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劳动力择业自由度
首先考虑农村劳动力择业自由度。择业自由度当然是劳动力对自己力所能及的职业进行选择的自由程度，那么在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一直都比较低的情况下，这一时期内农村劳动力的择业自由就主要体现在：想要离开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到相对工资水平最低、技术水平最低因此进入的资质要求门槛也最低的城市低端劳动密集型部门，如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及餐饮服务业的城市集体企业（这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以上部门的城市个体、私营企业或是外资企业也比较容易，在现实中也确实有较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了这些部门，但因为公开的统计资料中没有单独对这些部门的员工工资总额或是平均工资的记载，只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单位的分行业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的数据，而“其他所有制经济单位”之下没有进一步的细分类型。因此我们无法客观判断这些部门的工资水平如何，更无法使用这一指标进行以下的“城市低端部门平均人均收入”的计算，所以这里只考察集体企业）就业的自由。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农业劳动力到农村内二、三产业就业的制度障碍比较小，鉴于这里主要研究的是，制度转型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变换职业的自由度的变化，而农业劳动力到农村内二、三产业就业这一过程受制度影响不显著，所以为简化分析，本书省略对农村内农业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职业转换的分析。
因为这一指标实质上衡量的是农村劳动力在务农和进城务工（或商）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程度，所以用“在城务工（或商）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与“具有进城务工（或商）意愿和已在城务工（商）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之比近似描述这一指标，用以下公式近似计算农村劳动力择业自由度X1：
X1=在城务工（商）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农业内具有进城务工（商）意愿的劳动力数量+在城务工（商）的农村劳动力数量
X1的分母中，第一项“农业部门内具有进城务工（商）意愿的劳动力人数”还需经过复杂的计算得到，因为这一指标是由最大化个人利益的个人理性选择决定，因此通过使用劳动力利益最大化的解MR农=MR城（在这里是农业部门和城市低端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平均收入相等即AP农=AP城）来求得这一农村劳动力意愿流动的数量值。
AP农=AP城
即aw农=aw城——
即W农L农-L意愿到城=aw城——=aw城集制+aw城集建+aw城集餐饮3
L意愿到城=L农-W农aw城——
其中aw农是农业部门的人均年收入，aw城——是城镇集体制造、建筑及餐饮企业三者的平均人均年收入，W农是年农业总收入，L农是农业部门劳动力总量，L意愿到城是农业部门内具有进城务工（商）意愿的劳动力人数。
至于城镇内劳动力择业自由，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可以用历年合同制职工数占总职工数比重来衡量这一指标，其他经济单位因为国家对其劳动力进出没有实施过行政管制，所以在其内劳动力择业自由度取100%。这一项指标的运算公式为：
X2=国有单位合同制职工比重×国有职工数占职工总数比重+城镇集体单位合同制职工比重×城镇集体职工数占职工总数比重+100%×其他经济单位职工数占职工总数比重
4.2.2企业经营自由化程度
可以用企业的市场化经营程度表示。这一指标需要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表示，分别为企业自主定价权（X3）、企业筹资市场化程度（X4）、劳动者收入市场化决定程度（X5）。因为我国政府在减少对企业拨款之后，还曾控制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限制向非国有企业贷款，因此需要企业外部市场公平竞争程度指标对企业筹资市场化程度指标进行补充考察，但因为这一指标的趋势与私营企业创立与经营自由指标的趋势是相同的，因此不在这里列出。企业自主定价权（X4）可以用企业对社会零售商品定价比重表示，企业筹资市场化程度（X4），对于国有企业用非国家预算拨款占总筹资比重表示，对于非国有企业因为其筹资一直是接近市场化因此取100%，X4的运算公式为：
X4=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国有企业非国家预算拨款比重+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100%
因为许多相关的激励性机制，如职工持股比重、管理层或经理人持股比重都只有较少年份的数据，因此用较易取得的各经济类型单位职工奖金占工资总收入比重表示劳动者收入市场化决定程度（X5）这一指标。
4.2.3创业和经营的自由
转型中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建立和经营政策历经了很大的转变，私营企业的建立从不合法到所需手续越来越简化、要求越来越放松，私营经济的经营范围、发展速度与规模从受严格管制到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决定，私营企业的融资从单独依靠国有银行的小量贷款到可以寻求多渠道较大数额的贷款。但因为私营经济的建立手续变化过程和经营范围放松过程没有公开的连续数据，因此从私营企业的融资变化过程着眼，以较易获得的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单位贷款占总贷款比重（X6）这一指标表示创业和经营的自由。
因为这一指标和金融自由指标有相同的趋势（创业自由和金融自由都内含非国有企业融资机会的增加），为避免计量回归时产生多重共线性，下面就不对金融自由另设指标模拟，直接讨论对外经济自由的指标。
4.2.4对外经济自由
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对外经济自由主要是经营外贸的自由和向外界学习先进生产管理知识和经验的自由。这里用获得外贸经营许可权的企业的数量（X7）模拟经营外贸的自由的变化过程，因为人们向外界学习主要是通过与外方合作、合资或是在外资企业中工作方式实现的，所以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额（X8）的变化过程模拟人们向外界学习自由的变化过程。
因为以上指标中有些数据在2001年后没有公开记录，因此依据以上六个指标采集1978～2001年的相关数据。其中X1数据中，年农业总收入W农通过对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农村家庭人均纯农业收入、家庭中人数、整半劳动力人数（即有效劳动力人数）及农业从业人数占农村就业人数之比这些指标进行运算得到。城镇三个低端劳动密集型部门年平均工资收入aw城——、农业部门劳动力数量L农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在城务工（或商）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城乡经济关系》研究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1998年第13期上的《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的《农村就业问题政策选择——对38个县市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农村从业人员数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X2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年鉴》。X3来自《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专家组的《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1992～1993）：新的突破与新的挑战》、《中国物价》1995年第11期、1996年第12期、1997年第12期、2000年第12期、“国家计委办公厅关于2001年三种价格形式比重测算结果的通知”（摘自www。gzwjj。gov。cn）。X4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X5取自《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1990》、《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1）。X6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X7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X8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为利于随后的协整分析，我们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这三大指标，综合为一个指标，称之为转化系数（ZX）。
依据我们对人力资本含义的理解，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平均潜在人力资本（hp）的度量，采用边际劳动收益作为平均实际人力资本（h）的度量。大部分学者利用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这里我们用这一指标度量潜在人力资本，因为广泛使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值没有体现不同年级教育的异质性，即同样时间长度的高年级教育是低年级教育的倍加，因此我们利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上的“从业人员学历构成”数据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再利用以下公式处理后作为平均潜在人力资本的度量。
hp=eλsλ=0.1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取的是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值，因为在三大产业中，只有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市场化改革最为系统化，改革幅度最大，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保险、邮电通讯、文化等行业）的市场化改革都很缓慢，因此对这两个产业的分析无助于揭示市场化改革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
边际劳动收益数据采用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减贫与经济管理局报告《中国：全国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经济成本和政策建议》中城市工业的劳动力边际收益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