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读书志在圣贤，徒非科第；
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译文”读书是以学习圣贤为志向的，不是仅仅为了富贵前程；做官的时候心里要有国君和国家，怎能仅仅计较个人和家庭的得失。
“解析”儒家认为：读书在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具备圣贤之心的高尚的人。古人强调一个“圣人”，应当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官一定要为百姓、为国家着想。这是朱柏庐先生提出的做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做圣贤，存君国。
《左传》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就是说人生最大的基业就是立德，树立崇高的品德；其次是立功，为天下苍生建功立业；最次是立言，如果你不能建功立业，那也应著书立说，将你的思想学说留传下来。这三者中立德是根本，没有伟大的人格，不可能建立奇功伟业；没有崇高的品德，不可能写出伟大的著作。
鲁国有个大夫，名叫臧文仲，他屡建事功，多有高论，他死了以后，他的话仍然流传后世，发挥作用，这才算作死而不朽。在先秦众多思想家中，能够全面实现此“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者，唯有管仲一人而已。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多为布衣之士，他们笔下纵有千言，手中却无寸柄，因而也就无力贯彻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无从检验自己理论的正确与否，更没有机会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想的真理性，唯有管仲和商鞅这两个人例外。管仲和商鞅不仅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而且身居要职，手握重权，因而就有贯彻自己的主张、躬亲实践自己的理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的结果看，二人均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史载，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而秦孝公用商鞅，“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史记·李斯列传》），使“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战国策》卷三），为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如果再进行一番比较，商鞅虽然事业上成功了，但从个人角度看他又是失败者（最后被保守势力车裂而死）；而管仲则不然，他在位的时间长达40余年，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唯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思想遗产也仍有借鉴意义。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的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子》的许多篇章都讨论到这个问题。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在经济方面，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还说过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两千多年来，这句名言曾经被中国历代进步的思想家反复传诵不绝，也被历史上一切开明的政治家奉为圭臬（guīniè）之论。在古代，农业生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管子与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同时也十分重视工商业。这正是他比先秦的其他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即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同时整顿工商业市场，严厉禁止奢侈品生产的泛滥，以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积聚国家经济实力。管子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他在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不是地处偏僻的西部内陆地区，而是面临大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齐鲁大地。辽阔浩瀚的大海拓展了这位思想家的胸怀和眼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熔铸成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如何调节呢？他的办法是“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xù：田间的水沟）之，虚者实之”；“富而能夺，贫而能予，乃可以为天下”。如何夺富予贫呢？他提出了以下措施：向富者征收消费税；限制富人进入某些行业，以免与民争利；间接运用行政手段，以迫使富人散其财物等。同时，对贫者要“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此外，管子在对外贸易、货币和价格、粮食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原文”守分安命，顺时听天；
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译文”守住做人的本分安于命运，顺从时令听从天意；如果做人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很完美了。
“解析”一个人要学会修身养性，提高自己。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不努力就不要怨天尤人。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守分”即安守本分，就是坚持固有的原则，不做过分的事情。
安命，并不是消极地听任命运的摆布，而是指尽人事，听天命。所谓尽人事，就是对每一件事都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至于成不成功，那就听从命运的安排了。比如一个女孩子很善良美丽，如果一个男子很喜欢她，那么就应主动地去追她，最后能否成功那就是缘分和天命了。如果连追都不追，怎么知道是人事还是天命。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尽了努力还是没成功，那才是天命。只要尽力了就问心无悔，“做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命，那就无怨，自己能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无怨无悔。
顺时即是顺应天时。人所处的生存环境是不断变化的，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适应环境绝不是说为了活得好什么也不顾，违背客观规律。为适应环境什么也不顾叫圆滑；只讲原则不适应环境叫迂腐；既能守住自己的原则又能适应环境叫圆通。所谓原则就是做人应有的起码的道德。与时俱进就是人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同时必须要有大智慧，必须深入学习圣贤的经典，所谓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听天即是顺其自然，什么事情都不强求，随缘即可。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有了这种思想，什么事情都能坦然面对。生是大自然将人送到这个世间来，死是大自然将人从这个世间接走，每个人顺应天时被送来了，若干年后又顺应天时被接走了，老天不会对每个生命不管的，顺应天时自然就平和了，也就是圣人所说的生顺死安。
《庄子·大宗师》里也说：“夫大块（自然赋予人的肉身）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把生死的问题都参透了，那么人世间的得失成败、荣辱毁誉就都不是问题了。所以一切事情皆随顺自然就可达观以对、澹泊以处。
孔子《论语》第二十篇《尧曰》的最后一句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就是说不知道天命，是不足以成为君子的。“乐天知命、知足常乐”才够格做一个君子。意即遵从天命要活着，顺从本性去做事。对此，国学大师张中行认为，活着比死了好，快乐比痛苦好，要随心所欲，顺其自然，“人要心静、少贪、顺生”。他没有什么养生秘诀，要说有的话，就是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做学问。张老一生经历坎坷，安于过粗茶淡饭、家徒四壁的朴素日子，并成为一位特立独行、著作等身的思想家。
国学大师冯友兰，早在1935年，在北平成达师范给学生讲演“青年的修养问题”时说：“要忘却成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如果把成败看得太认真，就要感受到许多痛苦。”他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只是研究哲学，从不计较得失。每当别人问及他的长寿秘诀时，他只有三个字：“不……着……急。”这三个字精辟地道出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知足常乐、隐忍安泰的民族特性，他已进入“存，吾顺事；殁，吾宁也（宋·《西铭》）”的境界。意思是：活着，是我值得庆幸的事；死亡，我就彻底得到了安宁。
再看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教授，他也没有所谓的养生方法。他说：“人的一切都合乎自然大化，顺其自然，不大喜大悲，不多虑，最重要的是多做点有益的事。”他奉行三不主义，一是不锻炼，只是工作之余散散步；二是不挑食，符合口味就行；三是不嘀咕哪个好，对生老病死看得开。所以他乐观、达观，“无为有处有还无”。
纵观三位国学大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任其自然，顺性而动，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心平气和，豁达大度，故学有所成，健康长寿。
通篇《朱子家训》，充满了朴素的、淡泊名利的人生观。熟读朱子家训，谨遵朱先生的教诲，即使得不到荣华富贵，但却可以得到内心的安宁和平静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