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22日清晨，纳赛尔主持“自由军官团筹建委员会”在开罗开会决定：当晚起义。会议确立了革命第一阶段的三个目标：一、夺取军队的领导权，并完全控制之；二、确保人民对运动的支持；三、以和平方式废黜法鲁克。
政府显然已经觉察到了风吹草动，革命者进攻的第一个目标陆军总部彻夜灯火通明。但纳赛尔对此满不在乎，他看上去那样镇静和从容。在临近起义前作最后巡察时，他发现战友奥卡沙感情十分冲动。纳赛尔用英语笑着对他说：“今儿晚上没有感情激动的余地，我们必须对意外事故有所准备。”接着他解释道，阿拉伯语不是一种表达镇静的适当语言。
午夜十一点，自由军官率领革命队伍在坦克、装甲车、大炮、机抢的掩护下，向军营区发动了突袭。他们很快就完成了全部占领任务，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接着，革命队伍分头去抢占桥梁、火车站、电报电话局、广播电台等重要设施和部门。当太阳升起之前，革命指挥部就完全控制了首都，控制了军队。
总体而言，这是一场平静得出奇的武装革命，一夜之间就政权易手，且仅有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例：速度如此之快，流血如此之少，完成如此重大的革命。驻扎在运河区的英军并未认真考虑过援助国王。革命者已堵住了通向开罗的道路，并许诺外国人的财产和安全将受到妥善保护，同时警告英国不要干涉这一纯属埃及内政的事件，否则后果自负。
7月23日早晨七点半，当开罗市民们从睡梦中醒来时，昔日熟悉的世界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广播中传来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发表的一个声明：“我们已采取了纯洁自己队伍的行动，让那些能力、品质和爱国心都为我们信得过的人来担负我们军队的领导工作。全埃及一定都会以喜悦的心情来欢呼这一消息。……真主保佑一切顺利。”
24日，革命政权又发出了第二个声明。声明阐述了起义的原因和目的，指出：“我们要改革和整顿军队以及一切国家公共事业。我们高举宪法的旗帜。……我们的运动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是以你们的名义，为了你们的利益，在你们的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受到你们的鞭策，信心满怀……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对一切都作好了充分准备。你们要相信我们这次吉祥的运动必定会取得胜利。你们的心要向着万能的真主。跟着我们前进吧……”在革命的号召下，人们通过各种途径表达拥护运动的心愿。人民的绝对支持，为革命事业的成功铺平了道路。
7月25日清晨，纳赛尔告诉萨达特：“国王今天必须下台，最迟不能超过明天。”在晚上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纳赛尔写下了关于国王命运问题的最后决定：“解放运动应该尽快废黜法鲁克国王以便处理更为重要的问题，即必须尽快铲除法鲁克留给我们国家的贪污腐化的弊病。我们必须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扫清道路。在这个新时代里，人民将行使主权并过上体面的生活。公正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不经审判我们不能处死法鲁克，我们不能长期监禁他，也不能纠缠于他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的问题上。这样做可能导致我们忽略革命的其他目标的危险。让我们饶了法鲁克的性命并把他流放国外吧。历史将判处他的死刑。”
26日中午，“退位诏书”被送到法鲁克的面前。国王顿时四肢瘫软，浑身发抖，眼含泪水，他签名时如此紧张，以致把名字都签坏了，不得不在诏书的头上重签一次。下午六时，法鲁克被允许乘坐王家快艇离开埃及，并享受了对国家元首的21响礼炮待遇，法鲁克临走时，对纳吉布说了几句颇耐人寻味的话：“你们已经做了我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我希望你能好好照管军队，你知道是我的祖父创建了这支军队。你的工作将是困难的，统治埃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纳赛尔后来在回忆起26日这一天时说：“1952年7月26日是我感到自豪而永志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幸福，而这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法鲁克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时候。他的签字有几个意义：第一，它确认革命已经成功，并已站稳脚跟；第二，它意识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即黑暗时代的结束和我们梦寐以求的光辉时代的开始；第三，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的灭亡和共和国的开始。共和国的成立尽管是在以后才正式宣布的，但实际上应该算是那时开始的。这个幸福的日子还有第四个意义，就是长期受压抑，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连鸣冤诉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的人民，能够在那个时刻自由地大声向暴君喝斥：‘滚出埃及去，埃及是我们的祖国。’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可爱的日子里实现的。所以，我把这一天算作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是不奇怪的。”
革命的胜利，给落后的埃及带来了曙光。埃及需要像纳赛尔这样的强人领导人民去夺取更大的胜利。但是，纳赛尔起初并不想作最高领导人，甚至不想直接参与决策。他认为：军队的唯一任务是成为“突击队的先锋”，以唤醒温驯的埃及群众，革命成功后，自由军官组织将马上把政权移交给民族主义的“密集队伍”，而把他们自己限制在一种单纯的监督任务之内，埃及未来的改革是政治家们的事。为此，纳赛尔将自由军官组织执行委员会改组为革命指导委员会，享有监督权。
但是，接下来的一系列内政外交困境与混乱最终使纳赛尔沉痛地感到：“先锋队”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而只是刚刚开始。1952年9月，革命指导委员会接管政府，纳吉布担任政府总理，主持一个基本上由高级文官组成的非党内阁。纳赛尔此时虽然还未参加新政府，但掌握着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实权。埃及大地上正孕育着一场划时代的改革。
9月9日，革命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土地问题是埃及历代都十分突出的问题。人口多，耕地少，且分配不公。在所有土地占有者中，不足6%的大地主掌握着65%的耕地，而占94%的人却只占有35%的土地。人均占地仅为0.8费丹。为了粉碎土地垄断，消灭土地集中在一小撮大地主手中的现象，解放那些世世代代被奴役的农民，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占有200费丹以上的土地，但允许将另外不超过100费丹的土地分给子女；拥有200费丹以上的大地主可将多余土地分给自己的雇农、佃农或居住在被分配的土地范围内的村民，每人分得的土地不超过10费丹。法令还规定由同村分得土地者和占地不超过5费丹的人组成农业合作社，以免土地分割过细引起生产水平下降。法令还保障农业工人的最低工资并允许他们组织工会来保护自身的共同利益。尽管这部土改法还有许多缺陷（以后埃及又根据实际需要颁布了一些补充法令和新的土改法），但它毕竟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占地不足5费丹的农户总共占有了全国54.8%的耕地，人均耕地面积也上升到了1.3费丹。
为了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革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劳动法，如：《个体劳动合同法》、《劳动纠纷调解与仲裁法》等。这些劳动法确立了劳动关系新原则，把劳动看做是一种社会职责，强调工人间权利平等，并赋予了工人享受交通费补助，领取救济金、养老金，男女同工同酬，八小时工作制等许多新的权利。后来，纳赛尔称埃及的工人“获得了领导地位”。
在政治领域内的变革，最值得一提的是革命政权取缔旧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措施。那些旧政党实际上都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腐蚀国家政权的作用，起初纳赛尔的作法十分谨慎，并没有立即取缔它们。他对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说：“诸位，我担心有人会把这个决议（指取缔政党）理解为我们将走向独裁，……我们的革命是民主的，我们不能在这个国家实行独裁，让我们给这些政党和组织一个自我整顿，重新制定适应形势的纲领的机会吧。”纳赛尔的意见被采纳了。1952年7月31日，革命政权发出了各党派进行自我整顿，修改纲领和宗旨的号召，并预定1953年2月举行大选，恢复国家廉洁的立宪生活。9月9日，埃及颁布了《政党组织法》。
纳赛尔曾向埃及的老牌大党——华夫脱党的领导人诚恳表示：相信“这个大党完全可以改变现状，调整领导机构，也可改变宗旨和纲领，以适应法鲁克以后的新的政治形势。华夫脱党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很主动。革命不需要专政。革命和华夫脱党合作的唯一条件就是华夫脱党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同意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令。”但华夫脱党拒绝了纳赛尔的要求。
革命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纳赛尔说：“我们进行这次革命不是为了上台当领导，我们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真正的议会生活……当我们和那些人（指旧党派成员）打交道时，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一系列的讨价还价，贪得无厌的要求，玩弄权术和欺骗讹诈……我们发现有产者集团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要求废除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法令，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国家的政权再也不能掌握在这伙政客的手里了。”
1953年1月16日，革命政权颁布了解散一切政党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法令。同时宣布开始为期三年的过渡期，以便政府能建立一个健全的民主宪政。此后，革命政权对旧有的国家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1953年2月10日，埃及颁布了新时代的第一部宪法。该宪法是过渡时期的临时宪法，规定：革命指导委员会是全国最高领导机关，有权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制定保卫革命和现政权的必要措施，行使任免部长的职权。6月，埃及宣布成为共和国。
只要英国人还占据着苏伊士运河，埃及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独立主权国家。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巩固政治地位、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开始致力于英国撤军以及与此相关的苏丹问题的解决。
根据1889年1月英埃共管苏丹协定，英埃两国共同治理苏丹，但实际上，英国独揽苏丹军政大权，企图将苏丹从埃及管辖中分割出去，革命前，埃及对苏丹的一贯立场是要求对苏丹的主权，实现尼罗河流域的统一。“七·廿三”革命以后，埃及对苏丹问题的态度有了转变，革命政权确定了由苏丹人自己解决主权问题的原则。承认只有苏丹人才有权为自己的国家选择满意的道路，应该立即让他们自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1953年2月12日，英埃两国签定了“苏丹协定”，决定苏丹实行自治，确立了四条基本原则，一、结束英埃共管；二、苏丹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或完全独立或与埃及联合；三、在自决之前的过渡时期内，苏丹人自己治理苏丹；四、保持苏丹地区的统一。
在英埃“苏丹协定”的指导下，11月1日，苏丹议会按期举行选举，“民族联合党”大获全胜。1954年1日，阿扎里被任命为苏丹总理，1956年1月1日，苏丹议会决定苏丹正式独立。埃及政府马上承认了苏丹的独立地位。
为了迫使英国从运河区全面撤军，埃及一方面积极谋求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另一方面也在扩充武装力量，准备应付突发事变。1953年3月，纳赛尔宣布：“如果我们的国家不能摆脱被占领的羁绊，我们将从政府中把革命领导人撤出来去领导人民发动抗英游击战争，我们将四处展开游击活动，使英国人感到他们为侵略我们的国家正在付出高昂的代价。”
4月27日，英埃开始谈判。埃及坚决要求：英军从运河区完全撤军；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一并交由埃及政府管理；英国技术人员将在不超过几个月的时间内为埃及技术人员所代替。由于双方分歧太远，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8月，纳赛尔访问塞得港，号召军队要敢于战斗，勇于牺牲。他说：“为了使这伙强盗撤走，全埃及同你们战斗在一起，直至最后一名外国官员离开我们的祖国，埃及必须解放，占领军必须撤离……这是一场关系到全体埃及人民的战斗，让我们永远团结一致，步伐整齐。”
此后，谈判与冲突交错进行着。1954年1月，纳赛尔在经过冷静地思考后，作出了战略性让步：他同意了英方在土耳其受到攻击时，重新启用运河基地的要求。从而为谈判的发展扫清了障碍。10月19日，纳赛尔同英国外交大臣纳丁最终签署了英国撤军协定。该协定规定：废除一九三六年条约；英军在此后约20个月中分阶段从埃及全部撤出；运河基地的现存设施在英军撤出后由埃及掌管；基地至少要由1700名英国文职技术人员使用7年，在此期间，若出现对埃及或加入《阿拉伯共同安全条约》的任何一个阿拉伯签定国及土耳其的军事进攻，英国军队有权重新使用基地。协定签定后，纳赛尔宣称：“英埃关系中丑恶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正书写新的一页……现在，英埃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进行建设性的合作。”
纳赛尔在坚持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有限的让步换取了英国全面撤军的承诺，使英国在持续占领埃及72年之后，不得不打道回府。最后协定的签署，有利于改善埃及同西方的关系。英国重新向埃及转让武器，美国提供了财政援助，这些无疑对巩固新生埃及的地位是有帮助的。
但对于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而言，纳赛尔也许让得太多了。他使埃及部分地同西方的中东防御体系联系起来，难以奉行完全中立的政策，甚至还让出了苏丹。1954年10月26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的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上作演讲时，受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枪击。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站在那里没有动。他向群众喊道：“请记住，如果我发生什么意外，革命仍将继续，你们每个人都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
1957年1月，纳赛尔乘英法以三国侵略埃及之机，宣布废除了1954年英埃协定，从而切断了埃及同英国的最后一点儿联系。
正如纳赛尔自己所言：“我已经实现了‘七·廿三’革命的最大任务。72年来，我们的祖国受尽了苦难。为了祖国的儿女们，我使祖国摆脱了灾难，成为一个光荣、可爱和强大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