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本是阖家团圆的喜庆日子。旧社会，杨白劳离家躲年，躲避地主逼租讨债。现在我也躲年，躲避浪费光阴的应酬。上帝给予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呀。
打倒“四人帮”我欣喜若狂！可以重新从事文学写作了。“反右”之后我被迫搁笔二十年，唉，人生在世有几个二十年呢？当时的口号是：把失去的时间再夺回来！
我一家四口蜗居斗室争夺时间。两个孩子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妻子进修医师，我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四个人共用一张饭桌，八条胳膊打架，热火朝天。好赖我也是一家之长呀，高姿态，撤退到床上，百多万字的作品是趴在床上写出来的。
我曾公开放话：“有房就是娘！谁为我提供一房一桌一凳，我就给谁写字。”结果是元旦春节，鄙入住遍了上海、成都、广州、北京、长沙几家电影厂的招待所，埋头写剧本，报效房东。四年他们拍了我的七部电影，两厢情愿。
20世纪末，住房条件好了，我就藏在家里打电脑，不寄贺年片，不打电话，更不出门拜年，仍然给亲友造成外出躲年的假象。我会算账，从元旦前到春节后，足有两月时间，若串门拜年，吃肉喝酒，打牌跳舞，这点儿时间转瞬即逝，真可谓“弹指一挥间”。我给自己立了规矩，“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于是：躲年一次，得几万字，稿费虽低，乐此不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