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阿勃拉莫夫
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坏？为什么我全身无力，疲惫不堪？昨天喝过了头？还是由于昨天的废话连篇，心绪还在不安？
我的老天爷呀，老天爷！大家聚在一起迎接新年，就该开心作乐，撒疯发狂，就该象香槟酒那样狂涌！正常的人都是这样迎接这个一年一度的最美好的节日的。可是我们却对我们俄罗斯的乱七八糟不成体统的现象发了一夜的高深莫测的牢骚。假使发发牢骚能有点什么好处，那也算好；假使能使我们自己的公民责任感再一次得到磨砺，能在来年里增添勇气豪情那也罢了。
然而实际上又是怎么样呢？大家谈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一件比一件更令人厌恶——我们谈到了官僚主义独断专横，谈到了贪污行贿营私舞弊，但是却没有丝毫的反对和抗议声，没听到一句愤慨的呐喊声。大家都习以为常了，都容忍妥协了。可怕就可怕在当时聚在桌旁的人并非等闲之辈。是些什么人呢？有著名的导演，大名鼎鼎的演员，画家，还有作家。总之，都是些通常被誉为导师、精神牧师的人。
我浑身无力，疲惫不堪地在床上耥了很久很久。昨天聚会的情景在脑子里一次又一次地在翻腾着，我那忧郁的目光环视着房间的一个角落，光滑的餐具厨里（那些爱说俏皮话的农村朋友准要说是“洋酒柜”）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晶玻璃器皿，还有我出国时带回来的一些穿着民族服装、衣着讲究的淑女塑像……
咦，新年枞树在哪儿呢？妻子和侄女通常都是在元旦除夕夜里给我送到房间里来的，鲜灵灵的，还冒着寒气，几乎是不加任何的装饰，完全是一副天然的姿容，到了次日清晨，满房间都是它散发出来的林间的馥郁清香。
原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我没有过节的心情啊。我对自己心绪不佳的原因作了新的解释：家里没有新年枞树。昨天，妻子和侄女在城里奔波了两个小时也没弄到。没有枞树还算什么新年呢？
前室里响起了门铃声，想必是邮件来了。
果然不错。从那“斯”和“师”不分的发音和气喘吁吁的话声，我听出来是邮递员奥丽娅。奥丽娅向我妻子祝贺新年，我妻子也向她表示了祝贺。
后来，听她们继续谈话我才明白了，妻子想送她十个卢布，算是对她辛辛苦苦的工作略表谢意，因为我家的信件特别多，有时候奥丽娅一天要来五、六次。
“不，不。”我又听见那急促的“斯”“师”不分的话音。“这是我的工作，干工作是有薪金的。您这是在羞辱我……”
羞辱？这是在羞辱她？上帝呀，干这种苦役般的工作，一个月挣那么八十来个卢布（整天身背着上普特重的邮包，出西家进东家，上楼下楼），可还说“您这是在羞辱我”……
我连忙跑过去给妻子帮腔。
只见，那位我早已很熟悉、不很年轻的姑娘围着一块厚厚的头巾，兔毛皮领已经磨损，脚上一双旧的“罗马尼亚姑娘”式的呢面鞋，鞋面上没有那种齿状的饰物。为什么没有，不用猜便知道；用她那几块钱是讲不了什么排场的。
我就和妻子两个人一起劝说奥丽娅接受我们送的礼。她还是说：“不，不。”
我又加上了五个卢布，这下或许容易说通了？
“您这是在羞辱我！”奥丽娅又这样说。口气十分坚定，毫无商量的余地，但是从声音里可以听得出她在强忍着眼泪。
我望着她那双安详的灰蓝色的大眼睛，忽然一下子明白了：我确实是羞辱她。我企图夺走她那最宝贵的财富：一个劳动者的正直和廉洁。
我感到羞愧，羞愧得落下了眼泪。但是就在这时，一缕光明涌进了我的心房。
我家的节日开始了。
费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阿勃拉莫夫（1920—1983年），苏联作家。生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皮涅加区维尔科拉村。193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不久上前线作战负了重伤。战后回该校继续学习，1948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部曲，即由《兄弟姐妹》（1958）、《两冬三夏》（1968）和《十字路口》（1973）组成的《普里亚斯林一家》。1978年发表了第四部长篇小说《房子》，把三部曲扩大为四部曲，取名《兄弟姐妹》。
此外他还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如中篇小说《无父孤儿》（1961）、《木马》（1971）、《炎热的夏天》（1981）和系列微型小说《茂密的嫩草》（1955—1980）等。
叶莲卡——献给德·奥斯特罗夫
〔苏联〕叶明这是战争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国境线外，离莫斯科很远。
傍晚，我回营房去。我疲倦极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压抑在我心头。
“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赶快回到家乡才好。”我思忖着。
在庭院里，一位小女孩迎面向我走来，她身材纤细，梳着两条淡褐色的发辫。
“你好，叔叔，”她说的是陌生的语言，但听起来与俄浯很相近。
“你好，小妹妹，”我回答说。
我们走到操场边，坐在一条板凳上。操场上铺着光滑平整的白色石块。
黄昏时分，又凉爽，又寂静。山脚下，湖水好象蜷缩成一团，静静地睡着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问道，热情地和这位新交攀谈起来。
“叫叶莲卡。”她慢条斯理地说起来，同时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注视着我。
“你几岁啦？”
“六岁半了。您几岁呀？”
“我呀，你看有几岁？”
叶莲卡犹疑了片刻，然后很自信地说：
“大概，有十六岁吧。”
可爱的叶莲卡，这也许足她能数到的最大的数字。我不愿意使她失望，用肯定的口吻回答她：
“你说对了。”
我们坐在那儿，默不作声。叶莲卡仔细地打量扣在我制服上的奖章，并忧伤地轻声说道。
“都发黑了。您不常擦它吗？”
“不擦。”
“可以用牙膏擦，也可以用砖灰擦。”
“是的，可以。”我同意她说的话。
我们又默不作声了。
“叔叔，您讲个故事给我听好吗？”她要求我。
“从前，有个国王，”我开始讲了：“他很老了，同时，又很凶残……”
“象希特勒一样吗？”
“比希特勒还要凶残。”我一边讲，一边做出凶狠的表情。
“没有比他更凶残的了，”叶莲卡提出抗议。“他是最凶恶的人，就是这个希特勒，他把我们都赶出家门，还把我们的爸爸给偷走了。”
叶莲卡不说话了，后来，又悄悄地对我耳语，好象是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讲：
“以前，爸爸还常给我们写信，可现在不写了。是不是他忘了我们的地址？”
“大概是忘了。”我随声附和她。
我们重又沉默起来。我在痛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排解叶莲卡这些悲伤的思念，但始终找不到话题。我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怎样和孩子说话了。
最后，我问她：
“告诉我，叶莲卡，你长大以想做个什么人？”
她又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望着我：
“叔叔，我要象妈妈那样，长大做个寡妇。”
她说出这个奇怪的字眼之后，自己也笑了。也许，在她看来，寡妇一这是个职业，就象司机，或者看院子的人一样。
我望着叶莲卡，望着她瘦削的双肩，望着她那象溪水一样在背上流淌的明亮的发辫，对自己刚才那瞬间的疲乏，感到无地自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