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这一章是特别不愉快的事，因为它包含了对我当年领导的政府以及我所维护的政府价值观一些令人难堪的评价。美国人向来认为拥有高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9.11”恐怖袭击后不久，这一观念促使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反恐的领袖。长久以来，我们的国家高举人权的旗帜，让他人观摩、效仿，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委任的世界事务的弥赛亚角色”。为了恢复和维护我们国家的这些价值准则，美国人应该了解我们为实现自我保护这一重要目标而实施的政策上的革命性变化，这是至关重要的前提。
我成长在南方诸州。在这一地区，近250年以来，奴隶制是影响人们生活的主要因素。直到1868年和1870年，美国宪法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修正案获准生效，才使奴隶制废除。然而，在我的孩提时代，基于最高法院的裁定，奴隶制却被种族隔离制取而代之。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对黑人“隔离但平等”的对待方式是合法的、可以接受的。1948年，颇有政治勇气的杜鲁门总统下令废除美国军队里合法的种族歧视。当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此后20年里，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的推动下和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大力支持下，种族歧视在全美得到废除。
国内人权运动的胜利并没有阻止美国接受和支持南半球和其它地区的一些残暴的外国政权，这些政权明目张胆地侵犯他们自己公民的人权。作为新当选的总统，我宣布保护人权将是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并坚持不懈地采取行动，实施这一承诺。看到民主的浪潮席卷我们的半球和其它地区，自由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令人甚感欣慰。
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国家的人权保护政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许多公民因为害怕恐怖袭击，接受了这些前所未有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对美国声誉的损害却是无以复加的。曾经是全球称赞的、杰出的人权卫士的美国，如今已成为国际组织担忧的头号人权破坏者之一。这些令人尊重的国际组织担心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则遭到破坏，而我们的一些行为与那些我们过去所谴责的暴虐政权如出一辙。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反应过度，在全美共逮捕了1，200多人，其中没有一个人犯有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他们的身份被保密，无权听到对自己的指控，也无权寻求法律咨询。他们大多数人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许多人被迫离开了美国。
为了使这种侵犯公民自由的行为合法化，政府匆忙颁布了《爱国者法案》，其中的一些临时性条款应该在2005年到期。该法案部分条款的主要反对者都是非常保守的共和党知名人士，他们组建了“爱国者恢复权力制衡组织”、“自由国会研究与教育基金会”这样的组织。总统呼吁延长《爱国者法案》的有效期，并使其成为永久性法案。但是，就连保守的“爱国者”也谴责其中的某些条款，指出该法案等于授权联邦特工这样的特权：秘密搜查私人住宅和企业；随意没收财产，不提前通知期限，也不说明这是入室检查；在不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收集公民的私人信息，包括他们的病历，在图书馆查过什么书，买了什么东西等。政府在调查一个人的时候，简直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信息库，如一个医院的医疗资料或一批移民的所有资料。《爱国者法案》引起争议的大多数条款并非针对恐怖嫌疑犯，而是适用于广大民众。尽管如此，政府领导人终于使其延期，部分条款得以永久性生效。
一大批成年男人和一些青少年男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被俘，然后转移到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集中营。在那里，来自40多个国家的520人已被拘禁三年多了，他们不能与他人接触，既没有法律咨询的渠道，又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美国的官员已经证实，许多人受到人身虐待。
国际红十字会在考察了约25个美国集中营的6个之后，报告说，被拘禁的人中，已登记了107个年龄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有些还只是八岁的孩子。2005年5月，记者西摩·赫什报道说，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收到一个报告，说有“800到900个年龄在13岁到15岁之间的男孩子被关押”。国际红十字会、国际特赦组织及五角大楼已经收集到儿童被折磨的大量证据，也得到了目睹或参与虐待儿童的士兵的确认。除了儿童本人对其身心遭受虐待的证言外，有一篇报道描述了曾负责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美军准将贾尼斯·卡尔平斯基，对一个被关押在高危险囚犯监狱分区的11岁男孩的访问。准将回忆说，孩子正在哭，“他对我说他快12岁了，真想见他的母亲，想把他的母亲叫来”。这个11岁大的孩子竟然无权见他的父母亲、律师或其他人，而且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五角大楼的一位发言人告诉赫什先生，“年龄不是拘禁的决定性因素”。
2005年4月，人权医生组织报道说，“至少从2002年起”，对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美国实施了系统的心理折磨”，“给遭受折磨的囚犯人身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国防部长宣布，大多数被拘禁的人即使某一天受到审判，被判无罪，也不能获得释放。如此看来，被拘禁者的生活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布什总统在白宫的私人医生伯顿·J·李三世大夫撰文指出：
有关美军虐待囚犯的报道同时提供的证据显示，军医在虐囚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而且新的军事职业指导方针实际上授权医疗专业人士合谋虐待囚犯。这些方针极大地歪曲了传统的职业道德准则，使人难辨真伪。它们是为审讯者服务的，不是为医生和囚犯服务的……在政府的许可和我们专职医生的怂恿和协助之下的系统性折磨，是令人不能接受的行为。作为医疗健康专家，我们应支持日益强烈的呼吁：成立独立的两党委员会调查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关塔那摩湾或其它任何地方的刑讯逼供事件，恢复保护医生、护士、急救人员及心理学专家的职业道德准则，以免成为虐囚的帮凶。美国不能这样一意孤行了。虐囚行为表现的是懦弱而不是强大。它不能体现理解、力量或宽宏大量。它不是领导之道，而是政府官员恐惧心理的反应。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美国公民，虐待囚犯都是不应有的行为。
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那些可怕的虐囚照片，玷污了我们国家的声誉。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对红十字会估计说，这个监狱70%到90%的囚犯是被错误关押的。据军事官员的报告，自2002年以来，至少有108个被美国关押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其它秘密地点的囚犯死亡，其中官方承认的谋杀致死者至少有28例。阿布格莱布监狱虽然仅有一人死于非命，但这一事实说明，虐待囚犯行为广泛存在，并不只是少数几个无耻的现役军人的行为或决定。
伊拉克陆军少将阿贝德·哈米德·莫霍德主动向巴格达的美国官员报告，要求寻找他的儿子。他被拘留、折磨，最后被装在一个绿色睡袋里，于2003年11月26日因创伤和窒息而亡。
国防部组织的那些敷衍了事的调查明确表示，高层军官或政府官员在虐囚事件上没有责任，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公开声明或内部指令所宣称的遵循人权和战俘待遇的国际准则，十分可疑，甚至可笑。
对于美国的新政策在其它国家产生的负面影响，卡特中心极为担忧，并于2003年11月和2005年6月，两次召开人权会议，邀请数十个国家人权和民主运动的知名人士与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与我一起主持了这两次会议，其它的国际人权组织在讨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从这两次会议上了解到的情况令人十分不安。那些勇敢而卓有成效的非暴力活动者，在危险的条件下，冒着极大的风险，捍卫自由和他人的权利。许多人为了促使他们的政府遵循国际人权标准和民主原则，被关进监狱或者受到骚扰。与会者认为，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蓄意谋划的高层次、大范围的变化，放弃或削弱了我们长期坚持的在本国和全世界保护基本人权的努力。2003年，人权保护者发表报告指出，一大批嫌疑犯从美国被送到经过挑选的外国。在那里，刑讯逼供是可以接受的方式。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会议的官员否认了这一指控。
与会者普遍认为，机会主义政权利用并歪曲了美国近来的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说自己的政府普遍背弃了从前的人权承诺。他们强调，一些国家存在着一种危险，可能使民主化运动推迟数十年。与会者解释说，专制领导人以反恐为借口，肆无忌惮地迫害敢于直言不讳的公民，使其保持沉默。以前，专制者在侵犯人权问题上一直面临来自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压力，但反恐的借口使这一压力发生了逆转，专制者如释重负。结果，许多律师、教授、医生及记者仅仅因为批评某一项政策或履行日常工作，被称为恐怖分子。我们听到了许多涉及人权代理律师的案子，他们仅仅因为替嫌疑人辩护受到庇护恐怖分子的指控。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有报道指出，有些国家在人权保护方面的退步是美国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美国鼓励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倒行逆施的反恐政策，导致了有损民主原则和法律的行为，其影响远远超过了美国的《爱国者法案》。
不过，美国政策最棘手的部分正在受到国会和联邦法院系统的质疑，最终会得到矫正。我们因此而倍受鼓舞。尽管许多法律问题还没有上升到最终的上诉层面予以澄清，但大多数令人质疑的国内案子已经得到妥善的处理。2004年6月，最高法院做出裁定，联邦法院“有权裁决有关美国在海外因敌对问题逮捕并关押在关塔那摩湾的外藉人的拘禁合法性的质疑”。
因为政府的顽固，关塔那摩的在押人员还没有得到复查，但已有律师访问了其中的少部分人，以便为他们申请人身保护状。美国政府对最高法院的决定持不合作态度，成立了敌对身份审查团，即确定被押人员是否是“敌方战斗人员”。每一个审查团由三名军官组成，据称是根据秘密证据，确定在押者是否应该继续戴上“敌方战斗人员”的标签。在押者仍然没有渠道寻求法律咨询。囚犯到达囚禁地两年半后，审查才开始进行。尽管如此，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促使政府在处理羁押的外籍人员问题上恢复法制的第一步。
参加我们人权大会的大多数国家，包括年轻的民主国家，尚不具备完善的司法制衡机制，质疑并改变虐待性政策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来自北爱尔兰、土耳其、缅甸、柬埔寨、以色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其它矛盾冲突社会的代表，表达了另一个担忧：提前使用军事武力，明确实施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暴力手段是解决争端的一个可以接受的、能够代替谈判的选择。与会的民主和自由专家普遍认为，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政策必然导致暴力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显然，战俘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他们不仅完全受捕获者的控制，发生冲突时，战场上的仇恨和残暴还有可能在监狱里重现。另一些众所周知的因素是，战时的保密规定掩盖了上司的命令和政策以及下属的行为；战争心理增加了国民情绪的仇恨和恐惧成分。
我自己的家庭体验了这些因素产生的后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一个月内，我喜欢的叔叔、海军三级军事长汤姆·戈迪在关岛被日本人俘虏，受到残酷的虐待。两年后有报告说他已经死了，但日本投降后，人们发现他竟然活着。经过四年的身心虐待，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体重只有85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虐待男女战俘之风盛行。于是，国际社会聚集一堂，明确界定了战俘合理待遇的基本保障。限制虐待俘虏的规定是1949年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的成果，众所周知的《日内瓦公约》对这些限制性措施作了重新界定和补充。这个公约的权威性和广泛适用性从未受到任何一个民主政权的质疑。近来，它却受到美国的挑战！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不是在维护历史性的禁止虐待俘虏的规定，反而决定背道而驰，借口是我们在与恐怖主义作战。显然，《日内瓦公约》是为保护战俘而不是和平的罪犯而特别拟定的。
高层官员的努力已经获得成功，他们保证只对几个失职的低级军官追究责任，进行处罚。尽管如此，白宫、司法部及国防部讨论了人权政策的基本变化后，继续执行目前的政策；国务院的异议之声时断时续。媒体报道揭示了这样一些官方声明：
尽管国内和国际法律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总统作为总司令，有权批准在审讯期间采用包括酷刑在内的几乎任何形式的身体和心理方面的行为。
——国防部
根据我的判断，（9.11后）案例表明，日内瓦公约对审讯敌方战俘的严格限制已经过时了，其中的一些条款是稀奇古怪的。
——白宫法律顾问、现任美国执法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司法部长阿尔伯托·贡萨雷斯
尽管美国政府的代表否认我们在第一次人权大会上提出的指控，后来的证据表明，美国领导人早已采取特别措施，把囚犯转移到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摩洛哥、约旦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因为习惯于用刑讯逼供手段获取情报，一直受到我国政府年度人权报告的谴责。尽管国务院反对，但这一做法还是得到美国政府高层的批准。这一做法被称为“非常规性引渡”，官方的借口是，这些嫌疑犯已被认定是“非法的敌方战斗人员”，我们的军事和中央情报局人员“并不知道”他们会受到折磨。国会议员和法律专家估计，有150名囚犯被纳入这个非常规性项目。刑讯逼供的手段非常可怕，简直难以描述。正如美国驻某个接收国的一位大使报告的那样，“用开水烫一只手或一只胳膊”，至少有两个囚犯被烫死。
这类案件太多了，少数几个公开的案子中有一个涉及加拿大公民马海尔·阿拉尔的案子。马海尔在纽约克尼迪机场转机时，被美国特工戴上手铐，登上一架墨西哥湾流5型喷气式飞机，来到叙利亚。在那里，他被虐待了一年，最后未发现证据被无罪释放。美国官员知道这些事情。国务院此前就叙利亚的人权虐待问题发表的报告指出：“以前的囚犯和在押人员报告说，苦刑手段包括电击、拔指甲、往直肠塞东西、拷打、吊起来延伸脊柱骨、坐使人窒息或脊椎骨损伤的后摇椅。”
除人道方面的问题外，众所周知，严刑之下，囚犯几乎会承认任何指控的罪行。这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当然是文明国家的审判所不容许的。使用酷刑或者酷刑威胁的目的不是获取罪证，而是制造并保持恐惧。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发现，对于那些被视为“近似人类的人”或“敌方战斗人员”来说，没有人权是无所谓的事。
用美国新任司法部长阿伯托·贡萨雷斯的话说，新政策“注重……从捕获的恐怖分子及其组织者那里迅速获得信息，以免美国平民进一步遭受暴力袭击”。他为非常规引渡的延伸项目——允许中央情报局特工在外国监狱处理嫌疑犯——辩解，声称联合国的《禁止严刑逼供及其它残酷的、非人道的或侮辱性的虐待或处罚协定》不适用于美国在海外的审讯。根据他的意思，嫌疑犯不经过法律程序，不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就可以被无限期关押，即使美国在禁止这种方式的国际协议上签了字。《纽约时报》报道说，布什总统在2001年就发布了授权实施这一政策的指令，该指令至今仍然保密。布什还宣布“基地”和塔利班成员无资格享受战俘身份待遇。
这种令人厌恶的做法产生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被施以酷刑的囚犯如果被证明无罪该怎么办？他们能否像他们中的获释者那样，获得释放，公开提供不利于美国的证词，或者对我们国家提起诉讼？有些人即使被关在监狱，也是特别令人棘手的问题，因为参与“9.11”恐怖袭击的头号恐怖分子早就指示他们该怎么作证。对这些已知罪犯的审判之所以暂停，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请曾被羁押或仍在羁押的人出庭作证。
我们并没有纠正基本的问题，反而拘捕、监禁更多的人。他们的遭遇怎样，我们无从知晓。人权第一组织于2005年3月发布的报告指出，连续六个月来，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关押的囚犯从6，000人增加到11，000人，美国囚禁地周围的保密度也已升级。
因为公众舆论已开始关注虐囚问题，所以，关于中央情报局活动的历史性报告只送到一少部分立法人员手里。法律规定，这些活动应该告知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但白宫声称，秘密拘禁项目太敏感了，只能让两院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高层领导人知道。可想而知，其它委员会成员对此颇有怨言。但是，他们挑战某项政策的能力仅仅是以停止拨款相威胁，而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他们不能如愿以偿地采取行动。
曾经在越南战争中当过战俘的共和党议员约翰·麦凯恩批评美军的虐囚方式。他与军队委员会主席约翰·沃纳及其他共和党参议员提议，通过立法禁止美国军队从事“残酷的、非人道的或侮辱性的虐待或处罚”囚犯，或者不通过红十字会将俘虏藏起来，制订审讯国防部拘禁囚犯的统一标准。这些强有力的共和党参议员引用15位高级军官的评论说：“对囚犯的虐待损害了美国的反恐事业，给有可能被俘虏的美国军人带来危险，是美国人长期珍视的价值观所厌恶的行为。”麦凯恩说：“与我们作战的敌人不尊重人类生活或人权，他们不值得我们同情。但是，这与他们是什么人没有关系，而与我们是什么人有关。”
副总统切尼代表布什政府极力阻挠禁止虐囚的立法工作，白宫也发出警告，442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将被否决，“因为它限制了总统有效地保护美国人免遭恐怖袭击，把恐怖分子绳之以法的权力”。但是，2005年8月，白宫在压力下宣布，一大批关押在关塔那摩的囚犯将被转移到阿富汗、沙特阿拉伯、也门及其它穆斯林国家。在那里，国会的监督就不那么严密了。
我们的国家建国时，乔治·华盛顿就决定在美国施行全新的“人道政策”。2003年，经过六年的学习和研究之后，我写了一本以我们的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我最感震惊的发现之一是，英军军官经常发出的这样的命令：对战场上投降的美国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他们即刻被处决，佐治亚东北的布莱尔溪战役就是生动的写照。即刻处决的命令伴随这样的指令：凡是活捉俘虏的英军士兵，将被扣除一个月的朗姆酒配额，以示处罚。即使在战争后期，一些美国革命者犯了同样残酷的罪行，但这绝不是他们的最高指挥官绝对明确的指令。他们显然违反了指令。
如今，我们的国家已经背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权卫士领导角色，而且，高层官员极力为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做法律辩护。只有美国人民才能促使自己的政府恢复在法律、宗教和政治方面对亘古不变的道德准则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