岁的牧师就坐下来。
“我的处境很困难，盖茨先生，”标准石油公司的巨头说。“呼吁捐款的压力已大得叫我忍受不了。我的业务责任这么重，实在没有时间或精力去适当地处理这些要求。我的脾气就是，在十分仔细地查明事业有价值之前，不能随意地拿出钱去。从事这些调查现在要我花费比标准石油公司本身工作还多的时间和精力。我或则必须卸去一部分负担，或则完全停止给钱。停止给钱我可不行。”
“你的确不能不给，洛克菲勒先生。”盖茨这样回答他。
“我必须有一位帮手，”洛克菲勒说。“我一直在注意你。我以为你是我心目中所要的人。我要你到纽约来，在这里设立一个办事处。你能帮助我在捐款方面做接待和调查工作，向我报告结果再采取行动。你看怎么样·”
弗雷德里克·T·盖茨说行。他就在金融区开设了办事处，后来才迁入百老汇路26号约翰·戴的办公处。盖茨替洛克菲勒担负起越来越多的工作，洛克菲勒坚定地相信必须赋予同事大量权力。一切请求捐款的事都送交盖茨去办，他直接向洛克菲勒报告。他们俩对明智地捐钱的宗旨和策略进行过无数次的讨论；互相摸索对方的意见，一起设法出主意；逐渐了解彼此的心思。在业务交往中守口如瓶的洛克菲勒对这位新下属信任到这样的程度，竟向他打开自己那些“分类账本”。细看了这些账本，才促使盖茨有一天说：“洛克菲勒先生，你的家产在往上翻滚，在像大风雪一样翻滚。你必须把它散得比积得还要快才行。要不然，它将压垮你和你的儿女以及你的儿女的儿女。”洛克菲勒表示同意，而且转过来对这位副手说，他想用他的钱寻求那些“要害”——击中“祸害的根源”，从而尽最大努力减轻人类同胞的灾难。
1897年在纽约州偏远的乔治湖度假时，盖茨阅读了威廉·奥斯勒的经典课本《医学原理与实践》，产生一个印象，此书讲到如何诊断100多种不同的疾病，可是只在寥寥无几的场合讲到如何处理一种疾病。祖父是大夫的盖茨的结论是，实际上只有1%的病例大夫能用知道的疗法医治人。对其他99个病例，他都没有什么办法，只有让病人舒服一些，听天由命。美国根本没有医疗研究中心——没有像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或者柏林的高呵研究所一样的机构。这是当年真正要向老约翰·戴·洛克菲勒呼吁去做的事。他度假归来就口授一份备忘录直接送给在克利夫兰度假的洛克菲勒，盖茨做得很对，约翰·戴·洛克菲勒对此很感兴趣。
为干好这项工作，盖茨又招请“一位同事”做细节工作。他是新泽西州蒙特克莱的一位青年律师，名叫斯斯尔·J·墨菲。他们俩都不是医疗事务的专家。但是他们知道如何进行。墨菲招聘了七位著名的大夫，他们和大多数大夫相反，相信医学研究，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靠洛克菲勒的赠款20万元于1901年组成。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学教授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被挑选当所长。向全国物色各种医疗科学杰出的人才，到1904年他们才在一幢租来的房屋中开始工作。
研究所的组织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以致后来甚至今天仍被认为处于医学界的先驱行列。研究所是围绕在那里工作的科学家组织起来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疾病、规划或目标。所里的科学家是按能力选用的，不用他们操心财务，信任他们研究自己的项目，管理自己的开支。洛克菲勒提供医学研究的费用，随后撒手不管。有如弗莱克斯纳博士在1901年设所解释的：“本所……一向被指望从事探索和梦想。我们的奠基人和他的顾问们实际上曾一再对我们说：‘不要急急忙忙搞出任何东西，不要担心做不出成绩。我们相信你们会做出成绩的，万一你们做不出，下一个人会做出的。这是信心，不仅是希望，这个人或那个人将最好地利用他的机会。你们千万不要担心。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几个世纪。随后突然间有人会给我们一个实际的结果。’”
坚持从事一个项目的人，不必等待往后的几代就见效了。在一年之内，弗莱克斯纳博士本人就突破了他亲自研究的流行性脑膜炎这一关。接着造成小儿麻痹症的病毒被分离了，细菌学的整个领域在这个研究所里为全世界开辟了门路。野口英世博士在这里研究黄热病、寄生虫病、狂犬病和梅毒的工作在全世界出了名。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博士在今天还在使用的外科手术方面一马当先，开辟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的道路。在那些年头里，研究所的科学家由于他们的工作获得了12项诺贝尔奖金，比任何其他一个研究所获得的多。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在十年之内成为这类研究所的头牌。它还立刻成为全世界设备最好的研究单位。洛克菲勒按照需要提供金钱，花100万元兴建第一幢实验室大楼，随后花几百万元设立第一个医院和实验室综合机构，随后又因扩展研究所工作花几百万元。老约翰·戴·洛克菲勒在把财务责任移交给儿子前，一共捐给研究所大约6000万元。
研究所是小约翰·戴·洛克菲勒投身慈善事业的第一件重大事业，在他一生之中它始终是他的心肝宝贝，他在1897年离开大学，跑去替父亲工作时，就密切地陷在创办医学研究所的具体事务中，甚至奔走挑选和弄到纽约东河沿岸的所址。1910年他成为第一届受托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成为主席。他一直保持这个职位到1950年他74岁的时候，虽然作为一项政策在65岁时他已辞去其他一切机构的职务。
小约翰在27岁时创办了第二宗大的洛克菲勒慈善事业，甚至对洛氏家族来说，在出钱的手段、方法和数额上，也是一大跃进。其任务不亚于“在美国国内不分种族、性别或信仰地促进教育”。它的焦点在南方，那里的教育设备和教育标准陷在深渊之中。其真正目的，当时不能公开说明，是帮助提高梅森—狄克森线以南的黑人教育。
老洛克菲勒在那些年头里捐赠过数量可观的钱给黑人事业，特别是给南方浸礼会办理的学校和学院。小洛克菲勒于1901年，作为罗伯特·C·奥格登的客人之一，去巡视一些南方的学校，奥格登是长期和百货公司大王约翰·瓦纳梅克同事的一位商人。乘坐的是南方人嘲弄地称为“百万富翁专车”的包用火车，但是出这笔费用的奥格登真想使50位客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上，作为点燃远南各州工业觉醒之火的一项手段。
旅途即将结束时，华盛顿和李氏大学校长亨利·圣乔治·塔克向这些北方人提出了最有远见的忠告：“假使各位的打算是教育黑人，你们必须有南方的白人和你们站在一起，”他对这批人说，“假使穷白人看到黑人邻居的儿子享受各位慷慨解囊的捐款，他的儿子却享受不到，在他心里就引起一种感觉，这将使各位的一切工作归于泡影。假使各位要获得成功，你们务必把贫穷白人和黑人一齐关怀。”
小洛克菲勒怀着一种任务感旅行归来。这是一次真正的机会，以一种根本办法帮助人类同胞。这是一项很必要的计划，只要不触及南方人的敏感问题，就没有人能予以反对。小约翰报告了他的调查结果，同父亲和盖茨一起讨论了可能性，然后征得另外几位的支持，其中包括浸礼会国内布道会秘书华莱士·布屈里克博士的支持。1902年1月，他们三位和“百万富翁专车”的六位知名人士开了会。他们决定推进这一计划。一个月之后，在第二次会议上，小约翰代表父亲认捐100万元。一年之后，1903年，小约翰的岳父，参议员纳尔逊·W·奥尔德里奇，疏通国会就这一计划通过了组成一般教育委员会的决议。布屈里克博士被任命为执行秘书，盖茨连同小约翰和其他一些发起人被任命为受托委员会成员。他们以通常的业务方式着手工作，详细调查南方的教育状况和提出各种不同建议，“不分种族、性别或信仰……促进教育”的。
南方的小学教育因为老师所受到的训练不足，低于法定标准；大多数孩子因为缺乏中学，念了八年或几年小学就休学了；委员会本身决不能筹集足够的钱去兴建需要的学校或培训遍及南方的教员；此外，联邦政府不会，而且州政府也不愿意为了这些目的花钱。
这一问题盖茨和小约翰领导的受托委员会有了解决办法，打算付给南方有关州立大学选定的教员薪金，这些教员各自在本州选择需要办中学的地址，延揽公民去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同时制订需要培训教学人员的计划。
这一方案的实施，还需要几百万的巨款。计划庞大、新颖而未经检验，盖茨的眼光甚至还超出了南方教育的直接需要，他向老洛克菲勒建议把一般教育委员会的责任承担下来。1905年6月3日，在和小约翰商量之后，盖茨给老洛克菲勒写了他在慈善事业上提供意见的最有意义的一封信：
“在您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您和您的儿女在活着的时候应当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形式，将您的巨大财产作最后处置……否则在现在活着的几个人去世之后，这份财产一定像某些大财团一样，有不可测量的而且恐怕是不祥的可能，完全落入不知是谁的手里。”
盖茨的这封信又长又详尽，展望着一笔笔分开的、用途分明的基金，用于医学研究，用于艺术，用于促进科学的农业，用于促进“美国公民的聪明和美德”。小约翰，这位法定继承人，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建议，自己写一封信给父亲说：“盖茨先生给您的信，在我看来是财产的最全面处理……我十分希望实施这项计划。”
在两个星期之内，老约翰·戴·洛克菲勒即捐赠给一般教育委员会1000万元。18个月以后，他又捐赠了3200万元。委员会小心而机智地朝前推进。南方所有各州一无例外，都及时为这项计划提供中等教育的教员。一个城镇跟一个城镇的公民领袖参与设立更多学校这一改革运动，在此后15年间为整个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学生兴建1600多所新的中学，耗资约4600万元，全部靠地方税收筹集。这些新学校的效果和反响刺激了南方，特别是那些穷困地区的整个教育制度。新的中学给学院和大学输送了更多的学生，并且给小学的最初八个年级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
一般教育委员会还认识到南方的一个教育问题：贫穷拒一些农村儿童于学校之外。没有在这一问题的规模和范围上退缩，委员会把它的计划扩大到研究如何帮助平均收入低的棉农，学习新的科学耕种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需要使农民确信，那些令人激动的科学耕种方法比他们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方法好。委员会在调查了整整一年之后聘用西曼·克那普示范耕作，他在南方从一个城镇跑到另一个城镇，向最有影响的农民表演克那普的方法，使棉花的每英亩产量增加一倍，甚或增加两倍。当下一次棉花收获证明克那普的论点时，这一地区的农民很快接受了新的耕种方法。以当地为基础采取自助的政策，又成为一次非凡的成功，成了美国科学耕种的一个真正的开端。
一般教育委员会进而向西部资助扩大高等院校的招生名额和开设课程，但是有双重条件：一是接受这种资助的每个院校要改进它的计划和财务行政，二是它还要罗致当地社会其他人士的支持。委员会向134所院校捐赠了2000元以上，而院校轮番募集了另外7650多万元。办到了这一点，洛克菲勒又于1919年捐给委员会5000万元，其中4000万元在此后五年内分配给170所院校，加上当地筹集的大约8300万元，用以提高教员薪金。合在一起，小约翰·戴·克菲勒一共给了一般教育委员会和它主持的工作12900万元以上。他似乎特别高兴这样干，因为他的捐款诱使其他人跟着他一起捐款。他说：“如果联合起来经营事业有效力，可以节省浪费和获得较好结果，联合起来办慈善事业一样会有好效果。”
在远南方一个火车站的一次偶然议论，引发洛克菲勒的另一番慈善事业。一个人指着一个肚子凸得大大的、畸形怪状、悲惨可怜的人对另一个人说：“那个人的病状是由于钩虫的传染引起的。花大约5毛钱买药就能把他的病治好，过几个星期就能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这段话出自一位内行之口，他是美国公共卫生署的查尔斯·沃德尔·斯蒂尔斯博士，他在钩虫传染病方面已工作许多年，可是谁都把他的呼吁当作耳边风。听这段话的人是沃尔特·海因思·佩奇，一位杂志编辑，一般教育委员会发起人之一。佩奇热情洋溢地试图提高南部的生活水准。
斯蒂尔斯解释说，钩虫只有1/3英寸长，通常在一个人赤脚在脏地上走路的时候，通过他的脚进入人体，寄生在小肠里，孵出几千枚卵，以它的毒液使此人衰弱。疗法很简单：几剂麝香草酚使它松开钩子，再服泻盐泻一阵肚子把它打下来就行了。
佩奇带着这位好心的大夫去见一般教育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布屈里克博士。布屈里克聆听了他的叙述，带着斯蒂尔斯去见盖茨。盖茨把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弗莱克斯纳请来，在斯蒂尔斯的资料被核实之后，盖茨就跑去见小约翰·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立刻拿出100万元，成立了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起初在南方受到嘲弄。但是到1913年已有大约90万人接受检查，50万受了传染的人得到治疗。到1927年，将近700万人被治疗获愈：钩虫病在美国就不再是传染病或危症。
洛克菲勒的慈善事业逐渐发展：医学研究所、一般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相继运转。他还想开创一项永久性的独立的慈善事业，其捐款之巨可使被任命帮助经营这一事业的人自动地成为全国性知名人物。盖茨和小约翰一起研究过其中种种复杂情况。这一计划预想建立庞大的基金，工作范围没有限制，规模是世界性的，宗旨是资助和促进“触及个人或社会的福利，解除不幸或悲惨生活根本”。到1908年3月，计划已草拟出来，小约翰就再一次写信给他的岳父参议员奥尔德里奇，此次是要他在国会里倡议替洛克菲勒基金搞一份联邦凭证。与1903年教育委员会迅速获准不同，此次，联邦政府正在对洛克菲勒和标准石油公司提出反托拉斯的诉讼。司法部长乔治·威克夏姆竭力反对洛克菲勒基金的永久计划。他争辩说，联邦政府不能在法庭上很好地设法破坏洛克菲勒的财源，随后又不能通过国会立法，使这笔财产“通过一小批人绝对控制1亿元或更多的收入”而永久存在。塔夫脱总统同意他的财政部长的意见。
洛克菲勒的抗辩，在当时无济于事。1908年的美国情感是剧烈反对洛克菲勒的。要使洛克菲勒基金成为法人团体的法案在一届一届的国会里被束之高阁，一直到法案被撤消。洛克菲勒基金连同一张“促进全世界人类福利”的凭证，直到1913年5月才在纽约州立了案。小约翰当了第一任总裁，随后成为以后23年的董事长，把自己的工作集中在加固基金的财务基础上。原属业务主管的一些继任总裁证实了盖茨要成为全国显要人物的看法。其中两位接着从洛克菲勒基金出去后充任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腊斯克。当卫生委员会和劳拉·萁斯丕尔曼·洛克菲勒基金的工作由洛克菲勒基金吸收过来的时候，老约翰又在原来基金的1亿元上增加了8300万元。
应当说明的是，老洛克菲勒并没有付出现款。他给的是股票和证券。这些赠予都没有附带条件。所有洛克菲勒的慈善机构都配备着知识渊博的理财人员和证券专家，而且尽可能靠证券收入生存下去，只有在绝对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能动用本金，这一点成了一项政策。因此，例如得到1828511万元捐赠的这笔洛克菲勒基金，在这些年头里已支出1亿元以上，其总资产至今仍居仅次于福特基金和约翰逊基金的第三名。
洛克菲勒基金从1913年起所作捐赠的范围、广度和复杂性，足以写成好几部书，它们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贤明而造福于人类的超政府在从事工作。事实上，美国政府在20世纪后半叶办理的卫生、教育和福利事业，看来许多是洛克菲勒在本世纪前半叶发轫为先驱的。首先集中在疾病这一“全人类的公敌”上，基金资助一些大夫和医学研究人员向疾病作战：六大洲52个国家中的钩虫病，全世界所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疟疾，南美洲和非洲的黄热病。这些科学家和大夫的工作业绩是为现代人解除了这些疾病的灾祸。从健康和疾病这一领域，转而集中力量在世界各地饥饿和粮食供应上。由基金资助的一些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发展了玉米、小麦和大米的新品种，它们对全世界一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福利提供帮助。它继而资助科学工艺方面的拓荒工作，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芒特帕洛马山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天体望远镜，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装置了有助于分裂原子的回旋加速器。在1600多名由洛克菲勒基金为其负担费用的洛克菲勒研究员中，有J·罗伯特·奥本海默、恩里科·弗尔米、阿瑟·康普顿、亨利·史密斯和其他一些人。
这些巨大的事业一桩也不是生来就发育齐全的。洛克菲勒基金在领到凭照的时候，开始只有两个人，小约翰·洛克菲勒当总裁，杰罗姆·K·格里恩当秘书，在百老汇路26号一间围起来的小办公室里工作，室内有一个四屉文件柜。每一事例的最初工作是找到一些工作人员、专家，去指导洛氏计划要办的慈善事业从小约翰踏进洛氏办公室那天起，直到他父亲去世止，儿子在长辈的各种事务上负起越来越多的责任。父亲要他凭经验揣摩学习，并且自始至终支持他。他从不出给他任何授权书，然而儿子知道，父亲指望他不用商量在大大小小的业务往来上签父亲的名字，下面小签自己姓名的缩写。“照你认为正确的去干，约翰。”是父亲对儿子提出的问题最频繁的答复。有问题时，他就给予教导，可是决不指挥儿子做这件事或不做那件事。当小约翰在华尔街初期办事，蒙受耻辱，被人在保证金账上骗走大约100万元时，父亲倾听了儿子解释这次惨败的每一细节，随后简单地说，“好吧，约翰，不要发愁。我会叫你渡过难关的。”仅此而已。对往事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关于将来的警告。儿子却永不忘怀父亲是怎样处理这一局面的。
在那些年头里，在这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互相信任、互相钦佩、互相忠诚的深深的感觉。儿子有意识地仿效父亲的生活、工作习惯。老洛克菲勒则倒过来一再以感激的心情答复他。他于1918年写信给儿子说：“此乃上苍的恩赐，曾经把你的生命保留下来，在我卸下责任时担起这些责任来。早些年我没有能预料到这些责任会变得如此重大，我也没有能梦想到你竟已如此迅速而令人满意地起而迎接它们，而且在我在交卸这些义务时仍在往前走。在我能对你说的一切以外，我表示欣赏，我表示感激。”
随着洛氏主要慈善事业洛克菲勒基金、医学研究所、卫生委员会和一般教育委员会的发起和推进，老洛克菲勒把注意力转向合于逻辑的下一步。开始把洛氏家产及其义务移交给儿子的时机业已来临。在父亲的办公处工作的那些年头里，小约翰已表现出他对执行家族工作方面所做的准备。从1917年开始并且在以后五年期间继续进行，老洛克菲勒把家产不加附带条件地移交给自己的独生子和继承人。他并不一下子全移交给他。他把家产移交给儿子的方法是和他的其他一切施舍相似的。收受者首先必须证明自己配领这份钱，随后分阶段给予这个人。然而这一切干得很简单，很直截了当。老约翰1917年78岁时，儿子43岁，他准备卸掉那些责任，处理自己的财产和处理向他提出的财务援助责任，他觉得二者往往有很大冲突。接近80岁时，他想简化他的生活，多打些高尔夫球，尽情享受轻松愉快的晚年，和不追求自己钱财的老朋友讲讲话，施舍一些银角子去结识新人，在下午坐汽车出去兜风时让人上来搭便车，以使能知道一些自己不接触的事物。
他于1917年设置的信托基金，以赡养两个还活着的女儿，伊迪丝·洛克菲勒·麦考密克和阿尔塔·洛克菲勒·普雷恩蒂斯以及她们俩的家属，随后开始把其余的现金、红利支票、股票、债券和房地产交给小约翰。有如他所解释的，“我生前和在遗嘱里立下赠予约翰的礼物是我的愿望促成的，我希望他像过去一样为人类的福利去使用我的财产，而且我知道他将继续这样使用。”每一次赠予都以一封简短的信宣布，远不及任何父亲寄每月的生活费给在大学念书的儿子写的信那样大吹大擂。
小洛克菲勒从来不把父亲的那些赠予视作理所当然。每次送来一笔，对他来说，父亲对他还继续信任。赠予并没有特殊的形式。似乎老洛克菲勒在随时检查公文包里的股票、债券、股息和房地产，他把要放弃的那些送到儿子那里去。这些慷慨赠予是一次送一笔，并不许诺以后还要送。
这些赠予或移交财产的信件一直继续到11月份，11月的第一周70万元，一周之后是100万元，三天之后又是100万元，随后50万元，随后又是50万元。下一个月，父亲送交儿子一些纽约州的债券和纽约市的公司股票，面值2068元。两个月之后又送去统一煤公司的股票111135股，价值在900万元以上。
到1922年年底，已83岁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办人老约翰·戴·洛克菲勒已移交给儿子的财产和证券，按当时市价计算大约在4亿元以上。
就任何人知道的事来说，这些赠予和赠予的方式，如果父子之间曾经讨论过，也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俩的私人关系如果不说拘谨，也是含蓄的。他们俩肯定互相亲爱，彼此关怀，但是他们俩不是当面提出情感问题讨论的那种人。写信这一文雅的艺术是用来作为一种交换信息的手段，不使任何一方感到发窘。
因此，小洛克菲勒和他的妻子阿比于1921年去周游东方的时候，他趁此时机写信给父亲谈起他们最近一次去看父亲的情况：“在我们动身之前去看您的那一个夜晚，静悄悄地和您呆在一起吃饭，对我来说是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最幸福的事件。您那简单、深爱而温柔的祝词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之中，可是您决不会知道，您的日常生活曾多么深深地影响我的生活，您的生活如此仁慈、朴素、无私而慷慨，同时又如此坚强，如此勇敢和如此容忍。那天夜晚离开波坎铁柯的时候，我想到，这是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的，在我生活上有这样重大影响的，不是您以劝导或告诫的方式对我说的话，作为二者都是非常稀有的，而是您自己树立的榜样。”
到过老约翰·戴·洛克菲勒家里的每一个人，离开时总怀有一种对他的沉着、忍耐和简朴的敬畏感。他那沉默寡言而假装出来的自信仍不减当年。似乎他对人生看得平淡，在享受晚年简单的欢娱，把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气候温暖的佛罗里达州奥尔蒙德海滩，在礼拜堂里和街上与人聊天。他从来不喜欢回头看、重温或抱怨往事。62岁时，他买下了新泽西州莱克伍德那里的一个旧俱乐部会所和75英亩土地，以便每年能多玩几个月高尔球。79岁时他买下了佛罗里达州奥尔蒙德那里的“窗扉”，那是一所有灰色瓦顶墙和许多大窗子的住宅，他像早年在波坎铁柯一样美化庭院和修造新的阳台和平台，以便观赏哈利法克斯河而不是哈得逊河的壮丽景色。但是他保留着他44岁时买下的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的那个席位，以便买卖股票。
标准石油公司创办人约翰·戴·洛克菲勒逝世。时间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他毫无痛苦，不知不觉地平静去世，享年97岁。
尽管他是高龄，他的去世还是出人意料。他的身体已经虚弱，体重不到100磅，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并非因为他残废不能动弹，而只是保养他的气力。就在一星期前他还到牙科大夫那里去接受过半年一次的常规检查，接待朋友和访客。三天以前，梅里岱博士检查过他的身体，认为不用担心，还用电话向波坎铁柯山上的小洛克菲勒作了报告。这位大夫说，他父亲的状况“和寻常一样好”，他“欢畅而高兴地照顾他每天的书信往来，对当天的新闻和大事表示敏锐的兴趣，而且每天坐汽车出游长长一段路”。最后一个星期六，他还在花园里晒太阳，和司机的8岁女儿露西尔·弗拉斯加闲聊，向她保证“明天见”。可是当夜他对他的秘书沃德·麦迪逊承认“我很疲倦”午夜之后不久，他从睡眠转入轻微昏迷状态，仅仅在下午2点钟起床一次，叫他的贴身男仆约翰·约尔第“把床抬起一点点”。这时候大夫已经来到，但已毫无办法。
在家具稀稀拉拉的大卧室里装有氧气和一些医院设备，在床边是他的大夫、一名夜班男护士、他的贴身男仆和范尼·埃文斯夫人，她是他的远房堂妹，自从他的姊姊露西1915年去世以来，她一直愉快地当他的管家、同伴和招待客人时的女主人，替他服务了16年。
死亡的正式原因是巩膜心肌炎——心肌硬化，或者简单地说是高龄。在死亡证上，埃文斯夫人在他的职业栏上填上“股票交易所成员”，业务是“买卖股票和债券”，死者最后供职日期一栏埃文斯夫人说是“到死为止”。
在波坎铁柯山，这一消息是泰然地接受的。他的儿子决定在基库伊特的住宅里举行一些简单的家庭私人仪式，传信叫他的六个儿女回家参加丧礼，其中四个就在纽约地区。纳尔逊在巴拿马得到通知，刚下飞机，就有人告诉他“马上给家里挂电话，你父亲去世了。”小约翰分发两份相同的海底电缆电报给两位姊姊，她们一个在伦敦，另一个在瑞士：“在仅仅几小时的虚弱后，老太爷已于今日清晨逝世。他死得和他活着一样安详愉快……约翰。”
在“窗扉”那里，23名男女雇工，加上几位亲密朋友，集合起来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随后把尸体装在一口简单的木棺材里。移送到挂在开往纽约列车上的卧车里。
两天之后的初晚，火车驶离塔坦克敦的一条侧轨上。洛氏全家和少数邻居站在长得高高的荒草丛中等待棺木卸车，装在一辆灵车上，驶行兰英里路回到洛克菲勒家的庄园。
庄园的14英尺高的意大利式的大门被关锁起来，不让公众和报刊记者入内。第二天，在主宅的中央大厅里，全家和大约300名雇员在早晨11点钟参加又一次简单的丧仪。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牧师念诵圣经，教堂风琴手哈罗德·米里甘用老洛克菲勒心爱的皮管风琴弹奏赞美诗。11点钟，标准石油所有的办事处、炼油厂和卫星公司，同时停止工作五分钟，向石油贸易的创始人致哀。
第二天，直系亲属全部在场，老约翰·戴·洛克菲勒的遗体安葬在克利夫兰的湖景公墓，和他妻子劳拉的坟墓并在一起。他的坟墓以一块28英寸、14英寸高的简单墓石为标志。
在处理金钱上永远有效力有远见的、美国第一位亿万富翁，只留下2641万应税财产供遗嘱检验。联邦税和州税依法取走60%，约1600万元。庞大财产的其余一切早已在他身前散发掉，给大多数活着的亲属，给他贴心的一些慈善事业创立一笔笔信托基金，并赠送给他的儿子，以便他能执行后半生的工作。甚至他死在里面的住宅也不归他所有，屋主的名义是他的儿子。财产的大部分是财政部证券。1937年的股票市场正处于历史上最低的低潮中。在他所有的标准石油公司股票中，老约翰·戴·洛克菲勒只替自己保留一张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第一号股票。他的逝世成为当天报纸、杂志和刊物的大字标题新闻。历述他生平事迹的讣告充满整页整页的报纸。但是股票市场没有显示反应，没有进一步下跌。全国的石油公司没有发抖，它们继续生产、炼制并向全世界推销美国的石油。
父亲去世时，小约翰·戴·洛克菲勒已牢牢掌握一家的财产和权力。到父亲把46500万元移交给他时，他已掌权15年。早先，小约翰不过跑腿，就一切家族企业、商业和慈善事业和父亲商量，但是从1922年起，小约翰就开始作最后决定，分发必要的钱。在继续监督像洛克菲勒基金、医学研究所和一般教育委员会这些慈善事业之际，小约翰还独力岔出去干他毕生持久而强烈爱好的工作：保护自然。他怀着一种宗教热忱酷爱野外生活。他永远不停地欣赏山陵的宏伟、湖泊的宁静和绿野的开阔。随着这种享受，他认识到凡是他所享受的，其他人也应当享受。早在1910年。买下缅因州海豹港荒岛上的夏季住宅时，他就开始认识到，他所知道的该岛崎岖起伏之美终将因私人拥有一块块土地而遭受破坏。为了保存这一景色优美的岛屿，他跟着其他人买下了大约3万英亩未耕过的土地，从北边的法国延伸到南边的大西洋。随后他设想沿着岛的周边开辟一条公路，以便游客能毫无干扰地享受优美的景色。想实现这一设想需要许多年的辛苦经营，他亲自设计这些道路和桥梁，监督这条沿海大道的铺筑。他遵循一条保护自然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往后的岁月中将一路发展下去。仅仅保存荒芜的土地还不够，这片土地还必须加以利用，以便人们能享受保存下来的自然美。这3万英亩土地，道路畅通。起初靠马匹和马车，随后通行汽车。后来他把它们全部捐给政府，成了阿卡迪亚国立公园，密西西比州以东第一个国立公园。
小约翰1924年周游过一次西部的国立公园，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新墨西哥州的班得利厄国立纪念碑、科罗拉多州的梅萨·维尔达和怀俄明州的黄石公园。他带着约翰第三、纳尔逊和劳伦斯一起去，他们背着背包，骑马或步行穿过这些公园。小约翰·戴·洛克菲勒承担保护天然的责任始自1924年的一次旅行。他和孩子们在梅萨·维尔达参观史前印第安文化的废墟时，请公园管理处主任杰西·奴斯巴姆向他们讲解了那些错综复杂的悬崖宫殿，小约翰就决定捐资就地兴建一所公园博物馆或一个问讯中心，以便将来的游客也能有人向他们解释这些景物。这一试点工作进行得非常好，以致美国今天全部国立公园和大部分州立公园都有问讯中心或自然博物馆为游客造福。在黄石公园，小约翰看到倒在公园道路两旁的大小树木和乱石碎砾，为之大吃一惊。得到的解释是国会拒绝拨款清理路边。因此小约翰花5万元资助了清理和美化道路，向人清楚地表明能够干什么和应当干什么。五年之后，清理所有国立公园道路又成为政府一项永远的政策。
1926年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第二次旅行西部，小约翰穿越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林、国立黄石公园，随后去就在黄石公园南面的大特顿山，把这一带的山描写为“曾经看到的可称最雄伟和最壮丽的高山……一幅在我看来是无与伦比的瞬息万变的奇景”。这里也是一批自然保护者奋斗了若干年，想说服联邦政府把这一奇美的地区作为国立公园。问题是，这片土地的1/5，横贯在两条山脉之间、提供高峙1300英尺的大特顿山景色的最胜部分，散布着私有的农屋、摇摇欲坠的建筑、墙板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以杰克逊洞著称的这一山谷，不可能包括在特顿山国立公园计划内。小约翰决定做政府所不愿做的事：全部买下牵涉到33000多英亩的私人业地，使杰克逊洞成为一个完整体，当作礼品交给公众。
这些决定是小洛克菲勒的决定，但不是轻易作出的。它们要花费时间、精力来研究。按照小约翰·戴·洛克菲勒的心意，一度对一项事业承担义务，他就把它看作一宗没完没了、永远前进的誓约，除非有良好而充分的理由。假使一项事业值得办，他就打算办到底，而且要按正确的方法去办成。在涉及购买土地供公众使用这一保护自然的行动内，有的是大力反对的私人业主、牧场主、农民、伐木工人，有时还有政客。今天看作有价值的自然保护事业，当时要花若干年谈判和几百万元金钱去完成。洛克菲勒家在建设缅因州阿卡迪亚国立公园上花去300多万元；购买土地，把特赖恩堡公园送给纽约市花600多万元；替纽约州抢救沿哈得逊河的帕利塞兹河边悬崖花1000多万元。他捐200万元给加利福尼亚州的“抢救红杉林同盟”；164万元给约塞米蒂国产公园；16万元给谢南多亚国立公园；而为大特顿山杰克逊洞的保留花去1749万元，把山陵绵延的荒野改造成为游客享受的游乐地区。所有这些工程都是小约翰协同当年那些杰出的自然保护者，像费尔菲尔德·奥斯本和霍勒斯·马尔登·阿尔布赖特之类的人士，承担下来的。
消耗他更精力及金钱的自然保护事业是恢复和重建一个殖民时期的城市。那是弗吉尼亚州殖民时期首府威廉斯堡，在那里美国的殖民地开拓者曾决定要建设一个独立城市。帕特里克·亨利曾在州众议院里高呼“不自由，毋宁死”。这个城市在那些年月里碰上了恶劣时代，其遗迹大部分被忽视，其美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糟踏殆尽。把殖民时期的威廉斯堡恢复到18世纪的美丽久已是当地布鲁顿教区区长威廉·A·R·吉德温的梦想。他找过几位财主，J·P·摩根、亨利·福特和其他人，但是直到1926年他带领小约翰·戴·洛克菲勒巡游全城，向他解释150年前每条街道上现在矗立着什么建筑的时候，他的设想始终没有积极行动。逐渐地，小约翰卷入了这一美国遗迹的恢复、重建和保存之中。在其他一切规划中，殖民时期威廉斯堡成了他心爱的规划。他迁进威廉斯堡重建的巴西特厅，每年两个月用它作住家，春秋各一个月，以便能亲自在场搞这项工程，他知道这项工程将跨越他的余生。最初预想是500万元的一桩事业，为了几百万美国人的利益，最后增加投入到5260万元。总共恢复了81所殖民时期原有的建筑，按图纸重建了423所殖民时期的建筑，迁走或拆毁了731所非殖民时期的建筑，重新培植了83英亩花园和草坪，兴建了45所其他建筑物，供公众旅游之用。
在1928年他招任奥托·康恩等人的建议，又替大都会歌剧院盖了一个新歌剧院，这主意是想使新歌剧院成为纽约市一个公共广场的焦点。整个地址从五十八街到五十一街，从五马路到六马路，占地12英亩，属哥伦比亚大学所有。在适当商洽和仔细考虑之后，小约翰签署了一张24年的租契，每年租金330万元，期满以后续租与否听租户自便。在1928年9月，开始在这份地产上拆毁228所褐色沙石的旧房屋和商店。盖新歌剧院的设计委托他人办理。随后发生了1929年10月29日的震惊事件，股票市场崩溃了。大都会歌剧院失去了出售现有财产的机会，新歌剧院的支持者很快烟消云散。小约翰·戴·洛克菲勒手里留下的是那张每年付330万元地租的凭据，这张凭据在美国那次最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只产生30万元的收入。
在此后几个月里，经济状况逐步恶化，小约翰为此不得不独自作出决定而痛苦万分：或者放弃这项计划减少损失，或者另作计划自己一个人干下去。1929年12月，衡量着自己的信心，他决定独自一人干下去，建立一个现代建筑的娱乐场所和商业复合体。
小约翰的一位同事描写他那些时日的情景，说他马上“没膝地陷身在蓝图之中”，手里拿着他那支四英尺长的尺子，默默地但坚定地充当三个不同的建筑公司送交他的方案和建议的仲裁人。这些公司是受他的委托进行设计的。
对洛克菲勒说，这也是一项挑战性的巨大事业。除去涉及的金钱外，这还是第一次作为一个整体群来设计和兴建的摩天大楼。一共有14幢大楼，中枢的一幢是70层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大楼。设计是现代而且有使用价值的，与当时在纽约流行的巴罗克式和哥特式建筑物大相径庭。把它作为对现代城市建筑发展的尝试，小约翰故意留出或者“浪费”15%的空地，以便在建筑物周围设计充分的通风空间。一些房地产专家迅即称这整个计划为“洛克菲勒蠢事”。他们不能理解在这样一些办公大楼四周留出开阔空间的设计。
建筑洛克菲勒中心时，小约翰要这个工程有使用价值，为将来在这些大楼里工作的人员服务，可是还要它尽量漂亮，满足人们的审美观点。当股票市场继续下跌，商业彻底失败，其他建筑工程被放弃之际，当失业带来抗议，资本主义整个经济体系遭受攻击之际，小约翰从不对他建设洛克菲勒中心这一目的产生动摇。早在交通拥挤使大的地下存车库和装载供应品的运输公司有理由多要钱之前，他就付给他们额外的钱。他继续铺草种树，布置一些屋顶花园，做最好的艺术工作，以点缀这项工程。他充分认识这一庞大计划，是在直接为715万多人，间接为供应洛克菲勒中心所需物资的其他2215万人提供就业机会。
这项工程与原来估计十分接近的全部造价约为12500万元，其中1/3是向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抵押得来的。2/3由洛克菲勒以现金支付。小约翰在收到账单时出售自己的热门股票一一照付。他的传记作者雷蒙德·福斯迪克问他，在经济萧条期间承担兴建洛克菲勒中心这一工作是不是出于勇气的时候，小约翰对勇气的事情作了经典性的答复：“我不知道是不是勇气。一个人往往进入只有一件事可做的局面，并无可供选择的办法。他想逃，可是无处可逃。因此他顺着眼前唯一的道路朝前走，而人们称它为勇气。”
洛克菲勒在其成熟时期的活动是卓越的，因为他不仅陷身在兴建纽约市的“城市中的城市”这一工作中，还从事恢复和重建弗吉尼亚州的一个殖民时期的城市，购买原始森林作为荒地保存起来，或者辟作向公众开放的娱乐地区。他试图把新教徒教会的各个教派拉拢到一起的兴趣也毕生不减。同一时期内，他在兴建河边教堂这一工作上也起有作用，河边教堂是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建筑物，此后将充作纽约市最杰出的不分教派的礼拜堂。
支撑所有这些活动的主题是，应当把他的财产贤明地花用在促进人类福利上。小约翰·戴·洛克菲勒从来没有忽略过这一目的，他很自觉地把这一目的看作自己的责任。这是他觉得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他不指望人家赞扬他所做的好事，他不要什么奖章来纪念他的功绩，并且说他“不要他的名字粘贴”在洛克菲勒中心上，他愿命名它为“无线电城”。在宣布他那些遗赠、赠予或建筑计划时，没有什么宣传，当然更没有什么鼓吹。他很愿意处身幕后，而且和他聘用来的同事处于同等地位上工作。那些年的种种经验使他在土地开发、建筑、建设，及在经管钱财方面，成为一名“专家”。在他自己的头脑里——而且他一再这样表示，他认为在父亲去世之后，自己是洛氏家产的“管家”或“保管员”，把这笔钱贤明而有效地使用，不是挣更多的钱，而是起共同福利的效果，这是他一生的“责任”。在父亲退休以后的所有岁月里，他独自继续工作的时候，他总称誉归于父亲而不归于自己。他从来没有忘记，也不让其他人忘记，他自己的金钱、影响和权力是从父亲那里取得的。他喜欢说，他最自豪的称号将始终是“我父亲的代表”。
老洛克菲勒1937年5月去世时，原来计划的14幢洛克菲勒中心的建筑业已完工，此时小约翰63岁。他自己一生的工作多数已经完成，虽然他拆掉了自己和父亲在西五十四街的城里住宅，腾出地方建现代美术馆。他和妻子搬进了波坎铁柯山基库伊特的住宅。他依然拒绝去掉自己姓名上的“小”字。他解释说，他决不会是约翰·戴·洛克菲勒，因为只能有一位约翰·戴·洛克菲勒。
他不仅满足于当“我父亲的代表”，而且以此为骄傲。因为他曾继续干父亲的工作，他还要他的五个儿子继续和扩大他自己的事业，他知道他不能强迫儿子们这样干。父亲曾经以身作则教导他，他也愿意引导儿子们过有用的生活。
若干年之后，当他自己处于完全退休的边缘时，洛克菲勒的第三代已在各自的行业中立住了脚跟，小约翰在纽约州商会上的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中解释了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一直没有世代的差距。他说，40年来他都和父亲一起工作，从走进他的办公处起DD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我唯一的愿望是尽我力之所及帮助他。
我总是一样高兴地替他上鞋油，装提包，在国内外充当他旅行的服务员，在作这些旅行时替他写信，译业务电报，有如我后来在他的各种权益上，代表他处理信件和接待访客一样。
“在踏进他的办事处以后任何时候，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也没有直接或通过他的同事们对我说过，我该干些什么。完全让我自己设法越快越好地熟悉他的种种利益，而且在我认为适当的时机帮助他。他从不给予我任何权力、任何授权书或任何名义。就是若干年间，在帮助执行他的计划，处理要他承担大额款项责任的无数文件上，也是以‘小约翰·戴·洛克菲勒’签署他的名字。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对我代他签字的合法权利提出挑战，他从来没有，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信任我，知道我分担了他关于商业信誉和社会职责的崇高理想。当我的经验逐渐增长的时候，他对我所作判断的信任也就随之增加。他随时送我的那些大笔赠款提供了这一事实的充分证据，这些赠款使我能在以往的岁月里继续按我自己的方法从事为全人类的工作。”
这次讲话描述了小约翰为洛氏第三代所制定的方针路线，因为他的儿子一个一个地进入了他的办公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