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那时的文官制度是适合于自由世界的，因为政府的主要目的即是进行深思熟虑的管理。从阿斯奎斯（Asquith）当政开始并和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的名字相联系的扩大社会服务机构还没有发展成今天这样机构庞大的组织。应付世界规模战争需要的任何扩编计划都没有事先计划妥当。实际上，不少人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机构，其脆弱的组织，是不足以负荷已两次经历过战争的世界的。财政部本身就是由为数不多、经过精选的文职人员组成，与其谈他们精通财政和经济，还不如说他们只善于根据最有效的技术建议作出经济和财政的经济决策。可以设想，当时中下级职员并不能起多少作用，而且那时成批地从学校出来的人才比目前少，不过许多高级员司却久经锤炼，才气纵横。
大战爆发前一两天，凯恩斯匆匆应召赴财政部以备咨询。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可否停兑现金。凯恩斯草拟的备忘录对说服当时担任财政大臣的劳埃德·乔治起了主要作用。他建议：上策是避免停兑。
虽然凯恩斯很早被召，但在其后的一个相当时期里，并未得到委任。他仍继续留在剑桥大学讲课，同时还写了两篇文章。第一篇发表在1914年9月的《经济杂志》上，题目是《1914年8月战争与财政体系》。尽管一个主编有着种种方便，这篇长达27页的文章，也必定是在战争爆发后很短几天内写的。文章基本上是叙述性的，然而这样的叙述，只有迅速掌握了关键问题，并十分了解战争对某些机构所产生的影响的人才写得出来。第二篇文章《1914年11月金融界的展望》是第一篇的续篇，专门探讨了黄金及黄金储备的当前展望。凯恩斯那时已在推测战争会导致某种国际管理汇兑的制度的可能性。
凯恩斯之不久就被起用，是势所必然的。1915年1月他应聘到财政部，和财政大臣的顾问兼财政部财政经济顾问乔治·佩什爵士（Sir George Paish）共事。他们接触的面是很广泛的，不过凯恩斯的主要职责是国际金融，特别是协约国间的金融。凯恩斯草拟了协约国战时公债体制，战债使用管理办法，协约国贷款与英国国内经济及物资供应协调办法等。美国后来参战时几乎全盘采纳了凯恩斯的这套办法。这位最高设计人当时的目标是，以有限的资源分配给各协约国以应当前的急需，而不是制订各协约国互相承担义务的规章，因此，在战后，他对于坚持反对取消战债的人们，予以猛烈的抨击。根据他对战债目的及情况的深刻了解，凯恩斯十分清楚，协约国战债的积累，既不足以反映借款国作战不力，也不能说明贷款国出力较多。
除了协约国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外，凯恩斯不论在第一次大战或第二次大战期间，主要关心的是国际金融和获得某种外币问题上，他确是左右逢源，令人不可思议。凡此种种都很快表明他是位精明老练的干员，从而使得他在财政部的地位青云直上。正如在第二次大战时期那样，凯恩斯在第一次大战中也经常参与盟国间的重要财政谈判，并屡次陪同首相、财政大臣或英格兰银行总裁等参加在巴黎或在其他各地举行的会议。他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奉命留下来而没有陪同基奇纳勋爵（Lord Kilchner）到彼得堡去执行一项不幸的使命。据测，他这次被排挤是不应该的，为此才通过财政部的大力推荐，凯恩斯于1917年荣获巴斯勋章（C．B．）。这对于一位临时文职官员是一种殊遇。1918年他在财政部的职位，已达到执行秘书长。相当于现在人们所知道的助理大臣这个官阶。当时的财政部僚属中只有两个常务副大臣的地位比他高。由于他在财政部的地位和他对国际金融的专门知识，凯恩斯是财政部派去参加巴黎和会的财政代表的当然人选。
凯恩斯的一生可以分为学习、学术发展阶段、不论战阶段，他到达巴黎是第二阶段的开始。时至今时，人们还不能对他所参与的论战作出绝对的是非判断。他在凡尔赛的经历很快就传播开了。在同德国就粮食和其它供应问题进行了战争第一次的谈判以后，从1919年1月至6月初，他几乎一直呆在巴黎。他在巴黎是作为财政大臣的代表参加最高经济会议，负有作出决定的全权。同时他还是财政委员会中英帝国代表之一，协约国对德和谈财政代表的主席、英国财政部驻巴黎的首席代表，并且以顾问身份参加“四强会议”。曾经有人非议说，他并未参加他所描绘的会议，关于这点，他于1921年5月24日在《泰晤士报》上公开予以驳斥。“当事实表明（这里援引的是《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序言中他的原话），对和约条款草案作实质性的修订不能再抱有希望时”，他便辞职归来，回到剑桥大学，以便自由发言。
当时以及事后，人们都弄不清楚，凯恩斯到底是由于健康不能支持，还是辞职归来的。事实上，两者均有根据。1919年6月他写给父母的信上说：
“一方面由于事态的发展将导致不幸的结局，另一方面也由于长期以来操劳过度，我终于在上星期五病倒了，由于用脑过度，神经极度衰弱……我首先是想到马上回到英国，但和我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共同负责处理这令人诅咒的和约的斯未茨将军（General Smuts）却加以劝阻。他说，我的责任是继续留在这里，以备在必要时对当前的重大讨论发挥作用，甚至明确表示，要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在‘赔偿委员会’，我作了最后一次的抗议，反对扼杀维也纳，结果取得了一些进展。”
米苓女士（Miss Millin）在她所著的《斯末茨将军》一书中（General Smuts）（见卷二，第255-257页）提到凯恩斯回到伦敦后不久致斯末茨的信件，并全文发表了斯末茨的复信，只是没有说明事关至要的日期。这里引用其中的几句话：
“至于谈到未来，我以为你最好立即着手写一本清晰而连贯的纪录，说明和约中财政经济条款实际上是什么并意味着什么，可能的结果又将是什么。文字不宜过于冗长，因为我们所要吸引的是群众，而不是熟悉内情的人或专家。”
根据米苓的记载，凯恩斯对此曾有答复。她说：“据他解释，他是出于苦恼和激愤，忍无可忍，才离开巴黎的。他可以随时并迅速地实现斯末茨的建议，因为他早已成竹在胸，只需要把它变成书面文字而已。”
这便是《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的起源。米苓的断语可能是根据斯末茨本人的言论，也可能是来自斯末茨的文稿。当时凯恩斯确实认为斯末茨将军是他争取明智解决斗争的不可多得的、身居高位的盟友之一。否则，斯末茨米苓认为决不会那样激烈地讽刺四强会议和揭露“和约”的真相。很可能凯恩斯主要关心的（对此他本人是直言不讳地承认的）是他所信奉的抽象公平的实质，而斯末茨则更担心在安排世界的过程中所需要的政治家的风度和政治问题。
凯恩斯所追述的言论自由最初表现于1919年秋季在剑桥大学所开的一门课程：《和约的经济意义》。人们宁愿牺牲别的课程去听这门课，教室里挤得满满的，连立足之地都不易找到。这门功课于1919年12月底以另一种形式问世，那是《和约的经济后果》，这使得剑桥大学以外的人们也感到激动。
这本书出版之初，各方面的评论是非常好的，尽管人们可以怀疑，不少评论家和读者对克列孟梭的老奸巨猾比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更感兴趣，然而毕竟评论的旨趣并不仅限于政治内幕。当时英美很多人对问题的理解，对论点锋芒的欣赏，竟远远超过现在的人们。
第一个强有力的反调是1920年1月5日（星期一）《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十分全面的评论。如果说凯恩斯在描绘四强会议、抨击凡尔赛和约的种种荒谬时极尽了讽刺之能事，现在《泰晤士报》正是针锋相对，予以反击。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个人不惜笔墨著书立说，用整章的篇幅糟塌‘和会’，居然连篇累牍进行讽谕，几乎把它写得像一幅漫画。就是不说‘丑化’，起码也是‘刻薄’，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居然身居要津，登上了国家最高技术部门的技术顾问的宝座？看来他自始至终都抱着那种拒服兵役者诚心诚意的偏见，否则，他怎能在论述这场战祸时从道义上把协约国和德国相提并论呢？……实际上凯恩斯先生著作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所暴露的政治上的无知，起码也是政治上的天真。然而他却对于政治家们，甚至于对像法国、英国总理以及美国总统这样的人物横加指责，肆意抨击。如果对于这些人物没有亲切的了解，简直难以从他笔下辨别真伪……凯恩斯先生可能是个‘聪明’的经济学家，也可能曾经是财政部的得力官员，然而这本著作却有损于协约国，而协约国的敌人无疑将会表示欣慰。”
在《泰晤士报》发难以后，还出现过几篇帮腔的文字，然而冷冷清清，寥寥无几，实在大出意外。尽管有人指责凯恩斯是亲德的，事实上他主要是亲英的，而且也是亲世界的。
在同时代的评论中，1920年3月《经济杂志》发表的罗伯逊（D．H．Robertson）的评论可以说最为深刻。其中有两段，在某种意义上，和凯恩斯本人的论述具有同等的预见性。
“搞垮德国经济生活和要求德国赔款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持反对意见的人往往就是利用这个矛盾，作为借口，对于这两项政策都加以反对。当然这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政策不一定是由于有损于竞选诺言或债券持有人的正当权益，才是错误的。凯恩斯先生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暗示克列孟梭对赔偿问题是采取比较无所谓的态度。事实证明：对迄今尚未有人这样谈论过的克列孟梭态度作这样客观的叙述，并不是违背逻辑或是荒谬的。我们如果要了解凯恩斯说实际上不正确或不可能及他的意图何在，还必须掌握在《战前的欧洲》第二章中发挥的，并散见于全书的他的经济哲学的总概念。”
罗伯逊看到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所依据的主导思想正是凯恩斯关于欧洲经济根本性质的哲学概念。首先，欧洲虽然总算度过了战争，但组织是脆弱（“脆弱的组织”是凯恩斯开宗明义所用的几个字）。因此，欧洲愈少受割裂和变更，强加于它的调整问题愈少，则愈容易恢复到凯恩斯说的“边界和关税的干扰已降至最低限度”，同时“各种货币保持着同黄金的比价以及彼此间的兑换比例的稳定，从而便利了贸易与资本的流通。这些优点我们目前才充分认识到，但是已经失之交臂了”。见且，“在广大地区里，财产和人身以往几乎是绝对安全的”。不过，边界的存在及其位置还是头等重要的事情。罗伯逊的评论不仅对当前争论的问题，而且对于凯恩斯的其他以后的著作，都洞澈底蕴。以下再全文引用他的一段话。
“目前在分析欧洲的经济结构时，令人担心的事是，欧洲在某些方面和战前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战前的概念是乐观的、自由贸易的、太平的，而战后则自觉或不自觉地倒很像是代之以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了（为了简单起见，只好用些诡辩字眼）。首先，凯恩斯先生认为政治边界对于经济并非无足轻重，而且每当边界变化的时候，更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把一个省份从一个主权国家割让给另一个主权国家，决不会与经济毫不相干；政府一定会认真地设置障碍，制定禁例，没收私人财产，同时还能够强制执行。其次，对于欧洲与世界各地的国际分工，并不是像我们的前辈那样视作理所当然，无可非议，在这个问题上危机四伏、动荡不安是显而易见的。马尔萨斯所说的‘不可收拾的麻烦’出现了，提醒我们粮食及土地不能与日益增长的人口相适应。法国、意大利、北欧争先恐后，互相倾轧，都想从德国攫取更多煤炭资源，而资源本身并不能填满所有的欲望。国家间互为依存的一般大道理对于这些国家的贪婪，已不起作用。这种说法，即英国很难从德国取得不和英国工业相竞争的商品作为赔偿，不只是针对英国工业资本家的顾虑，而故布疑阵的论点，而且是英德垄断利益互不相容的信号。论者笔下的这两个国家正在争夺有限的铜铁市场，廉价的棉花和羊毛、总有一天会枯竭的美俄的粮食，这和战前人们所描述的相辅相成的英国和德国，迥乎不同。战前人们的这种看法，只是根据两国贸易的表面现象，对于本质问题并未给予足够的注意。”
“根据凯恩斯先生的出发点，似乎应该得出张伯伦甚至凯托式的结论，为什么他的结论却是这样相反呢？答案似乎只有一句话，就是组织和心理作用。关于组织问题，他的论点似乎是：‘即然不幸而为欧洲人，就不要再互相扼杀，把事情弄得更糟。如果煤炭缺乏，就要理智一些，进行合理的分配。如果生产不足以满足需要，就不应再通过关税和贸易战使生产益加萎缩，同时也不应出于民族动机使现有的组织遭到破坏。’他反对和约的经济条款，因为这些条款打击了已经贫困的欧洲的现行组织方法，而且前欧洲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喘息机会，去创造出新的组织方法。”
时光的流逝已经充分地证实了凯恩斯关于边界重要性的看法。越过边界的物资转移问题是独具特点的，无论是性质方面，或数量变化的可能性方面，都和国内的供应及重新分配大不相同。不过目前还不能肯定当时凯恩斯思想的另一基本方面：既然欧洲组织脆弱而不宜有所变动，那么最好是应该恢复到1913年的原状。这就意味着，战争的实际变化，例如，各国人员的伤亡，英国海外财产和市场的损失等等，比之恢复1913年欧洲原状的主要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恢复到1913年，并不是像其他目标似的，只是可望而不可及。
对凯恩斯立场的更猛烈的抨击来自一位法国人。曼透克斯（Etienne Mantoux）在所著《迦太基式的和平或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以种种不同方式共同提出的问题）：如果1919年以另外的方式对待德国，能否避免1939年的战争？曼透克斯指控的主要论点是，凯恩斯对和议主持人的揭露是一切不幸后果的根子，和约应该看作是不可割裂的整体。威尔逊在其所提出的14点及以后的会谈中，把民族自决摆在强权均势之上。除非美国保证法国的安全，这一根本变化是无法贯彻的。正当美国犹豫不决的时刻，凯恩斯把和议及和议主持人当作笑料，加以嘲弄。这促使美国摆脱了欧洲的纷扰，大大地破坏了整个安全体系。据曼透克斯的意见，从此，正如福煦将军在1919年所指出的德国复兴已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同时，要想在这种形势下拯救威尔逊在中欧新建立的那些国家，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当然会愿意听取凯恩斯本人对曼透克斯的答辩，因为这类抨击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凯恩斯对此一定是深思熟虑过的。丘吉尔在《世界的危机》中就说过，1919年凯恩斯的政治判断远逊于他的经济判断。在第二次大战期间的确不止一次地说过，凡尔赛和会的错误在于，既不是十足迦太基式的，又不够开朗明了。他当然不会接受任何类似的说法，既凡尔赛和会后出现的世界局面，正是他所祈求的。难道严格规定的赔偿条款都保存下来，而又事实上无法履行，就会使世界局面好些么？即使凯恩斯默默无言，难道协约国就会都热衷于从经济上摧毁德国么？难道时态的演化不是迟早终会引向人们走过的老路么？难道仇恨不是同时更深了么？凯恩斯改变了事态的进程呢，还只是使人们早些面对注定了的事实呢？
如果考虑到事件的先后次序，《和约的经济后果》也几乎不可能成为一切后果的主要原因。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1919年7月下旬才开始讨论和约。第一次和第二次报告是分别于1919年9月和11月提出的。在这两次报告里都建议对和约作根本性的修订和保留，打消了美国在欧洲承担义务的可能性，从而使法国的希望完全落空了。9月初威尔逊开始了他为争取对和约的支持而进行的徒劳无功的旅行，接着他便患病了。11月，和约草案在参议院未能无条件地获得通过。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和约的经济后果》出版以前。诚然，这本书在1920年2月及3月的事态进程中起过些作用，当时争取达成协议的进一步的努力都毫无结果。然而那时已经很明显，即使美国批准和约，也会加上影响深远的保留条款，因为他们主要考虑的事不是赔款的纠纷，而是国际联盟盟约。
为了理解凯恩斯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有必要回顾一下他的知识分子中某些基本倾向。他是个极端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者，但对于那些只知他预言过和约后果的人是不易接受的。说他是乐观主义者，是指他相信世界上的很多灾难，只要排除人为的愚蠢障碍，都是可能补救的。他痛恨无知，不仅是从美学角度卑视它的丑恶，而且在情感上对之深恶痛绝，因为它剥夺了人类那么多最宝贵的东西。说他是理想主义者，是指他对人类的命运总是密切注视，深切关怀。他对眼前的错误是不肯妥协的，因为他相信正确的东西终究要占上风。虽然凯恩斯是乔治时代的人物，但不时还流露出内在的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和责任感；不论是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甚至伦敦文化区的生活，都不能全部淹没父系凯恩斯家族或母系布朗家族的遗教。而更重要的是凯恩斯一方面根本没有那种在不知不觉中浸蚀着当时文职人员的犬儒主义思想（极端麻木不仁的文职人员当然不在此列），另一方面也没有多数乔治时代人物所具有的那种轻率态度。一般的文官总是认为，国际谈判不过是一种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的过程，只要在目标上有所收获，而在次要目标上所作的让步再多，也算是达到了目的；尽管今天的解决办法是莫名其妙的，然而它仍然体现了今天所能获得的最佳成果，等明天再向世界表明，他是正确的，别人是错误的，那时他又可以获致人们今天尚未认识的真正正确的东西。他们正是采取了易行而有害的办法处理和约：边界是不易改动的，那就首先致力于最妥善解决边界问题；赔偿问题是易于调整的，那么在时机尚未成熟，各国找不到合理解决办法的时候，不妨先安排一个敷衍的办法，留待时间去作纠正，为了应付眼前，一个完全要不得、根本行不通的办法，可以比目前的缺陷、勉强过得去的办法更为可取。凯恩斯根本就不承认这种文官们的初步设想：使政策能否行通得的舆论本身是一成不变的、无可理喻的。主要是由于凯恩斯著作的影响，舆论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证明了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他也不像乔治时代的人那样喜欢高谈阔论，目空一切。他本可像他们那样从容地置身事外，超然于政治上的混乱无聊和骑墙观望的失败主义旋涡之外，退而空谈理论，解求数理哲学和纯经济原理的奥妙。然而他不肯超然物外，因为他强烈地关怀着人类的命运，并且认为经济学如果失去了它的现实基础，便是空调无物的东西。
正是他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观，在当时和以后对他的同事和学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如果作为他的忠实信徒，仔细考察他对赔偿问题、货币改革问题、充分就业问等的处理，当可了解，他之所以能起激励作用，并不是由于知识分子追求的一时狂热，而是由于他抱有坚强的信念，唯其如此，才能为世界除恶。他之能感染人们，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责任感。虽然他一向以随机应变、足智多谋见称，凡是受到他影响的人，从来没有哪一个会怀疑凯恩斯本人沉缅于这样一种无聊的三段论式里（而这种三段论式近年来已经使得经济学界惊诧莫名）即：我想作一个伟大的人，凯恩斯勋爵是个伟人；他经常说些好像是似是而非的废话；因此我也必须找些似是而非的废话说。真理是十分精致的东西，绝不是知识虚浮的最优良的副产品，只是珍惜真理的人，才最有可能找到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