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学说的确改变了西方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在战后几十年内，它成为西方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指导思想和分析工具，就连那些原来对“古典学派”深信不疑的一些著名学者，也背叛古典教义而变成凯恩斯“新说”的忠实信徒。一时间内，居然形成了一个以凯恩斯为教父的新学派凯恩斯学派，凯恩斯主义风靡于西方。在经济学领域中，这一学派人数之众在历史上少有。信徒一方面著书立说，阐述、引申凯恩斯学说，演绎出一套较为完备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教父歌颂倍至，将凯恩斯革命与哥白尼在天文学、达尔文在生物学、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革命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在70年代以前，凯恩斯学派的合唱声音宏量至极，气势磅礴，几乎达到了西方学者言必称凯恩斯的地步，极少数反对者势单力薄，低沉的反调近乎被这种大合唱所淹没。于是，凯恩斯学说从异端一跃成为新的正统经济学，统治着西方国家的讲台和论坛。不仅如此，凯恩斯那雄壮而独特的歌曲也感染了西方政府官员，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在30年代初就实行了政府调节方案，美国政府就此有了政府干预的传统和基础。战后美国率先接受凯恩斯主义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其他西方国家也争先效仿，制定和实施了“充分就业方案”以及其他一系列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案、政策和措施，于是，凯恩斯主义日渐渗透到政府的决策之中，变成了官方经济学。
从其客观的经济效果而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实践，尽管有许多负效应，如巨额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债台高筑、浪费严重等，但是，按照经济危机的常规尺度来衡量，人们不能不承认，它的确获得了相当的疗效。战后西方世界尽管仍旧不断爆发经济危机；然而由于有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措施的抗御和调节作用，各次经济危机的广度、深度和长度都大大小于30年代的经济危机，失业率也比较低，社会矛盾也相对缓和了。总的看来战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增长比较平稳而且较为持久，温和而短暂的经济危机并未妨碍经济增长，日本和西德尤为突出。无怪乎有些凯恩斯主义者一时得意忘形，宣称要给经济危机作“安灵弥撒”。正因为有如此绩效，所以，凯恩斯主义者把战后至70年代初这段岁月称为“凯恩斯时代”，把凯恩斯视为“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这些评价未免夸大其词，忽视了战后西方经济增长的其他客观条件，如科技进步、国际环境安定、战后恢复的需要，但的确也难以全盘否定，因为“战后繁荣”的确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管理政策密切相关。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自由经营市场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缓和了经济危机。
与企业自由经营之歌相比，凯恩斯主义确有其独到的智慧之处：
（1）较为客观的态度。企业自由经营论者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描绘得完美无缺，对之歌颂备至；而凯恩斯则公然承认这种经济有缺陷，最明显的两个缺陷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和收入分配极不均等，因此有改进的必要。
（2）“两手”并用的政策设计。传统的企业自由经营论者们过份乐观地相信市场机制和企业自由经营的神奇功能，倡导政府“无为而治”，这在斯密时代无疑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需要，也适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初始阶段的客观要求。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程度的提高，其自身的内在矛盾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不断周期性地出现，成为危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顽疾。显然，自由经营的企业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只会雪上加霜，火上加油。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干预会起一定的作用的。
凯恩斯则一方面论证了其作用的有限性和无效性，得出了必须由政府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结论，公然打出了几百年来西方学者视为“有害无益”的政府干预这杆大旗。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忘记企业自由经营有其神奇的功效：效率高、资源合理配置、自由等，要求政府干预不要损害这些利益，把“两手”结合起来，既保持经济效率，又获得充分就业的经济均衡。相比较而言，这种态度比较公允，也较为中肯地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要求。
然而，凯恩斯主义的智慧闪光并没有掩盖其中的缺陷。这种学说对“有效需求不足”这一理论基础的分析，并未深入到其本质层次私有制这一制度基础，而只停留在“三个心理规律”上。也正因为缺乏坚硬的理论基石，其政策主张难免失当。他盲目乐观地相信，只要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有效需求不足就可以得到弥补。但这些政策推行的结果是赤字日益增大、通货膨胀。自70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陷入了失业与通货膨胀相并存的新型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大受怀疑和责难，一些反凯恩斯者尽量往凯恩斯身上泼脏水，把凯恩斯革命视为人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一场悲剧。美国学者布坎南和瓦格纳在《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一书中激愤地写道：
“曾几何时，如果没有扭转乾坤的凯恩斯的出现，这篇历史诗将会重新构思和谱写。如果没有凯恩斯，六七十年代一般政治家的不良倾向将会更有效地得到制止，如果没有凯恩斯目前预算的规模就不会达到如此膨胀的地步并蕴藏着更大的威胁，通货膨胀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由社会造成明显而又现实的危险。凯恩斯勋爵的遗产为赤字开支、通货膨胀和政府规模膨胀的政治倾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但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诗篇，毕竟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其影响虽在70年代以后受到削弱，但并未全然消失，而且，在今天看来，这一学说对于安排政府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无疑有可供借鉴、发人深思之处：
（1）发达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必然性的命题。凯恩斯学说无论有多少缺陷，但它却有一个最大的贡献，这就是论证了经济危机或周期性波动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必然性。只要政府“无为而治”，企业完全自由经营，就必然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的发展，恐也难逃厄运。
（2）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必要性的命题。纵观人类历史，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无时不刻不在发生作用和影响，只是其力度和范围因时因地而异，无政府干预的纯市场经济从来不曾有过。所以，在市场经济中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取消政府干预，而是选择政府干预的适当手段，合理地规定政府干预的力度和范围。
（3）企业自由经营高效率的命题。凯恩斯学说尽管以倡异政府干预为主旨，但是，他从未设想过要取消企业自由经营制度，抛弃个人主义而实行政府代替私有企业的大一统的计划体制，相反，他认为个人主义和企业自由经营有诸多积极效应，因而必须保留。政府干预的目标是弥补其缺陷，维持和扩大它们生存与发展的经济空间市场经济，而绝非取代自由经营的企业。人类历史表明，企业自由经营是调动企业和个人积极性、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佳工具，因此，试图以政府取代企业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必然会面临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
（4）“两手”并举的政策构想。这一构想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真正把“两手”结合好了，鱼和熊掌就可兼得。计划经济和自由放任的企业经营的弊端皆可消除。
总之，“凯恩斯革命”并不是一场闹剧，也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人类思想遗产宝库中的一部分，是人类关于政府与企业角色安排问题的思维进程中有益和必要的一步，它深化了人们对于企业自由经营和市场机制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