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说。听我朋友讲，他收费也还算合理，要是一对一的私人授课，三十块钱一小时，六个人以内的集体授课，大概是六七块钱，小孩子应该还便宜点。这种价你能接受吗？”
“钱不成问题，你看着合适就行。”
“那我就替你做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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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晋川接送过韩露几次，每次都彬彬有礼，待韩露为上宾，而且鞍前马后，既殷勤周到，又不失精明、诙谐，让韩露很觉得受用。这些李晋川都不难做到，用他形容自己的话说：“我这人，流氓起来特流氓，绅士起来特绅士。”
等两个人渐渐熟稔了，李晋川又给韩露打过几次电话，什么事也没有，就是熟人朋友之间的问候和关心，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点相互都关心的话题，大到弹劾总统，小到邻里趣事。李晋川很能注意把握分寸，适可而止，从不拖泥带水地煲电话粥，显得自己有什么企图，或是上赶着巴结。他居然还在某日的午休时间佯装与韩露邂逅，就势请她在医学中心门外的小餐馆里吃了一顿便饭。真的就是随随便便的一顿饭，既无头台，也无甜点，两个人一顿下来只花了不到二十美元，简直不上李大老板请客的档次。后来又带着韩露去越南街买过几趟东西，还一起看过一场西洋歌剧，仍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决不越雷池半步。
韩露没车，也没打算买车。不光没车，连驾驶执照和信用卡都没有。她不过是来美国念书，念完了还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再者说，一个人，就那么点事儿，用得着车吗？从公寓到医学中心，抄近路斜穿过校园也就七八分钟。倘若顺着大路开车，遇上几个红灯比走路还慢。医学中心附近有两家超市，乘公车一站，或步行十来分钟的距离。韩露每个周末去一次，尽可能地把东西都给买齐了。要说在美国，没车也能过，这是实话。但方便不方便，就是另一码事了。难就难在韩露特别喜欢吃水果，尤其是西瓜。就算搭巴士去超市，一个纤纤女子能拎得动几个西瓜？ 别说西瓜，韩露有时候连饮料也不敢多买，太重了。越南街就更麻烦了，在城的另一头，中间得倒两次车，加上等车的时间，一个来回，大半天就没了。一开始还有熟人主动打来电话，说我们哪天哪天要去，跟我们一起去吗？也有的说，你需要什么言语一声儿，我们给你捎回来。久而久之，听到男人们都在背地里议论韩露如何地有风度、有气质，太太们就不乐意了。其实林沁黎梅梅和楚亚宁夫妇还不错，有什么事总是随叫随到，但蔷薇山庄跟医学中心离着好几英里，每次都得劳烦人家绕道过来接她，韩露脸皮儿薄，开不了口。
这天两个人又一起去了越南街，回来已经六点过。李晋川帮忙把东西拎上楼——韩露住在三楼，韩露说：“你要是没有旁的事就在这儿吃了饭走。我很快的。”
李晋川想了想，说：“倒没什么要紧的事。我就是想赶回去看福克斯台的America’s Most Wanted（全美通缉令）。”
“就是上次在林沁家派对，你们几个男生挤在一起看的那个？”
“正是。男人们都迷这个节目，好多人每周必看，一集不落。”
“几点？”
“八点。”
“你可以在这儿看。TV是小了点，但是挺清楚。我这儿楼层高”
李晋川端着韩露递过来的百事可乐进到里间。这种户型叫buffct，和自助餐是同一个词，意即“简易居室”。从露天走廊推门进屋，狭窄的厨房里靠墙一溜儿灶台、水槽和冰箱，余下的空间刚够摆一张小小的饭桌和两把椅子。正房大些，也不过十来平米，除了床、书桌书架、沙发电视等必备家具，“多余”者只是墙上一幅韩露父亲的字和一幅八大山人水墨花卉图，还有墙角一株一人多高的盆栽橡树和天花板垂下的几枝吊兰。总之，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小”和“简易”来形容，却整洁别致，恰如它的女主人。
韩露果然手脚麻利，不一会儿就探头进来说饭已经得了。一盘菜心虾仁、一盘家常豆腐、一碗紫菜丸子汤，再给李晋川斟一杯酒，自己倒一杯果汁，桌子就满了。也就是说，盛饭的碗得自个儿一直捧在手上。
韩露举杯轻轻与李晋川的碰了碰，说：“承蒙你帮了我这么些个忙，按说早就应该有所表示。不过你今天都看见了，我这儿是真没法请客。”
李晋川装着没听见，用筷子夹了虾仁，又小心翼翼地挑起一块豆腐。韩露说：“我吃得清淡，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
李晋川边吃边做琢磨状，说：“奇了怪了，这两道菜的味道怎么跟我妈做的一模一样？而且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虾仁和豆腐？”
韩露笑道：“早就听人说李晋川嘴贫，今儿个可是见识了。”
“不是开玩笑，绝对不是开玩笑。你说我也算是吃遍了天下，可魂牵梦绕的，还是我妈妈烧的那几道拿手菜。我再尝尝。”又装模作样地吃了两口，“要不是今天亲眼所见，我还真以为是我妈妈特地从北京家里做好了捎过来的呢。韩大夫，我算是认准你这儿了。以后我还来。”也不问韩露是否乐意。
韩露说：“别‘韩大夫’‘韩大夫’的。大家都叫我名字。”两个人风卷残云，仿佛只一眨巴眼的工夫，两菜一汤都见了底。李晋川要帮忙收拾，韩露说：“就这么巴掌大块地儿，我一个人都磨不开，你就别掺和了。到里间儿呆着去吧。”
一会儿韩露进来，见电视开着，已经换到了福克斯台，李晋川正在端详书架上的照片。韩露就说：“这是我先生，叫刘炜。”
李晋川道：“果然是外交家，好风度。”
“其实他这人再实诚不过了，也可以说是比较正统那种。”
“不会吧。”李晋川狡黯一笑，“实诚人会把又有文化又有形象的韩大夫弄到手？”
韩露微微红了脸，说：“认真论起来，我们也算得是青梅竹马。我爸原是他父亲的保健医生。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家人倒了霉，真的是妻离子散。那时他刚满两岁，被保姆带到了乡下。保姆是个好人，待他比亲儿子不差。但你知道，农村缺医少药。他四岁那年得了急症，听我妈说，高烧几日不退，保姆急得没辙，凑钱买了车票把他送来北京。那会儿我爸已经停职反省，我妈刚怀上我。听我妈说，保姆抱着他一跨进我们家门就跪下了，磕头作揖地央着我爸把他救活，否则没法儿跟老部长交代。我爸又抱着他跑医院，找熟人，守了整整三宿，愣是把他那条小命儿从阎王爷那儿给捡回来了。从此他就住在了我们家，直到他父亲平反才领回去。”
李晋川嘘了一声，说：“看来人人都跟我似的，苦孩子出身。，’
又问是怎么做上外交官的。韩露说：“他是七十年代外交部送出去的小留学生，在西班牙呆了五年多。回国后先在几个南美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也就过了五六年吧，就派了驻外。”
“那你们在一起的日子不多嘛。”
韩露想了想：“满打满算，我们结婚以后相处的时间还不到三个月。上次圣诞节我去南美四个星期，就算是最长的了。其实我来美国之前，他母亲本来想把我活动到他们使馆当医生，但我左思右想，还是给推掉了。你知道，使馆的医生也就瞧个小病小痛什么的，真有了事还是得往当地的大医院送，学不到什么东西。” 李晋川频频点头道：“幸亏你没去，不然我们在这茫茫人海中就算失之交臂了。”
韩露正要说什么，“全美通缉令”开始了。韩露看了两眼， 说要烧水沏茶，转身又进了厨房。
就听见李晋川大呼小叫的，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英文，一会儿“哇塞！”，一会儿“Great（真棒）！，”韩露想，也不知道他平时看电视是不是也这样，还是跟小孩似的，发人来疯。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韩露总爱把大人的举止和孩子的行为打比方。也难怪，大人都是从小孩子长起来的。
等到中间播放广告时，李晋川迫不及待地跑过来，嘴里连称“奇案！奇案！”也不等韩露发问，就开始比手画脚急急地讲：“有那么两口子，也可能只是两个搭档，一男一女，在拉斯韦加斯。男的是一惯犯，有前科的，他教会了女的怎么打枪，怎么开大卡车，然后让她进了一家银行当司机，专管往各个赌场的自动提款机里送钱。两个人不住正经房子，在郊外租一座废品仓库住下。案发那天是星期五，由那女的开车，装了八百万美元现金送往各赌场。车上还有两个男的押运，都别了枪。他们要去的第二家赌场有一圈像故宫一样的护城河，车开不进去，只能停在河边上。两个男的就下车，拎着钱袋子过桥，去赌场门口的自动提款机里装钱。前后不到三分钟，女的就开着大卡车跑了。车上还有整整六百万美元，全是现金啊！那女的在银行填的是假地址，警察过了三天才在那座破仓库里找到大卡车。后来才知道，两个人事先租了一架私人飞机。把大卡车开进仓库后，女人换了衣服， 假装是残疾人，由她的搭裆推着轮椅，坐出租车去的机场。最后的线索是，飞行员把他们送到了丹佛，从此两个人踪影全无，就跟从地球上蒸发掉了似的。你说神不神？有人讲，最完美的方案常常是最简单的。你说这案子，它算不算简单？算不算完美？令人拍案叫绝啊……”
李晋川感慨还没发完，节目又开始了，韩露也放下手里的活计，和李晋川一起进了里屋。李晋川反客为主，将韩露让到单人沙发上，自己盘腿席地而坐，一面讲解，还不时殷勤地递茶送水。
这个案子讲两个不相干的路人，在新泽西州某地一片小树林子里发现了几截已经开始腐烂的人体断肢。警方复原了死者手臂上的刺青图案，查出此人是一名刚从东欧某国移民过来的年轻女子，但对凶手的情况却一无所知。一张艳丽的洋妞照片在荧屏上停留了足足半分钟，下面打出警方举报热线的电话号码，号召人们提供线索。其实，韩露对不管被肢解成什么样的尸体都不怵，毕竟是做医生的，但她不喜欢那些太过于暴力的血腥场面，坐了一会儿就又退回到了厨房。
九点钟节目一完，李晋川起身告辞。韩露送到门口，李晋川说：“天凉了，别出来。”弗莱斯地处圣奥昆峡谷，早晚温差大。像这样的初夏时节，中午往往烈日炙人，等到太阳一落山，那寒气便能够穿透衣服直刺肌骨。
李晋川并不急着走。他站了一会儿，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跟你在一起的感觉真好，真的。”伸手似乎想碰碰韩露的脸，手却停在了半空中。然后一转身，倏然离去。
34
韩露眼见着李晋川的背影一拐弯，消失在楼梯的转角处，心里怦怦乱跳。抬手摸摸自己的脸，竟然有些发烫。
韩露打小儿就知道自己长得招人疼，可那些赞美之词大都是从周围的女人嘴巴里讲出来的，比如父母辈的婶婶阿姨，或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闺中好友。说实话，自从懂事以来，还没有哪位异性敢在她面前像这样明目张胆地表示关爱和亲热。记得读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早晨经常躲在韩露家附近的烧饼铺子里，瞅见韩露出门上学便拿着两只刚出炉的烧饼跟过来，一路上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偶尔也和韩露搭讪几句。那时候，韩露未来的丈夫去了西班牙，两家老人的言谈中常常把他俩的名字扯在一块儿。虽然还没人正式跟她提起和刘炜的亲事，但韩露心里明镜儿似的。后来那男生临上大学前送给韩露一本极精致的日记本。男孩子喜欢文学，上的是中文系，在日记本的扉页题写了一首让韩露似懂非懂、捉摸不透的朦胧诗，里面还夹了一张照片。韩露很珍惜地把诗念了一遍又一遍，念多了，便品出一股子淡淡的忧伤。韩露不喜欢这种情绪，于是又很珍惜地把日记本放在了她一 只箱子的最底层。直到现在，那只上了锁的箱子还搁在她父母家中的壁橱顶上。
严格地讲，韩露并没有真正谈过恋爱。韩露自小就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好孩子，两家父母商定的婚事，其实她在心头早就认可了。两个人小时候的那段青梅竹马几乎没给韩露留下什么印象，倒是和别的小朋友之间还有些有趣的记忆可寻。刘炜小的时候叫刘玮玮，比她大了五岁。韩露还在牙牙学语时，刘玮玮就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只是因为他身份特殊，又引出了户口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周围的学校都不愿意收他。那时韩露的父亲被下放到了一家工厂，一边改造，偶尔也在人家忙不过来的时候去厂医务室坐坐班。工人们打听到了这个“牛鬼蛇神”的来历，每当韩露父亲看门诊时，门口便排起了长队。也有一些不方便直接出面找老韩大夫的人，多半是厂革委会成员，便在晚上下班后悄悄到韩家求医。这里头就有一个人的老婆是某小学的原副校长，后来又被造反派给结合了。通过这层关系，刘玮玮总算可以每天跟着韩露爸爸转三次车，到北京东南郊一所小学校里念书了。刘玮玮做小学生的第一天，便擅自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玮，他不喜欢人家 “玮玮”“玮玮”地叫，活像个女孩儿名。但韩露爸爸说不行，名字是你爹妈给起的，还是等你爹妈来了再改。刘家三个孩子的名字中都带了一个“玮”字，那是从部长夫人的芳名里借用的。多年后，刘玮玮终于如愿以偿地从他的名字中去掉了一个玮字，又嫌剩下的那个玮字还是缺乏阳刚之气，于是索性把玉旁换成了火旁。
别看刘玮玮小小年纪，心事可不轻。部长夫人带着大儿子刘新玮去江西的“五七干校”之前来过韩家，刘玮玮由此知道了他的父亲被关进了“牛棚”，还有一个姐姐刘玮丽，刚满十五岁就去了东北的兵团，一家人天各一方。从韩露开始记事起，刘玮玮就是一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样子，不爱笑，喜欢独处，时常一个人呆呆地想心事。他很少和其他孩子玩，也不太关心身边的人和事。几年下来，他和韩露说过的话全部加起来，恐怕用一只手的指头就能数得过来。韩露记得爸爸妈妈常常在晚上悄悄地议论，生怕自己不经意间冷落了无家可归的刘玮玮。
终于有一天，老部长伯伯把儿子领走了。那天晚上，韩露妈妈炒了好多菜，两个爸爸喝了好多酒，韩露听见他们提到好多次“邓小平”。后来才知道，是邓小平复出，各部委的头头脑脑们也相跟着复出了。刘玮玮走了，但逢年过节老部长还带着他过来串门，或是把韩露全家请到部长府上。两家人还一起去过乡下看望保姆，那时候老太太已经重病不起，迷迷糊糊，到走的时候也没认出客人们都是谁，但老部长还是在那一次替保姆的儿子办妥了进城当工人的事。
刘玮玮，也就是刘炜，长大了，不再沉闷忧郁，却仍旧沉默寡言，显得比同龄人早熟。这时的韩露也已经出落得眉清目秀亭亭玉立，部长夫人每次见了都要拉着她的手儿仔仔细细地打量半天，又评头品足地夸奖半天，夸她的眉眼儿，夸她的身段儿，更夸她规矩懂事，有大家闺秀的气质和教养。儿子还远在欧洲，部长夫人就大包大揽地要做成这门娃娃亲。韩家父母虽说敬重老上级，却终不愿让众人觉得是自己攀了高枝儿，所以一开始并没有答应，只说女儿还太小，认真念书要紧，不可以分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