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濮阳南乐县刚刚考入大学的毛青（化名），在得到省慈善总会“爱心接力慈善助学基金”时，接受并签订了一份“道德协议”。协议规定，毛青毕业后，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要回捐不少于受助数目的慈善资金。（《河南慈善总会要求受捐助学子签“道德协议”回捐》2007年8月23日《河南商报》）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道德协议”，原因在于我们的慈善捐助屡遭尴尬：①2006年，深圳歌手丛飞去世，其生前资助的百名学生少有人现身哀悼。②2006年，中国移动河南分公司出资30万元资助100名大学生，仅有两名有回馈并汇报学业。③前不久（2007年），湖北襄樊的5名学生受助一年多，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其冷漠逐渐让资助者寒心，取消了这5名大学生的受助资格。④青岛慈善人士王明殿今年以来遭到138起索捐。
然而，面对慈善捐助遭遇的尴尬，能靠签订一份“道德协议”就能简单地摆脱的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慈善事业和感恩教育，有一大最高原则，那就是：自愿原则。不管是慈善捐助捐款，还是感恩，都应该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如果离开了自愿，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走向慈善和感恩的反面，不但不慈善，反而是可恶；不但不感恩，反而是厌恨！我们生活中，将捐款数额规定任务，强制强迫别人表现“爱心”，这样的愚蠢事我们还干得少吗？
我们过去的强制强迫别人表现“爱心”，和今日的强制强迫别人“知恩图报”，其本质都是对捐助人和受捐助人的不尊重，都是在干与“爱心”背道而驰的事。特别是要求受助学生签订“捐助协议”强制执行“知恩图报”，更加的要不得，因为那些受助学生，本身都是贫困生，而受助贫困生一般比较内向、敏感，他们不愿过多表达自己的困境和受助现状，“以书面形式在慈善行为中附加义务，容易对他们的自尊心造成伤害”。
在我们有些人热衷于用“捐助协议”强制执行“知恩图报”时，请好心的先生们纡尊降贵，蹲下身来，听听需要受助贫困生的心里话吧：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唐姓贫困学生表示，他不会接受带有附带条件的资助，“虽然我家里穷，但我在道德上并不处于劣势，慈善资助不是助学贷款，也不是交易。”用带有强制色彩的所谓“协议”去规范道德范畴的东西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钱江晚报》2007年9月3日《慈善需要什么样的回报》）多听听这样的心声，有助于我们慈善和感恩问题的真正解决，至少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次，心病还需心药医。慈善事业和感恩教育，都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和融会，都是真心对真心的抚慰，都是爱心对爱心的呼唤，而不仅仅是物质的付出和回报。离开了心灵的交流，离开了真心的抚慰，离开了爱心的呼唤，慈善事业和感恩教育，只能成为徒具“爱心”外表的“慈善感恩秀”，只能沦落为轰轰烈烈的“形象秀”，只能成为“形式”的附庸和奴仆！
道德的提高，有赖于内心的真心信服，有赖于自觉自律。道德，关乎的是心灵的事，而与物质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此，用买卖、交易的“协议”方式来解决，只能起到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效果，不可能真正有道德的提高。
最后，道德的提高，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具有长远眼光。那些渴望一劳永逸式地解决道德问题的想法，其本身是不科学的，是有害的。感恩，“知恩图报”，可以为当下，也可以是几年以后，更可以是数十年以后，而不能有一个时间限定。因为，慈善和感恩，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当双方当事人相互间没有了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的时候，何来慈善，何来感恩，何来道德提高？那种想用“道德协议”强制执行“知恩图报”的人，其本身就是在干降低慈善捐助人的道德水准的愚蠢事，怎么能产生出“让道德可持续发展”的好结果来呢？小时候受人以恩，长大时“知恩图报”的事，难道他们看不见吗？当下就有一个这样的好例子：温州瑞安市塘下镇双桥村虞海河，1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后，一家人时常得到邻居、亲朋以及不相识的村民的救济。那时起，虞海河就许下心愿：一旦有能力，就要帮助同样经历的贫困儿童。二十多年后，36岁的他，终于办起了和贫困儿童“同吃同妆的“幸福一家”。（《幸福一家一个农民的慈善创意》2007年8月31日《钱江晚报》）
道德的提高，靠心与心的交流，靠心与心的呼唤，靠心与心的碰撞，而不是靠买卖、交易性质的一纸“道德协议”！道德岂能“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