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穷死的。的确，宋王朝从开国到败亡，财政收支就一直走下坡路。到中期仁宗在位时，朝廷每年财政亏空高达300万缗，而等到几年后的英宗治平年间这一数字居然渐升至令人窒息的1570万缗。缗是宋代的计量单位，跟贯等同，按购买力对比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75元， 1570万缗是个什么概念？人民币五十八亿八千七百五十万。如此巨大的财政亏空，以至于到1067年英宗病逝后，朝廷甚至都拿不出足够的钱为这位曾经的皇帝办一场像样的丧事。
公认的北宋有四弊“积贫、积弱、冗官、冗兵”，而这四者中又以“冗兵“为最。
开国之初，太祖赵匡胤决定沿袭唐五代以来的募兵制，军人职业化，实行严格的兵农分离。而军人的来源除宋初多来自各被剿灭的割据势力外，以后各朝基本上都是募集的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失去土地，颠沛流离的贫民。
在赵匡胤看来，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赈济了灾民，不使他们铤而走险；二是增加了国家军队的数量，有利于加强国防。但赵匡胤忽略了一点，当这种赈灾体制被无限放大的时候，其对国家财政，对社会发展都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康定元年（1040）时任御史的欧阳修写了一篇有名的政论文《原弊》，其中说道 “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也就是说每当出现大型自然灾害，国家就去受灾地把灾民招募为兵，健壮的到首都去做禁兵，瘦弱的就留在地方当厢兵。而且这个项目在当时还是帽子工程“吏招人多者有赏”于是“民方穷时争投之”。于是，很多官员一生中最大的政绩不是造福一方而是募集流民。
一代名相富弼与人闲聊时常常跟人提及他在庆历八年（1048）所做的事。这一年河北地区闹水灾，富弼成功的在流民中招募了数万人的军队，并因此受到朝廷晋级工资的嘉奖。
翻阅皇佑元年（1049）富弼给朝廷所上的谢恩表，我们可以看到富弼的成绩“农民流入京东者30余万……遂募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按宋朝军制，一指挥为500人，九指挥就是4500人。值得一提的是，这4500人并非富弼所募集的全部数额，充其量只是其中的“尤壮者”，至于在这些“尤壮者”之外还有多少非“尤壮者”，那就不得而知了。而且这样大数额的招募在有宋一代也并非什么新鲜事。
根据《宋史》记载，仅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就曾招募各地流民二万五千人入伍。“河朔流民寓京东者如旧制招募教阅，以为忠果二十指挥，分隶河北总管司，以除盗恤饥。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垒，河北所募兵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废马监兵置广固、保忠凡十指挥，亦五千人。”到北宋中后期，朝廷所管辖的兵数更是一度高达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是开国之初的六倍还多。这么多兵，要消耗掉多少财政呢？根据蔡襄在1064年前后上奏的《强兵篇》所说“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民何得不困？”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都被拿去养兵了。如此再加上国家各级公务员（官）基本工资福利，朝廷早就入不敷出，更遑论拿钱去搞什么建设，发展什么生产了。
到最后，被活活穷死也就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了。
艺术高于生活，没错，但艺术也源于生活；人是高等生物，没错，但人也是动物。源于生活就能在生活找到影子，是动物就必定会存在动物的天性。《集结号》这样的事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在人类的历史上，在动物的世界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