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4-1669年，是莫里哀一生创作中最旺盛和最有成绩的时期，也是他和封建教会势力斗争最尖锐最紧张的时期。在这五年中，他最主要的剧作是：《逼婚》、《唐璜》、《愤世嫉俗》、《屈打成医》、《伪君子》（又译为《达尔丢夫》）、《吝啬鬼》（又译为《悭吝人》）、《乔治·唐丹》、《浦尔叟雅克先生》。其中最优秀的《伪君子》、《吝啬鬼》、《唐璜》和《愤世嫉俗》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其创作的高峰。在这些剧本里，莫里哀无情地嘲笑和揭露了君主专制政体所依靠的一切基本力量：僧侣、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他淋漓尽致地刻画和鞭挞了宗教的欺骗和伪善、封建主的掠夺和放荡、贵族的愚蠢和荒淫、官员的无耻和谄媚、有产者的贪婪和残酷，以及他们极力追求高官厚禄的无奇不有的种种丑态。莫里哀对上流社会的不敬态度所带来的后果，是不难想见的。僧侣、贵族、地主、资本家和莫里哀所抨击的其他一切势力，都穷凶极恶地向他反扑，企图制他于死地。但是，莫里哀在敌人的围攻和打击下，表现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高贵品质。这个时期的斗争首先从创作和上演《伪君子》一剧开始。
揭露教会的《伪君子》
1664年5月，好大喜功、附庸风雅的路易十四准备在凡尔赛宫举行“仙岛狂欢”盛大游园会，计划从5月7日至5月13日，一连七天，有赛马、竞技、游艺、跳舞、戏剧等多种节目。莫里哀负责舞台演出，他除了组织全部喜剧演出外，还奉命为这次游园会编写一部新戏。莫里哀是一个不断进取的艺术家，这次他不想再写轻车熟路的婚姻、恋爱题材的喜剧了。虽然这类题材深得国王和市民的喜爱，而且即使触怒了那些达官贵人也常常被国王以无伤大雅的借口宽容过去。这次莫里哀想超越自己，把作品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
莫里哀回顾回到巴黎的五年生活，他虽然经常出入宫廷和显贵们的府第，并且深受国王宠爱，但他实际上一直是一个清醒的冷眼旁观者，在上流社会豪华庄重的外表下面，他看到了虚伪腐败的本质。在艺术上，通过前一段围绕《太太学堂》的论战，他的艺术观点越来越明晰起来。他认为：真实、自然才是艺术的真谛；揭穿当代社会的恶习，才是一个喜剧艺术家的职责。因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他决定将自己的创作深化下去，编写一系列揭露上流社会虚伪、腐朽本质的剧本，毫不留情地向贵族教会集团开战。
莫里哀首先选中了封建制度的顽固堡垒——教会。尽管莫里哀事先已经充分估计到了这场搏斗的艰巨性，可他还是没有料到，教会和封建势力的反扑是如此凶狠和歹毒，这场战争是如此的残酷和持久。
天主教是17世纪法国君主专政的主要社会支柱之一，当时它的势力不但渗透了整个社会思想领域，而且还操纵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教堂和修道院遍布全国，它们拥有大量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从法王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祖孙三代的皇后，都是虔诚的宗教徒。在路易十四集大权于一身之前，首相黎士留和马萨林都是红衣主教，其他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不是天主教徒，就是与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巴黎教士总监贡德朗就曾得意洋洋地把法国17世纪称为圣者的世纪。天主教僧侣在当时已巩固地构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即所谓第一等级。这些教会特权人物，不单是利用宗教本身的组织和经济力量来直接抢劫人民的财富，毒化人民的思想，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和他们自己的荒淫糜烂的生活，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而且，这时，最反动的天主教僧侣和统治者勾结，还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圣体会”。它的唯一目的和任务就是打击和迫害异教徒、无神论者和自由主义思想分子。后来直接出面阻挠和干涉《伪君子》上演的就是这个圣体会。
1664年的法国巴黎，宗教是人们关心的大事。人们对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有权有势的僧侣阶级心存惧怕。当时要想成功，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巴结他们。因此许多人为其利益起见，装得比实际上更虔诚。换句话说，有真心真意的信徒，还有假心假意的伪信徒，也就是那些假装得比别人更信教的人。后一种人更需要在人们面前摆样子，伪装自己，在行为上更加卑劣无耻，因此更为可怕。
莫里哀极其痛恨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而且一生中都被这些伪君子所迫害和诬陷。就在他创造这个剧本时，一些狂热的教徒正在议论要在广场上烧死他，正是他们造谣说莫里哀娶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莫里哀决心给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打上耻辱的标记，剥开这些伪君子的真面目。莫里哀一生都是这些伪虔诚者的敌人，这个喜剧演员笔锋含有笑的可怕威力。
这是一部五幕的诗体喜剧。剧情发生在巴黎富商奥尔恭的家里，这个商人笃信天主教。每回他上教堂做祈祷，总看到一个名叫达尔丢夫的衣着破旧的人，紧挨着他跪着。他做祷告时虔诚的样子，引起全教堂人的注意。他两眼朝天，一会儿长吁短叹，一会儿闭目沉思，激动时，像疯子似的捶打胸脯；谦卑时，又狂热地吻着地板。每当奥尔恭走出教堂时，他总抢在奥尔恭的前头，把圣水递给他，奥尔恭每次送给他钱时，达尔丢夫总是很客气地把钱退还一部分，并且说：“太多了，一半已经太多。”有时奥尔恭不肯收回，他便当着奥尔恭的面把钱散发给穷人。
奥尔恭被达尔丢夫的宗教虔诚和仁爱所感动，把他接到家里，待如上宾。女儿玛丽亚娜原来许配给青年瓦赖尔。可自从达尔丢夫来到他们家后，奥尔恭便一再拖延婚期，他想把女儿转嫁给达尔丢夫。玛丽亚娜知道后，只会哭，一点主意都没有。瓦赖尔则错误地埋怨玛丽亚娜负心。女仆桃丽娜给他们出主意，她让玛丽亚娜在父亲面前装出百依百顺的样子，把婚事往后拖，然后再寻找解决的办法。另外，她要他们去鼓动玛丽亚娜的哥哥达米斯出来反对，同时把他们的继母欧米尔争取过来。
达尔丢夫给人的印象是个苦行僧和殉教徒，为了磨炼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经常用鞭子抽打自己。除了上帝，他似乎没有别的欲愿。然而，他内心却是个好色之徒，当他来到奥尔恭家时，一眼就看上了奥尔恭年轻漂亮的妻子。要是房里没人，他便动手动脚地向她求爱。有一回，欧米尔乘机问他，是否她丈夫要悔婚，把女儿转嫁给他。达尔丢夫回答说，他所衷心乞求的美妙而神奇的幸福，不在玛丽亚娜身上，而是在欧米尔的身上。这话刚好被隐藏在隔壁房间里的达米斯听见了，他当场揭发达尔丢夫是个卑劣无耻的小人，并去向父亲报告。
当奥尔恭走进房子时，达尔丢夫装得很镇静。他首先把自己骂了一通，说他是个坏人，是一堆垃圾。他一生一世所犯的罪孽，应得到这场羞辱的报应，他决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奥尔恭本来对达米斯的报告就半信半疑，听了达尔丢夫这番自我作践的话，反而埋怨儿子有意中伤道德君子，并说达米斯的目的就是想联合家里的人，把这样一位伟大的圣徒撵出门去。他现在公开宣布把女儿嫁给达尔丢夫，而且在晚上就成婚。同时，他要达米斯跪在达尔丢夫的面前，向他赔不是，达米斯拒绝了。奥尔恭便粗暴地把儿子赶出了家门，并宣布取消他的财产继承权。
当房子里只剩下奥尔恭和达尔丢夫时，达尔丢夫又假惺惺地说，他受了这场奇耻大辱之后，他愿意离开奥尔恭家。为了避嫌，从今往后，“我老躲着你的太太就是了”。奥尔恭则要他更加亲近他的太太。他说：“不！你还是更得多亲近她，让大家全气得发疯。我要他们看见你时时刻刻和我的太太在一起。这还不算，为了好好地跟他们斗一斗，我谁也不要，只要你一人做我的继承人，看他们有什么法子可想。我这就用正式手续把我的财产全部赠送给你。”
达尔丢夫一听说“财产”两字，并不考虑他该不该得，他接受这份财产是否受之有愧？而是用一种镇定而坚决的语调回答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应该遵从。”于是他们便立好了字据，达尔丢夫继承了本该由达米斯继承的全部财产。
欧米尔对丈夫的乖戾行为感到十分吃惊。她对奥尔恭说：“你的眼睛竟瞎到这般程度，你的成见实在太深，你真是叫达尔丢夫给迷住了。”奥尔恭说，除非他亲眼看见，否则他们休想说达尔丢夫一个不字。于是，欧米尔吩咐奥尔恭藏在一张桌子底下，然后她派人去把达尔丢夫叫来。奥尔恭本来不肯钻桌子，但他抱着为了揭穿妻子和家人谎话的目的，同意这么办了。
达尔丢夫应邀来到欧米尔的房间。欧米尔用一种温柔的语调，向他谈起刚才达尔丢夫向她求爱时所产生的一场风波。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他的热情。达尔丢夫回答说，他不能生活在甜蜜的语言里，他要马上得到一点实惠，才能证明她的这番美意不是假的。欧米尔说，他急于这样做不是要得罪上帝吗？达尔丢夫说他总可以和上帝商量出一个妥协办法。如果欧米尔顾忌上帝，就应当把这障碍搬开。欧米尔要他打开门看看，是否她的丈夫在走廊里。达尔丢夫说，她不要操这份心，他已经把奥尔恭收拾得什么也不信了，甚至可以把奥尔恭牵了鼻子拉来拉去。
奥尔恭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实在憋不在了，便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大骂达尔丢夫是个万恶的坏蛋、地狱里的魔鬼。他要达尔丢夫马上从他的家里滚出去！达尔丢夫并不惊慌，他冷笑着说，现在从这个家里滚蛋的不是他，而是奥尔恭自己。他手头有奥尔恭过继财产给他的字据。现在这个家就是他的家，奥尔恭已没有权利再在这个家发号施令了。
奥尔恭陷入了绝境，他懊恼的不光是把财产白白送给了达尔丢夫，更使他焦虑的是他把一个秘密的文件箱子也交给了达尔丢夫。那箱子是他的一个犯罪的朋友托付给他保管的，箱子里有涉及朋友生命和财产的字据。由于他过分迷信达尔丢夫，曾把这个本来不该告诉别人的秘密，告诉了达尔丢夫，并听从他的劝告，把箱子转交他保管。要是达尔丢夫把这事张扬出去，不仅朋友罹难，奥尔恭自己也得吃官司。他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瓦赖尔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达尔丢夫已在国王那里告发了奥尔恭，还把奥尔恭收藏的秘密箱子交给了国王。瓦赖尔预备了一套马车，准备亲自送奥尔恭逃跑。他们正要出逃时，达尔丢夫带着宫廷侍卫官来了。
奥尔恭大骂达尔丢夫是奸贼。达尔丢夫要宫廷侍卫官马上把奥尔恭带走。但待卫官却不去捉奥尔恭，反而把达尔丢夫扣押起来。原来侍卫官是奉国王的命令来逮捕达尔丢夫的。侍卫官说：国王是绝顶聪明的，他早已听到关于达尔丢夫劣迹的报告。达尔丢夫曾用好几个化名，使好几家上了当。国王十分厌恶那种知恩不报，背信弃义的行为，现在他亲自赦免了奥尔恭由于袒护朋友所犯的过失，同时也取消了奥尔恭与达尔丢夫所签订的契约，以酬劳奥尔恭在当年拥护王室的忠诚。
这样一来，奥尔恭一家真是喜从天降。奥尔恭悔恨自己的行为，他宣布要以女儿和美的婚姻来报答诚实的青年瓦赖尔的爱情。达尔丢夫被带进监狱，坏人得到了应得的下场。
这一出喜剧矛头直指天主教教会，有着很强的战斗性。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塑造了达尔丢夫这个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伪善”性格。他本是外省一个没落贵族，但是挥霍无度，花尽了产业，以至于穷得连一双鞋子都没有，几乎成了叫花子。于是，他像当时一些没落贵族一样，走宗教这条路子，打扮成诚实的信士，靠他在贵族社会养成的一套伪善的手腕，骗取了奥尔恭的信任。其实，这个人从外表到内心没有一点虔诚信士的样子。论模样，长得又粗又胖，脸蛋子通亮，嘴红红的，离开一个苦修信士的形象简直有十万八千里。论行动，他贪吃贪睡，从不放过一点世俗享受的机会，一顿饭就能吃下两只鸡，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哪像一个“把全世界看成粪土一般”的“禁欲主义者”呢？！
把这样一出戏拿到“仙岛狂欢”游园会上演出，是要冒风险的。莫里哀在实际斗争中已经懂得了策略的重要，所以，在演出之前，他首先设法争取国王的支持。他匆匆赶写了前三幕，事先读给国王听。路易十四本来就不喜欢教会的半独立地位，听了莫里哀的剧本，他很感兴趣，尽管剧本尚未写完，他也命令莫里哀剧团抓紧排练，在游园会上演出。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教会人士的耳朵里。他们听到游园会要上演这样一出戏，惊慌不已。他们感到事关重大，马上召开紧急会议来商量对策，决定策动一切力量来阻止这出戏的公演。
5月12日，游园会结束的前一天，《伪君子》前三幕在凡尔赛宫首次上演。刚开演时，人们还谈笑风生地赞赏莫里哀又写了一部好戏，但是，随着剧情的进展，人们越来越惊讶。在第三幕结束的时候，前来看戏的观众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想，有些人甚而闪现这么一个念头：也许莫里哀的神智不大清醒吧？！
路易十四看到台上揭露教会人士的丑态，感到很解气。路易十四把这出戏当作一记耳光向他的敌人抽去。这一记耳光重得可怕，也许重得出乎国王的意料。看戏的老太后没有笑。她用她那晚年才开始祈祷上帝的嘴抱怨对达尔丢夫的描写，陪伴他看戏的那伙高级教士们和贵族们中间愤怒的情绪异常迅速地滋长起来，太后不等游园会结束就提前退出了凡尔赛宫，以此表示抗议。一片歌舞升平、热热闹闹的游园会也因而办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最被激怒的是宗教界，看戏时，他们一个个坐立不安。他们认为：一个被教会驱逐出教的“戏子”，居然在宫廷里把宗教人士当作笑骂的对象，那简直是谋反，心里直恨得咬牙切齿。当着国王的面，不好发作，演出结束之后，他们便四处活动，想扼杀莫里哀的这出新作。他们的活动得到了保守势力的代表王太后的支持。路易十四的忏悔教师、巴黎红衣大主教也亲自出面，向国王提出控告，说莫里哀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这出戏是“否定宗教”，必须禁演。路易十四虽然赞赏莫里哀的剧作，可是他看到反对者的来头实在太大，不得不下令：暂时停止公演，等候最后决定。实际上等于是禁演。
贵族、教会势力的一时得逞，并没有使莫里哀灰心，相反，他从反对者的阴谋中看到了斗争的实质。他向国王上书（即所谓《第一陈情表》）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求国王主持正义，并且以胜利者的姿态指出：反对者的攻击，正好说明他们本身就是达尔丢夫之流，剧本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他们才“暗中施展伎俩，赢得圣上恩意，达到禁演目的。”当时的许多明眼人都看到了这一点。有一次，路易十四问孔德亲王：人们为什么对莫里哀的《伪君子》这样不满？因为正当《伪君子》演出时，意大利剧团也在上演一出滑稽闹剧《斯卡拉穆士隐士》，这个剧也以完全否定的手法描写了一个教士。孔德亲王回答说：“《斯卡拉穆士隐士》中作者讥笑的只是上帝和宗教，对这些老爷们是无关紧要的；而莫里哀的《伪君子》的戏里讥笑的正是他们本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大发雷霆的原因！”
教会势力没有停止他们的攻击。游园会结束不久，他们指使巴黎的一个名叫皮耶尔·鲁列的神父发表小册子，不惜使用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莫里哀，说莫里哀根本就不是人，而是魔鬼，只不过具有人形肉体，穿着人衣罢了。皮耶尔·鲁列认为：鉴于地狱之火对于莫里哀来说是在劫难逃，那么就不必等待地狱之火烧他，现在就应该把这个莫里哀连同《伪君子》剧本当众一起用火埋葬。此外，有人指控莫里哀是教会最危险的敌人，有人攻击达尔丢夫形象是一个“该诅咒的创作”，如此等等。一场反对莫里哀的舆论攻势滚滚而来，必欲致他死地而后快。
其实，这种色厉内荏的攻击正好表现了他们害怕莫里哀的剧作，害怕莫里哀作品中的揭露力量。对于莫里哀来讲，他看到了教会势力的弱点，也就不顾他们的卑鄙伎俩和恶意攻击，竭力争取剧本能再次上演。
路易十四鉴于反对者的压力太大，一时不想撤销禁令，只准许莫里哀在私下里朗读和演出。莫里哀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情，就利用这个机会，使《伪君子》与更多的观众见面。他在大臣贵族的家里朗读剧本，在私人宅第里演出剧本，甚至当教皇特使来巴黎的时候，他也向特使宣读自己的剧本。
莫里哀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的剧本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剧本越是被禁，人们越是争着想要了解个究竟。17世纪法国最有名的文艺批评家布瓦洛（1636-1711）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过：“《伪君子》被禁，然而大家都想听莫里哀朗读剧本。”《伪君子》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法国广为流传，并且，名声还远播欧洲各国。瑞典女王赫丽斯京娜正式向法国提出请求，很想弄到一份剧本，她有意在国外上演此剧。这使法国权贵们陷入颇为难堪的境地，但是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些借口，拒绝了女王的请求。
莫里哀又以顽强的意志，毅然决然地完成了全剧五幕。1664年11月，他应孔德亲王的邀请，在亲王的私宅里第一次演出了《伪君子》全剧。
在这场斗争中，路易十四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他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支持过莫里哀的创作，可是又不敢得罪以太后为后台的贵族、教会势力。因此，他一方面不准《伪君子》公演，另一方面也并不接受教会势力的恫吓而加罪于莫里哀。
在与贵族、教会势力艰苦周旋的过程中，莫里哀的个人生活是很不幸的。他的妻子阿尔芒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的嗓子尤其动人。莫里哀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演员。婚后不久，她也参加剧团，登台演出。她的表演妥贴、自然、切合角色的言语举止，因此，莫里哀是很爱她的。但是，阿尔芒德成名之后，在个人生活上有失检点，引起了社会上的议论。莫里哀对她提出劝告，她不但不听，反而与莫里哀闹翻。不久，他们便分居了。反动势力利用这个机会，散布种种流言蜚语，使莫里哀蒙受精神上的折磨。
艰苦的斗争，辛勤的劳作，再加上家庭生活的磨难，使莫里哀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大约在1665年间，他就得了肺病。1667年春，大病一场，几乎丧命。经过几个月的调养，虽然恢复了健康，他的体质却已相当虚弱，经常只能靠牛奶来维持生命。
灾难和病魔并没有消磨莫里哀的斗志，他始终不忘《伪君子》这一个战斗性最强的剧本。1667年7月，莫里哀病愈，刚刚回到剧团，就立刻着手争取《伪君子》重新上演。那时，王太后已经死去，反动势力少了一个得力的后台。莫里哀认为这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便向国王提出撤销禁令的请求。1667年5月间，路易十四率军去北方打仗之前，曾给以口头上的应允。莫里哀和他的剧团便立即忙碌起来，这时莫里哀从书橱里取出《伪君子》的手稿，开始修改。首先他把达尔丢夫改名为巴纽夫，接着给巴纽夫脱去僧侣的外衣，使他变成一个世俗的人。然后，莫里哀又删去许多引自经文的句子，极力设法把那些过于尖锐的地方改得平缓些，而且在结局上很下功夫。
这个结局是很精彩的。当骗子达尔丢夫，也就是巴纽夫击败了一个个诚实的人，稳操胜券的时候，当人们似乎已无法逃出他的手掌心的时候，终究出现了转机，万能的国王解救了人们。他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抓获了恶棍，这表明只要有国王在，忠诚正直的人们就完全可以安居乐业，任何骗子都逃不过国王像鹰一样锐利无比的目光。光荣归于国王。
8月5日，《伪君子》在王宫剧场正式上演。演出那天，剧院门口挤得人山人海。演出非常成功，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莫里哀对剧本的苦心修改是为了争取公演，并没有削弱原作的战斗力，更没有改变它揭露教会的实质。因此，贵族、教会势力是决不甘心让他在巴黎公演的。
演出的第二天，剧院里照样挤满了观众，剧团作好一切开演的准备，舞台上的大灯也已点亮。突然，一队警察闯进剧院，宣布巴黎最高法院院长的禁令。原来国王出征之后，由最高法院院长代理国事，他便趁此方便，下令禁演《伪君子》。警察进到剧场后，把观众统统赶走，然后封闭大门，由他们把守。一时间，剧场空空荡荡，门外墙上贴着的海报被撕得七零八落。《伪君子》的公演又遭厄运。
莫里哀当即派人去最高法院交涉，这当然是毫无成效的。莫里哀为他的任何一个剧本，从没有像对《伪君子》这样顽强地奋争过。他叫来他可靠的同志、学生和朋友格拉兰日和拉里利埃先生，要求他们去找一辆邮车，飞快驶往佛兰德尔，国王的大本营，第二次上书国王（《第二陈情表》）。他向国王陈述了自己对剧本进行修改后上演，仍然遭到禁止的情况：“我把戏名改成《伪君子》，把人物改成交际家装饰，然而并不见成效；我让他戴一顶小毡帽，留长头发，挽大领巾，配一把宝剑，礼服镶了花边，有几个地方做了修改，凡我认为有可能给人以轻微借口的东西，我都小心删掉，但是统统不起作用”，因此他请求国王支持。他还声明：“如果达尔丢夫之流得逞，那我就无须再想写喜剧了。”
路易十四接到莫里哀的陈情表，见到双方态度都是这样的强硬，不敢明确表态。他考虑到太后虽死，贵族、教会方面的反对势力还是不可忽视，于是推托等他回京后再来审查剧本，把事情拖了下来。
从以上种种事实来看，路易十四在一般情况下，是莫里哀及其喜剧的“支持者和庇护者”，但在关键时刻，他就改变了态度。在此之前，无论莫里哀对僧侣、贵族，还是对资产阶级的打击，路易十四似乎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不予理会，甚至俨然像“一个正人君子”，假装维护公理，不时给莫里哀以支持。更重要的是，对路易十四来说，他进行统治的两大支柱——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任何一方面的过分强大都会削弱对方，这是对他极为不利的。因此，为了维护王权必须运用纵横如意的策略，使双方力量保持平衡。而莫里哀对这些阶级的抨击，正适应这种策略的需要。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抨击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被允许的。当路易十四认为有动摇王权基础的危险时，他那种大封建主的最高代理人的原形就毕露了。《伪君子》的演出既然激怒了整个僧侣贵族阶级，莫里哀又怎能得到路易十四的同情和支持呢？后来，仅仅由于他和宗教妥协成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才准许《伪君子》和观众见面。
请愿者怏怏而归，巴黎方面的情况已更加紧急。8月11日，巴黎大主教在教区里张贴告示，攻击《伪君子》，全巴黎都在拜读巴黎大主教的告示：“据行政监事官报告：于本月５日，星期五，市内一剧院公演了取名《伪君子》的最危险的喜剧，该剧对宗教十分有害，它借口谴责伪善和伪装的虔诚，却为谴责所有真正笃信宗教的人提供了口实。……”巴黎的人们惊叹不已，争相阅读告示，莫里哀的论敌欣喜若狂。大主教深知对宗教虔诚的亵渎有多么危险，不但禁止《伪君子》演出，同样禁止当众或在某些私人集会上公开朗读或去听这个喜剧的朗读，凡违反者一律开除教籍。这纸告示的分量有多重，即使最天真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巴黎人都很清楚，《伪君子》的官司打输了。这一下断绝了《伪君子》与群众接触的一切可能。敌人的手段又毒又狠，莫里哀气恨交加，大病一场。王宫剧场也有整整七个星期停止了演出。可是，不服输的莫里哀还想再努力一次，为自己心爱的作品争一条出路。
1667年年底，莫里哀重新开始写作。他始终认为自己精心创作的《伪君子》是他最成功的作品。这一出戏不能公演，他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1669年1月，路易十四与罗马教皇克雷曼九世决定缔结“教会和平条约”，教派纠纷暂时平息下来，宗教迫害也不能不有所收敛。莫里哀看准了这个时机，第三次向路易十四递交陈情表，请求撤销禁演《伪君子》的成命。路易十四批准了他的请求。1669年2月5日，也就是“教会和平条约”签字的当天晚上，《伪君子》终于正式公演了。
这次公演时，莫里哀索性取消第二稿中的修改，恢复了原样，主人公又叫达尔丢夫，剧名改为《达尔丢夫或伪君子》，只是达尔丢夫的装束用了世俗的打扮而不穿僧侣黑袍。
1669年2月5日，《伪君子》被禁后的第一次正式演出，如果仅仅说这出戏获得了成功，是很不够的。《伪君子》的首场演出已成为巴黎戏剧界的一件大事，票房收入达到了从所未有的惊人数字——2860里佛尔。公演的第一天，无数观众涌进剧院，都想看一看这出早已闻名的好戏，结果挤破了剧院的大门。演出一直继续到复活节，真是盛况空前。
《伪君子》在演出季节共上演了37场，因此当演出季节结束算账时，情况一目了然：《吝啬鬼》收入15000里佛尔，《恨世者》2000，皮埃尔·高乃依的《罗多古娜》才88里佛尔，而《伪君子》竟收入45000里佛尔。
从《伪君子》初稿的创作，到1669年《伪君子》全剧正式公演，莫里哀经过了五年的艰苦奋斗。这五年的斗争，构成了莫里哀一生反封建反教会斗争史上最精彩的篇章。
嘲弄贵族的《唐璜》
17世纪法国专制制度的另一个主要支柱，即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所谓的第二等级），也是莫里哀喜剧的锋芒所向。当时，由于贵族不能经营工商业（国王指定他们只能在军队中服役），只靠世袭领地的农民的年贡来维持奢侈放荡的生活，否则就被开除出高等阶层。这时，黄金大量从新大陆涌入欧洲，币值不断跌落，使他们从农民那儿剥削来的金钱根本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大多数贵族倾家荡产了，但是，他们从来就过的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又要维持贵族的排场和声势。因而，破落的贵族在穷困潦倒之际，只得出卖祖业，有的甚至流为盗匪。随着专制王权的巩固，有一批贵族投靠国王，到宫廷谋个一官半职，专吃俸禄。据说，麋集在路易十四宫廷里的贵人就有6000之多。这种人以侍奉国王为职业，以讨取国王的欢心为能事，对上阿谀奉迎，对下作威作福。外省的贵族则是日暮穷途，连挎篮子赶集的也大有人在。这样，他们除了侍奉国王，向王室摇尾乞怜外，唯一的办法就是为非作歹、招摇撞骗、掠夺劳苦大众。因此，莫里哀对他们的讽刺也毫不留情。
《伪君子》被禁期间，莫里哀一方面努力争取开禁，另一方面，他又开辟新的阵地，写出了一系列尖锐有力的社会讽刺喜剧，向封建势力开火。
1665年2月，莫里哀创作演出了《唐璜，或石宴》，1666年6月，又再接再励，上演了《恨世者》。这两出戏，都把矛头指向了封建贵族。
莫里哀返回巴黎后所写的第一个作品就是嘲讽贵族的，不过，那时他只是针对贵族的假斯文和坏风尚，揭露得不够深刻。经过了几年的巴黎生活和实际斗争，他对贵族阶级的了解和认识已大大加深。《唐璜》和《恨世者》，对于贵族阶级的揭露和讽刺，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讲，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莫里哀以他的职务的方便，经常出入宫廷，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封建贵族。他以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一个艺术家的锐利眼光，看透了这个贵族社会早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正是当今喜剧舞台上的讽刺对象。他在《凡尔赛即兴》里就勇敢地宣称：“侯爵成了今天喜剧的小丑，古时喜剧，出出总有一个诙谐听差，逗观众笑。同样，在我们现时出出戏里，也总得有一个滑稽侯爵，娱乐观众。”
《唐璜》是一个五幕散文体的剧本。唐璜取材于西班牙民间传说，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吸引了许多作家，在莫里哀之前，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剧作家都曾利用这个传说写过剧本。莫里哀则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唐璜形象，他编写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剧本，并为该剧安排了一个古怪而又荒诞的结局，莫里哀在这个传说中注入了17世纪法国社会的现实内容。剧中描写的主人公唐璜是一个淫荡好色、无恶不作的登徒子，他的身份是朝廷贵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到处勾引妇女的“大骗子手”。他过惯了荒淫无耻、花天酒地的生活，成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恶棍”。他从修道院里拐骗了一个姑娘，杀死了她的父亲。玩腻了，甩手就扔。紧接着他坐上海船，抢劫另一个女人。在海上遇了险，两个农民把他救起。转眼之间，他又去勾引恩人的未婚妻。他只顾享乐，不讲道德，只知作恶，从不悔悟。在剧本中，先后有三个人对他进行规劝（斯卡纳赖尔、唐娜埃乐菲尔、唐路易），有来自三个方面的警告（仇人的决斗、幽灵的显影、石像的威胁），他统统都不加理会。最后，恶贯满盈，天打雷殛，陷进了崩裂的大地。
唐璜的形象代表了当时社会上那些大贵族，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特权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剧中揭发了他们的罪行，进而批判了贵族的特权思想。他的仆人斯卡纳赖尔说：“只因为您是个有身份的人，……于是您真就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做，谁也不敢把实情对您说了吗？我虽然是您的仆人，我可要告诉您，上天对于不信上帝的人迟早要加以惩罚，一生作恶多端决不会得到好死的。”
他的父亲唐路易也当面指责他：“你以为仅仅冠上贵族的姓，佩戴着贵族的武器就够了吗？我们虽然出生贵族，而我们过的却是下流的生活，你以为这对我们是一种荣耀吗？不，不，没有品德，门第是不值一文钱的。……一个胡作非为的贵族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妖怪，……一个挑夫的儿子，只要他是个正派人，叫我看来，总比像你这样过活的一位太子殿下强得多。”
在封建社会中，门第、身份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莫里哀在剧本中通过一个仆人和一个贵族，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提出一个共同的思想：品德高于门第；品德重于身份。实际上就是否定门第和身份本身具有绝对意义，否定了贵族的特权。
唐璜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他心目中没有任何信念，没有任何道德准则，只相信“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他只求满足自己的欲念，上帝鬼神也无所畏惧。这种人表面上看来有点自由思想的味道，实际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正如斯卡纳赖尔所说：“他们故意装作无所信仰，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他们最合适。”唐璜干坏事既可以明火执仗，也可以伪善欺诈。他诱拐唐娜埃乐尔菲时不惜杀人流血，抛弃她时又借口苦修，披上了宗教外衣。他这样利用“人类的弱点”，适应“时代的恶习”，目的是为了“横行无忌，为所欲为”。
在下面一段戏里刻画出了唐璜的泼皮无赖像，使一切没落的贵族看后无地自容。唐璜无耻地戏弄礼拜天先生，他欠这位先生许多钱，这位先生是来讨账的：
唐璜：哈，礼拜天先生。请过来。我是多么高兴见到你呀！可恨我这帮仆人没有马上让你进来。我吩咐过不准任何人进来见我。不过这条禁令对您例外，您有权在我家不吃闭门羹。
礼拜天先生：先生，我十分感激您。
唐璜（对仆人）：无赖，我要好好教训你们一顿，看你们还敢不敢怠慢礼拜天先生，让你们认识我的朋友。
礼拜天先生：先生，小事一桩。
唐璜：怎么？你们胆敢对我最好的朋友礼拜天先生说我不在家？
礼拜天先生：先生，我是来……
唐璜：快，请礼拜天先生坐下。
礼拜天先生：先生，我这样挺好。
唐璜：不，不，我要您坐在我身边。
礼拜天先生：不必了。
唐璜：拿走这把椅子，拿一张沙发椅来。
礼拜天先生：先生，您取笑……
唐璜：不客气，我不愿意别人对我们二人区别对待。
礼拜天先生：先生……
唐璜：那就请坐吧。
礼拜天先生：不必，只说一句话，我是……
唐璜：我告诉您，请您坐在这里。
礼拜天先生：不，先生，这样挺好。我是来……
唐璜：不，只要您不坐下，我就不听。
礼拜天先生：先生，遵命。我……
唐璜：礼拜天先生，您身体好吗？
礼拜天先生：好，先生，为您效劳。我来这里是……
唐璜：您非常健康，嘴唇鲜润，皮肤粉红。
礼拜天先生：我想……
唐璜：您的夫人礼拜天太太身体怎样？
礼拜天先生：很好，先生，多谢上帝。
唐璜：她是个善良女人。
礼拜天先生：先生，她也为您效劳，我来……
唐璜：您的女儿克洛迪娜，她身体怎样？
礼拜天先生：再好不过。
唐璜：真是个漂亮小姑娘！我真心地喜欢她。
礼拜天先生：您给她太大的荣幸了，先生。我对您……
唐璜：那个小高兰呢？还是那样玩得开心吗？
礼拜天先生：还是那样，先生，我……
唐璜：您的小狗步里斯丐呢？它还咬到您家去的客人的腿吗？
礼拜天先生：更加厉害，先生。
唐璜：请您不必惊讶我为什么打听您全家的消息，因为我很关心。
礼拜天先生：先生，我们全家非常感激您。我……
唐璜（向他伸手）：握握手吧，礼拜天先生。您算是我的朋友吧？
礼拜天先生：先生，我是您的仆人。
唐璜：我是您忠实的朋友。
礼拜天先生：我太荣幸了。我……
唐璜：您有什么要求，我一切照办。
礼拜天先生：先生，您对我太好了。
唐璜：我这样做是毫无私念的，请您相信我。
礼拜天先生：……可是，先生……
唐璜：不必客气，礼拜天先生，愿意同我一起进晚餐吗？
礼拜天先生：不，先生，我必须马上回去。我……
唐璜（站起）：来人！快！掌灯送礼拜天先生，四五个人带上武器陪先生回去。街上不安全。
礼拜天先生（也站起）：先生，不必了，我可以自己回去，不过……（仆人迅速搬走沙发）
唐璜：怎么？我要有人陪您。我十二分地关心您的人身安全。我既是您的仆人，又是您的债务人。
礼拜天先生：啊！先生……
唐璜：我对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礼拜天先生：如果……
唐璜：要我陪您回去吗？
礼拜天先生：呀，先生，您不是寻我开心吗，先生……
唐璜：请您拥抱我吧。我再次请您相信我是完全属于您的，我会尽我所能为您效劳。
1665年2月15日《唐璜》首次演出，莫里哀扮演唐璜的仆人斯卡纳赖尔。《唐璜》一剧效益极佳，初次上演票房收入已达1800里佛尔。后来继续上升，一直达到2400里佛尔。
《唐璜》的上演使巴黎人大为震惊。人们原以为由于《伪君子》一剧而遭到沉重打击的作者会悔过自新，并向观众奉献一部不再触及社会根本问题，十分温和的作品。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唐璜》惹出的乱子，即使不比《伪君子》更大，也决不亚于它。特别是因为《唐璜》是在剧院公开演出，而《伪君子》毕竟还在禁演，只是在有限的一部分人中间演出过。
莫里哀塑造的主人公唐璜是一个十足的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这使笃信宗教的信徒们感到十分沮丧，不久这种沮丧情绪变成了愤怒，他们发表了批评《唐璜》的一系列文章。有个化名洛士蒙的人写文章要求对莫里哀加以严惩，同时他提醒说，奥古斯丁大帝曾经处死了嘲笑丘比特的侍从小丑。除了奥古斯丁之外，他还提到另一个罗马皇帝费奥多希亚，这个暴君把类似莫里哀一类的作者都处以裂刑，把他们抛给野兽，使之被撕得粉碎。
继洛士蒙之后，另一位作家发表评论，竟然说，假如《唐璜》的作者能和他的主人公一起被天雷击毙，那才是天大的好事呢。后来，希望天雷击毙莫里哀的呼声甚嚣尘上，日甚一日。
全剧中唐璜和乞丐之间的那一场离奇的戏引起的反响最为强烈。唐璜问乞丐：你在做什么事情？乞丐回答说：我整天为哪些赏给我点什么东西的施主们的平安康顺祈祷。唐璜针对他的回答说：一个整天祈祷的人不可能生活得不好。然而乞丐承认他是很穷苦的。于是，唐璜说，可见他的一片苦心并没有得到上天的好报。唐璜并且表示原意给他一个路易，但要求这个可怜的人必须咒骂神。乞丐拒绝这样做，而唐璜还是给了他一个路易，照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出于仁爱之心”的缘故。
由于《唐璜》剧中主人公是一个抛弃一切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虚无主义者，教会集团便以“亵渎宗教”的罪名对莫里哀发动围剿，咒骂莫里哀是魔鬼，而且恐吓路易十四，说国王如果不能惩罚这个危险人物，就有洪水猛兽之祸。这场戏莫里哀甚至把一向对他比较友好的人得罪了，作者让自己的主人公终场遭受雷击，更是大家所不能接收的。有的当年保护过莫里哀的人，也出来指责《唐璜》。一时间，莫里哀被认为是“公开的无神论派”，在社会上受到攻击。这出戏也只上演15场，不准再演。
这样一来，莫里哀树敌过多，剧团的演出进入了萧条时期。沉闷的夏天漫长而又惨淡凄凉，在家里，已经怀孕、脾气易怒的妻子经常与他吵架。莫里哀心绪不佳，简直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不得不借酒浇愁，于是莫里哀和他的一些老同学，其中有：克劳德·夏佩尔以及拉封丹、布瓦洛和正在走红的新秀让·拉辛到一些下等酒馆饮酒解忧。
８月４日，妻子为莫里哀生下一个女儿。几天后，剧团发生了一件使全团情绪为之一振的大事。１６６５年８月１４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星期五，国王下达诏令：从今往后，剧团改归国王个人管辖，并加封其为帕莱·罗亚尔皇家剧团。与此同时，还规定剧团每年的年金为6000里佛尔。
这时，莫里哀的身体受到了损害，他的胃部出现剧痛，这种疼痛几乎一直都在折磨着他。此外，他咳嗽也越来越厉害，有一天竟咳出血来。
莫里哀的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在话剧领域里进行大胆的探索。在五天的时间里，他编剧、排练了一台加上序幕的三幕芭蕾舞喜剧，取名《医生的爱情》，这部戏又得罪了巴黎的医学界。剧中出场了四位医生，个个都是地地道道不学无术的骗子。
莫里哀时代，由于宗教的黑暗统治使得医学发展极其落后，是医学发展的黑暗时期。莫里哀经常生病，这使他的身体极端虚弱。他到处求医问药，然而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在那个时代，医生大都不能把病人治好。当时的医生非常缺乏药物，用鸦片作为镇痛剂；把一种火枪里流出的水当作是治疗伤口的药水，里面还掺入毒性或大或小的毒品，在配制过程中还要放如砒霜、马粪、蚂蚁汁、铁末、鹿角屑、硫酸盐、尿碱……最严重的是他们不愿意研究、不愿意进步。1628年，英国人哈维已经用显微镜发现了血液循环，而医学界却用古代的迷信、对理论的盲从来反对这一切新的科学成果，这些医生的所谓理论排除一切试验、一切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新知识。在他们的意识里，疾病是一些不确定的、不清楚的、难以划定界限的实体，他们用大量毫不准确、甚至毫不真实的字眼和概念来描述疾病。1675年国王路易十四的诊断纪录是这样的：“国王为恶气所扰……恶气来自脾脏和阴郁的情绪，恶气使人愁闷，使人喜欢孤独，所以又从属于阴郁的情绪。恶气通过血管侵入心脏和肺部，在那里引起心悸、心慌、无精打采和严重的气闷；恶气从那里上升到脑子，扰乱视神经，引起头晕目眩；还危害神经要素，削弱腿的功能，等等。”前面提到的思想家伽桑狄也是一例，医生用放血术断送了他的性命。红衣主教马萨林去世之前，曾请来四位医生为他会诊，结果成了巴黎人的笑料，因为他们四个人竟然提出了四种不同的诊断。
可以说，单凭那些医生所特有的纯外部特征——穿着黑色的长衫，蓄着胡须，骑在骡背上在巴黎城里逛来逛去，并且操着一口令人费解的特殊语言——就令人不禁想要把他们搬上喜剧舞台了。因此莫里哀在《医生的爱情》中就写了四位这样的医生。这些医生的名字是布瓦洛在吃晚饭时，随意用希腊语为莫里哀编造出来的。第一位医生叫德佛南得莱斯，意思是杀人凶手。第二位叫巴伊斯，意思是狂喊乱叫的人。第三为叫马克洛东，意思是说话慢声慢语的人。第四位叫陶麦斯，则是放血的人。
莫里哀对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剧中有这样一段：
其中的两个医生争吵起来：一个要为病人放血，一个要给她服催吐剂。他们互相骂了起来：
“看你这副神气，也配装聪明人。”
“对，我配。随便哪一门学问，我敢同你比。”
“想想你前几天治死的那个男人吧。”
“想想你三天前送到阴曹地府的那位太太吧。”
在下一幕中，一位同行叫他们不要吵了：
“先生们，你们害不害羞，岁数一大把了，居然那么胡涂，像年轻冒失鬼一样吵闹？这样吵闹下去，你们也不看看，给我们在社会上带来多大害处？……再不当心的话，我们就会自己把自己毁了的。我说这话，不为自己着想，因为感谢上帝，我的小日子已经安排妥了。……可是这些争执对医学没有好处。上天真是厚待我们啊，多少世纪以来，都有人迷着我们，我们不但不该乱闹派别，毁坏他们的好印象，而且就该安安静静，尽情利用他们的愚蠢才是……”
看戏时，剧场里立即骚动不安，因为人们马上在这四个形象中认出了四位宫廷御医，而且最后一人不仅是宫廷御医，还是国王的首席医官。在该剧公演约四年之后，就是这位医官治死了国王兄弟的妻子，他倒是没有用放血术，而是给病人开了一付对她的病症绝对禁忌的鸦片酊剂。
1665年12月4日，莫里哀的剧团演出拉辛编剧的《亚历山大》。莫里哀没有参加这部悲剧的演出。该剧颇受欢迎，收入甚佳。布尔高尼剧团为了拆莫里哀剧团的台，搬出了布瓦耶1647年编写的同名悲剧。可是随后，18日，布尔高尼剧团突然演出了拉辛的《亚历山大》，而不是布瓦耶的《亚历山大》。这天晚上，同一出戏同时在两个舞台演出。莫里哀和他的同伴们感到惊讶、难堪和气愤。是拉辛卑劣地偷偷地将该剧的一个抄本交给布尔高尼剧团，并极端秘密地指导他们排练。莫里哀坚持演到27日，收入越来越少。他无法与悲剧的大本营竞争。对这位不忠实的作者拉辛，莫里哀只能采取一条措施，就是取消拉辛的剧作酬金。
为什么拉辛对莫里哀作出这种卑鄙的事情来？这样的事在法国戏剧史上是闻所未闻的。拉辛初出茅庐时，莫里哀鼓励过他，并演出过他的第一个剧本。莫里哀终于发现了一位有前途的诗人，一位悲剧诗人。他将为莫里哀提供剧团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同喜剧中表现出来的东西一样，在严肃的剧种里所表现出的东西。可是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无耻地背叛了他。可以想象，莫里哀在感情上受到的伤害远比在利益上受到的损失大得多。
拉辛的儿子后来说：莫里哀剧团的人念悲剧诗时语调过于平淡，拉辛对此很不满意。这种借口根本不能成立。当时，拉辛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指导排练，亲自照自己的想法指导每一个演员的。下面的说法倒是比较可信：他被布尔高尼的“伟大的演员”所迷惑，因为布尔高尼剧团在悲剧方面的声望是无可非议的。他认为从那他才能走向成功和取得荣誉，而不是在莫里哀那里。拉辛不是那种出于友谊和感激心理而有所顾忌的人。
拉辛背信弃义之后，莫里哀又病倒了。除了肉体上的病痛外，精神上的痛苦也在折磨着他，他的精神经常处于一种压抑忧郁的状态。在他的眼里，整个巴黎都笼罩在一层令人厌恶的灰色的网里。
１６６６年１月拉辛又使莫里哀遭受了新的打击。玛尔扎拉宣布要转到布尔高尼剧院。莫里哀听到这个消息，异常气愤，他知道又是拉辛在搞鬼。玛尔扎拉这时已是拉辛的情妇，是拉辛把她撺掇勾引走的。
但是在一片逆境中，莫里哀抵挡住了病魔的进攻，二月末莫里哀总算恢复了正常的戏剧活动。他用一个春天的时间写出了一部新剧本《恨世者》。《恨世者》（五幕诗体喜剧）不以个别贵族作为揭露对象，而是描写了整个贵族社会。莫里哀于1664年就开始构思整个剧本，写成之后，曾在一些贵族沙龙里朗读，听取意见。这个剧本可以说是莫里哀精心制作的优秀作品。主人公阿尔赛斯特是一个自认为刚直方正的贵族，他看不惯周围的一切，他说：“无论在宫里或在城里，所见所闻全都是叫我气恼的事”，“我到处只看见卑污的谄媚、不公、自私、卖友和奸诈”，他想与全人类痛痛快快地干一场，或者远远地离开贵族社交界，躲到穷乡僻壤。剧中以他与奥龙特的冲突为主线，描写了贵族集团中的种种丑闻。奥龙特写了一首平庸无聊的十四行诗，到处炫耀，阿尔赛斯特直截了当指出这不过是一篇文字游戏，一篇矫揉造作的废品。奥龙特便恼羞成怒，到贵族审判委员会告发阿尔赛斯特。他俩还同时爱上了色里曼娜，为争夺这个女子而发生矛盾。色里曼娜是一个风流寡妇，她对谁都卖弄风情，对谁都没有真心，当面表白真诚的爱情，背后却对追求者竭尽挖苦嘲弄之能事。后来，色里曼娜的追求者聚到一起，揭穿了她背信弃义的花招，纷纷离去。阿尔赛斯特虽然知道自己也受了欺骗，仍然希望色里曼娜和他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色里曼娜拒绝了他的好意。阿尔赛斯特独自一人离开巴黎，找一个偏僻的穷乡去做他的所谓“正人君子”。
这个剧本对于贵族阶级的揭露是相当深刻的，剧中出现形形色色的贵族人物，他们的表现不同，地位各异，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虚伪。他们表面上讲风雅，讲礼貌，见了面又是亲吻，又是拥抱，形同骨肉，背地里却互相攻击，互相诽谤。他们在社交界里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以挖苦对方为乐事，一点点小事可以弄到决斗和诉讼。凡此种种，使我们看到一个没落阶级内部腐朽、堕落的情景。
阿尔赛斯特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他与专制君主的宫廷格格不入，也不愿与阿谀奉承的廷臣为伍。他把自己与整个上流社会对立起来，然而他的作为也不过是孤芳自赏，到处挑剔，他所追求的色里曼娜又正好是那个社会里典型的庸人。由此可见，阿尔赛斯特并不是贵族社会的局外人，更像那种保留着割据时代的傲慢性格而不满现实的贵族。莫里哀在剧中借他的嘴指责了贵族社会的腐败，然而并没有把这个人物理想化，相反，他始终让阿尔赛斯特处在被嘲讽的地位，揶揄这个人物本身可笑的言行。
莫里哀对贵族阶级的揭露和讽刺是无情的，他写出了上流社会的腐败和堕落，塑造了各种贵族人物的典型，既揭露了他们的掠夺性，又揭露了他们的腐朽性，痛快淋漓地暴露了他们在锦绣外衣和高贵门第掩盖之下的种种恶行败德，写出了这个盘踞国家统治地位的上层阶级已经处于日益没落的趋势而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尽管有学识的人认为《恨世者》是莫里哀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是观众当中并没有获得巨大的成功。有一位观众是拉辛的朋友，想讨好拉辛，就对他说，他去看了首场演出，《恨世者》是彻底失败了。但是拉辛却对那位幸灾乐祸的人说：“是吗，你去看戏了？可我没有去。不过我不相信你的话。莫里哀写出坏剧本是决不可能的。你快去再仔细看一遍吧。”
《恨世者》刚一问世，就引起了一场风波，给莫里哀招来了麻烦。其实，我们知道，很难想象莫里哀的剧本，哪一部不招来麻烦的？！巴黎人按照他们一向的习惯，寻找剧本里所描写的人物的原型，并到处散布谣言说，剧本的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太子的老师德·蒙托杰公爵。
这个谣言瞬即传到蒙托杰公爵的耳中。他虽对莫里哀的剧本一无所知，然而却立即断定：如果莫里哀描写的真是他，那肯定是把他丑化了。公爵大发雷霆，扬言：他只要见到莫里哀，就要用棍子把他打死。
莫里哀千方百计地设法不与蒙托杰碰面，然而他们的会面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在国王观看《恨世者》演出的时候，蒙托杰公爵也来了。莫里哀决定躲在后台不露面。但演出刚一结束，就有人走到他跟前通知他：蒙托杰公爵请他去。看到莫里哀满脸恐惧的神情，来使感到十分惊讶，不得不反复向莫里哀担保，蒙托杰公爵对他没有恶意，决不会为难他的。当脸色苍白的莫里哀来到公爵面前时，他的恐惧化为惊异，蒙托杰拥抱了他，和颜悦色地向他表示感谢，并声称，他为自己能充当剧中阿尔赛斯特这样高尚的人的原型而感到无尚荣幸。同时，他还对剧作家讲了许多恭唯的话，从那时起，公爵对莫里哀的态度变得十分和善友好。而最有趣的是，莫里哀在塑造阿尔赛斯特这个形象时，根本就未想到过这位蒙托杰公爵。
讽刺富商的《吝啬鬼》
莫里哀出身于第三等级——资产阶级。他最熟悉这个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他不但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属于这个阶级，就对它采取宽容和包庇的态度；相反，他把自己的大部分喜剧都用来描绘和揭露它。在17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属于“第三等级”，不属于特权阶级。但是，专制王权为了取得整个新兴的富裕阶级的支持，曾经给予资产阶级一部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资产阶级可以购买政府官职和世袭的贵族头衔，可以从政府买得包税权，在政府的保护下征收高额税收。路易十四王朝的文官几乎都是资产阶级出身。上层资产者就这样进入了统治阶层，与王权结合在一起，成为所谓“穿袍贵族”，以区别于旧贵族——“佩剑贵族”。虽然当时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新兴的进步的阶级，但是，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了它那种自私自利、贪婪无厌的剥削阶级本性，并且它还积极地向封建贵族阶级靠拢，共同联合起来，剥削压迫工农劳苦人民。因而，莫里哀总是勇敢地加以揭发和嘲讽，并不因为自己出身于资产阶级而掩饰本阶级的毛病。
1668年，是莫里哀为争取《伪君子》公演而向国王二上陈情表之后，斗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这一年，他除了演出神话剧《昂非特里翁》之外，连续写了两出讽刺资产阶级的喜剧——《吝啬鬼》（又译《悭吝人》）和《乔治·唐丹》。这两出戏也正是他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1664年-1669年间他写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资产者的形象，而《吝啬鬼》和《乔治·唐丹》则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人物，并且塑造了一些富有典型特征的资产阶级形象的作品。
1668年9月上演的《吝啬鬼》是一部揭露资产阶级拜金主义本性的喜剧。剧中对于资产阶级爱财如命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莫里哀讽刺资产阶级最有力的作品。主人公阿巴公，是个富商和高利贷者，十足的守财奴，为人既苛刻又吝啬。他的妻子早年去世，遗下一儿一女。儿子叫克雷央特，女儿叫爱丽丝。阿巴公对他们缺乏温暖和抚爱。他收藏着很多的金银，但在他的女儿身上见不到一点珠宝的闪光，儿子要靠借贷和赌博才能穿上几件像样的衣裳。阿巴公要全家大小和他一同过穷酸的日子。
贵族青年瓦赖尔是个机灵忠诚的小伙子。在一次风浪里搭救了阿巴公的女儿爱丽丝，从此他们产生了热烈的爱情。瓦赖尔为了接近自己的意中人，隐瞒了身分，混进阿巴公家当佣人。他用奉承、讨好、赔小心等办法博得了阿巴公的信任，并且当上了总管。克雷央特这时也爱上了一个年轻美貌但家境贫寒的姑娘玛丽亚娜，时常暗中借款接济她们母女。这两对年轻恋人不知道父亲是否同意他们的婚事，决定先探一下父亲的口气。
阿巴公此刻正为刚收回的一万金埃居的高利贷藏在哪里伤透了脑筋，他原想把金币藏在房子里，但又想这正好引贼上门。后来，他把金币连同他收藏财宝的箱子一起埋在花园里。这事虽然只有他一人知道，但他怕万一被人看出破绽，心里忐忑不安。
爱丽丝和克雷央特来找父亲提各自的婚姻。阿巴公听到“婚姻”两字立刻高兴起来，他说住在同街的年轻姑娘玛丽亚娜端庄温柔，他已经决定要娶她了。克雷央特听了，好像头上被人重重敲了一锤子，他万万没有想到父亲和他争夺的是同一个姑娘。他假称自己头晕，便气愤愤地走了。阿巴公告诉爱丽丝：他已经给克雷央特物色了一个有钱的寡妇，另外，他已把她许配给年过五十但很有钱的贵族昂赛末老爷了，他要女儿今晚就订婚。瓦赖尔安慰爱丽丝先不要刺激阿巴公，假装百依百顺，然后装病来推迟婚期。万一中途出了岔子，他们反正还有最后一着：逃跑。
克雷央特急于要借到一笔15000法郎的款子。这笔钱既可以帮助玛丽亚娜的家庭，也可以鼓动她和他一块逃跑。他在掮手西蒙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债主。不过放债的人性格很怪僻，他小心地隐匿着自己的身份，不肯说出姓名。借债条件也很苛刻，要付二分五厘的高利息，还只能拿到12000法郎的现金，其余3000法郎由放债人以衣服什物等折付，并附上一大张家具折付的清单。克雷央特暗暗骂对方为刽子手和强盗，但他急需钱用，便顾不得这许多了，他以母亲去世时留给他的产业作担保，还说他父亲也快死了，他是大宗遗产的继承人。尽管这样，放债入还有点不放心。他要亲自和借债人会会面。不见面犹可，一见面双方都吓了一大跳。克雷央特没想到这放债入竟是他的父亲。阿巴公大骂克雷央特是个挥金如土的败家子。克雷央特也不客气地说：“你想一想吧，到底是谁的罪过大，是那个因为需要钱而向人去借钱的人，还是那个根本不需要钱而偏要去骗人钱的人？”
阿巴公为了给女儿举办订婚礼，把全家上下都动员起来。仆人勃兰达瓦提出他的上褂大襟上有一大片油渍，腊麦吕史提出他的灯笼裤后档上满是窟窿，如果没有别的衣裳替换，很不雅观。阿巴公怕花钱，他交代腊麦吕史在斟酒时，把破裤子那面冲着墙。至于勃兰达瓦则可在上菜时，手拿着帽子挡在短褂前面，遮住那片浊污。他要厨子雅克在做菜时少花钱，多办事。雅克问他是否要上一道烤菜？阿巴公马上用手把雅克的嘴捂住了，他骂道：“你这吃里扒外的奸细，你要把我的全部财产都吃光了？”阿巴公交代说： “得预备一些大家不大爱吃可是一吃就饱的东西，比方说肥肥的什锦烂肉块，另外再来个罐儿面条多加栗子。”
媒婆福劳辛用花言巧语把玛丽亚娜骗来参加阿巴公女儿的订婚礼，阿巴公照福劳辛的吩咐戴了老花眼镜出来迎接她，并一个劲称玛丽亚娜为“我的美人”。玛丽亚娜见了阿巴公那副怪模样，一阵恶心，惊慌得不知怎么是好了。玛丽亚娜见到克雷央特大吃一惊，她没有想到她平时喜欢的青年，竟和阿巴公是父子关系。克雷央特借着欢迎后母的机会向玛丽亚娜表白自己的爱情。阿巴公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吻玛丽亚娜的手，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决定要把儿子的心事试探出来。他对克雷央特说，他考虑娶这么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会被人说闲话的，不如把玛丽亚娜让给儿子。克雷央特信以为真，立刻吐露真情。阿巴公马上翻脸了并以取消继承权来威胁儿子。
仆人拉弗赉史为了帮少爷的忙，他乘主人父子吵架的机会，溜进花园，把阿巴公藏在地下的财宝箱弄到手了。随后阿巴公发现自己的金币丢了，便痛不欲生地大叫起来。
法院派来了调查员。雅克厨师想报复瓦赖尔打他几棍的仇恨，便信口开河地说钱是总管瓦赖尔偷走的。阿巴公立即喊来瓦赖尔，要他招供混进他家里蒙蔽他、盗窃他金钱的罪行。瓦赖尔以为自己的身分已被阿巴公识破了，便承认他盗窃了他女儿的爱情。阿巴公不听犹可，一听肺都要气炸了。他说现在他不仅要告发瓦赖尔盗窃罪，还要加上奸骗的罪。
正当这一家子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昂赛末应约来了。阿巴公指着瓦赖尔说：“他是世界上最坏的窃贼。”瓦赖尔反驳说，他决不会做出这样下流的事来。他出身于高贵的家庭，全那不勒斯的人都可以证明他的身分。昂赛末听这青年提到了自己的家乡，便问他父亲姓什么？瓦赖尔回答说，他是达尔布西·托玛爵爷的儿子并拿出自己保存着的父亲的一颗红宝石小图章和母亲的一只玛瑙镯子。玛丽亚娜一直在旁边细心地听着。听到这时，便惊喜地说瓦赖尔是她失散多年的哥哥。昂赛末也十分激动起来，他说瓦赖尔和玛丽亚娜正是他多年失散的一对儿女。这种突然的巧遇把在场的人都看呆了。原来昂赛末原名托玛爵爷，他是意大利那不勒斯城的一个大贵族。16年前那不勒斯城发生了一场暴乱，托玛爵爷带着一家出逃，刚好在海上遇到了一场风暴，他们乘坐的船翻了，托玛被人救上岸后，以为家里的人都葬身海底了。他回到家乡变卖了财产，改名为昂赛末，在异乡过着飘泊的生活。他万没想到他的亲人还活着，儿女都长得这么大了。
阿巴公认为这一切与自己无关，他纠缠着瓦赖尔要他归还财宝箱子。克雷央特出来解围说，如果父亲同意他娶玛丽亚娜的话，他的金银就会平安无恙地回到他的手中。阿巴公巴不得自己的财宝箱子能找回来，金银是他的命根子。但儿女们要成亲，他可不愿意花钱，于是他提出儿子和女儿的结婚费用，要由昂赛末爵爷负担。昂赛末满口答应。阿巴公要求昂赛末给他做一件新衣服，以便他在办喜事那天穿。昂赛末说他一定照办。
最后，昂赛末带领他的儿女去看他那多年失散的妻子。阿巴公说：“那么，我也要去看看我的亲爱的箱子了。”
剧本集中刻画了阿巴公的形象。这个人生活在封建时代，但是对于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最尊贵的东西，诸如门第、名誉等等，他都并不看重，唯有金钱才是他的崇拜对象，是他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他千方百计地掠取金钱、积攒金钱。放高利贷，利息高达二分五厘，比法定利率高出五倍，还要用各种破烂货来顶替贷款的五分之一。在生活上，他吝啬到极点，竭尽克扣之能事，甚至于半夜里起来偷自己家牲口吃的马料。对于儿女的婚姻大事，他全不顾小辈的幸福，只求能从中捞点钱或省点钱。总之，金钱就是他的生命，贪财成了他的绝对情欲。
剧中描写他丢失钱箱后那种疯狂一般的精神状态，突出地表现了他爱财如命的本性：
……哎哟！我那可怜的钱啊，我那可怜的钱啊，我的亲爱的朋友啊！他们硬从我手里把你给抢走啦；你们被抢走，我的依靠、我的安慰、我的快乐就全没有了，我算是整个地完蛋了，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啊？没有你，我简直活不了啦。全完啦，我实在受不了啦；我要死，我死啦，我已经入土啦……
这段有名的独白把一个守财奴的心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