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夜里，在她发作胃病，忆严和小高架着她前进的时候，她曾经起了个念头，想要悄悄离开这两个人。她觉得自己这个身体，恐怕是熬不到追上部队了。自己行动不了，也拖得她们两个人速度减慢，失去追上部队的机会。为什么不放她们轻装前进呢？
到了瓜棚，她睡醒一觉，听到忆严要去替她找牲口，她又捡起了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而且由于敌情的紧迫，她想得更认真了。三个几乎是赤手空拳的女兵，再没有麻利壮健的腿脚，能应付突然遭遇的敌军吗？如果没有自己，忆严和小高大概能闯过去；有了自己，怕成功的希望很小了。
自己离开她们之后怎么办呢？她粗略一想，在农村环境里，和忆严、小高她们那股如鱼得水的自如劲儿比起来，自己是个淡水鱼掉进大海里，一无所能；但到了城市地方，自己就有足够的经验应付了。她身上还有从上海来时带着的几块银元、一个戒指，这点东西足够她从这附近坐火车到商丘的。她参军前曾随着剧团在那里演出过，认识当地几个教员和学生，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她可以找他们先住下来，养养病，弄清情况。从商丘往北，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达部队要去的鲁西地带。比这么徒步追赶有把握得多。万一商丘落不下脚怎么办？还可以去开封，开封一个剧团里有熟人，可以搭班演戏。别的路都绝了，最后还可以打电报给当资本家的父亲，把属于她的存款寄来。有了那笔钱，在当地养病也好，暂回上海也好，都不成问题，养好病再设法回来。只要能让忆严和小高脱身而走，自己就免除了良心上的一项负担。
想是想的头头是道，可她终究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几天来相依为命的战斗生活，使她不能骤然拔脚。而且有一个理论问题她还弄不清，这么做的背后，是不是正隐藏着懦弱、动摇的私心。
突如其来的阴差阳错，一下子把她推到独立行动的境遇上来了。那些头头是道的想法，一到真要行动时就露出了破绽：就她这身怪里怪气的打扮，满口的上海普通话，能不为敌人所注目吗？孤身一人，狼狈不堪地奔到商丘，有谁能热情接待她呢？几天来战事频繁，火车不通又怎么办……能够和忆严、小高一起行动是多简单、多幸福！要么追上部队，享受胜利的欢快；要么光荣牺牲，落个光明磊落结局！有什么可烦恼呢？
现在再回到那个路上去是不可能了。她一个人追赶部队，即使不碰上敌人，也会拖死在半路上。只有走迂回道路。
她顺着那条小路，往西南方向慢慢走下去。
将近晌午，路上行人多起来。虽然人们不时向她投过奇异的目光，却谁也没打听她什么。她心稍放宽了点。远处望见村子了，从村口出来的人朝各个方向散去，有的手里提着油炸馃子，有的腋下夹着成匹的粗布，也有牵牛的，挑担的，看得出是才散了集。
俞洁用手拢拢头发，拉了拉衣襟，尽量做出从容的姿态，走进了村子。
这一带的集市，都是平明开市，半晌午收摊。俞洁进到村里，集已经散了。牲口市还有几个经纪人袖口对着袖口用手指讨价还价，粮食市有人蹲在地下一颗颗捡落地的麦粒，剩下的全是些零散闲人。只有当街一个大车店，门口挂个破笊篱当幌子，里边人声喧嚷，锅勺相撞，还透着些热闹劲。俞洁迈步走进店堂，想找个地方坐下，却被突然静下去的气氛和直盯着她的几双眼睛拘束住了。好在一个小跑堂的上来解了围：“嫂子，要吃饭啊？”
俞洁沉住气说：“后边有干净地方不？”
“请请请。”
小跑堂把俞洁引进后院，让到一间草房。屋里没有桌椅，只有铺着光席的土炕，土炕上放了张炕桌。
俞洁说：“把你们掌柜的请来。”
小跑堂出去了。不一会儿窗外传来了放低了的斥责声：“你没长眼哪？连双鞋都没有穿，是个住得起店的吗？”说着推门进来个五十上下、穿着长袍的账房先生。这人手里托个长杆烟袋，两眼露着厌烦，板着脸说：“这几天战事紧，咱们店不留客。您起步吧！”
俞洁忍住气说：“我不住店，要吃饭。”
“吃饭请前边，”账房往外一指，“我们这儿可是先付钱，小本生意，拖欠不起。”
俞洁早已从靠身衬衣处掏出一块银元，握在手里了。这时把银元往炕桌上一扔，嘡地响了声，银元翻了个过儿。账房先生的两个眼角随着这银元一转，耷拉下来，嘴角却提了上去。
“你先收下，吃完再算。”
“取笑了，取笑了，哪用得了这么多！”
“我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一屋用饭！”
“那自然，把饭开到这儿来。”账房先生回身朝外边吆喝了声，“快打洗脸水来！”然后用两个指头捏起银元，用嘴吹了一口，放到耳边听听，点点头，弯着腰退了出去。
俞洁打了个寒战，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已经遗忘了的旧世界来了，又置身到那一套叫人恶心的虎狼夺食似的相互关系之间了。就像一个久离了鱼肆的人，突然又回到那里，对那股腥臭味格外敏感，格外难以忍受，简直奇怪自己怎么竟会在这空气下生活过近二十多年！更奇怪的是，她在决定这次行动时，想了熟人、路线、方便条件和可能遇上的敌情，就偏偏忘了这个世界里令人窒息的冷酷和丑恶。
小跑堂端来了洗脸水，账房先生亲自捧来了茶壶茶碗。吩咐跑堂的去准备饭后，账房先生打了一躬，站在一边陪起话来。
“刚才您别见怪，这两天地面上不平静，各色人等都有，我们不得不小心。也怪我们不长眼，叫您这身打扮影住了！嘿嘿，听您口音，不是此地人吧？”
“婆家在此地，娘家在上海。”
“唔，明白了，明白了，您是打东南乡来。”
“你怎么知道？”
“东南乡魏老财主在上海有买卖，少东家是在上海结亲的，咱知道，就是没有见过尊驾！”账房先生向前探出身子，亲切地说，“听说有一股共军昨天到了东南乡，那势头要往西来。昨天小孟庄孟老掌柜才从这儿过去，骑头骟马，跑得急，连鞋也掉了一只。您看共军的队伍，不敢到这街上吧？”
“军队的事，咱女人家上哪说去！”
“这年头，有俩钱就睡不安稳哪。你这是奔哪儿？”
“上车站，回娘家呗，”俞洁到这时已经扮好角色了，就自自然然地演下去，“既是自己人，老财东，麻烦你给我讨换双鞋来吧。家里不见外边见，谁没有求谁的时候？”
“那好说。此处也不是久留之地，你要用牲口，我给你再找个赶脚的得了。”
俞洁想了想说：“树大招风，我走几步吧，这儿离车站有多远？”
“西南是官桥，十二里地，一路洼地，听说那儿把得严，官面上手也黑点儿；北边城河十五，路好走，守卫的是保安队，多少有点油水就知足。”
跑堂的端来了包子、面条，账房先生帮着摆好碗筷，退了出来。这时前边屋吃饭的人已经散光了，只在一个墙角还坐着几个好打听事的常客。账房先生一进屋，就笑容满面地走到他们跟前：
“妇道人家，到底好套弄！”账房先生得意地撇着嘴说，“三言两语就叫我摸着底细了。是东乡财主的少奶奶，叫新四军吓出来的，往上海娘家跑！”
天上传来不祥的轰鸣。由东而西过了好几组飞机。南边西边都传来轰炸和扫射的声音。南边很近，西边的要远得多。
十
俞洁吃过饭，恢复了些力气。账房先生送来一双家做布鞋，要了她一块袁大头。然后笑容可掬地劝她不妨歇个晌觉。说这里距车站不过十几里路，睡醒觉路也干透了，半个时辰就能赶到。
俞洁躺在炕上迷糊了一会儿，由于担心小高的遭遇，怎么也睡不安稳。现在要还有她在身边该多踏实，以前为她那些孩子气的行为而闹意见是多荒唐啊！历史上出过个花木兰，人们演啊唱啊折腾了多少辈子；可我们这个小小的花木兰，连她自己带周围的人，谁也没觉出是个英雄！而她可真是个英雄呢，你听她跟匪军吵得多凶！被人押走时神态多从容！自己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她能安全脱险吗？
俞洁犹疑不决。来到这镇上两个钟头，把她对旧世界的憎恶又都唤醒了。她想打消绕道城市、曲折前进的计划。
俞洁的父亲，是上海广东帮中有实力的资本家。母亲是原配夫人，生过两个孩子，都是没有继承财产权利的姑娘。偏偏两个姨太太都生了儿子。母亲既受不了眼前的冷落，又恐惧丈夫去世后不堪设想的晚年，得了精神病。大姐十几岁上被迫嫁了出去，给一个更大的资本家做儿媳，早早生下两个女儿后，完全重复了母亲的道路，成了那一家多余的人。
俞洁幼年，是在奶娘和使女们的下房里度过的。到了上中学的年纪，父亲把她送进寄宿学校。三年级的时候，电影厂拍一部少年片，选她做了临时演员。她不仅第一次在艺术活动方面得到了鼓励，而且第一次靠自己劳动拿到一笔酬金。啊，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个靠自己奋斗取得生活位置的人，是多值得自豪啊！她求导演说情，进了某个艺术团体的学馆。那里管饭，还给一小点零用钱，她觉得很满足。写了封信给父亲，声明不再接受他的生活费和学费。他父亲回信说尊重她的意见，并说已为她存了一笔款子，终生属于她。但要她改一下名字，暗示一个财界巨子的千金作优伶，总不是什么可称道的事。
她在那个艺术团体，由学员到演员，由一般演员到挂三牌，经历了三年。随着艺术上的进展，她的乐观、自信和对生活的希望反而大大衰退了。艺术界，这个被看作纯洁、超脱世俗的圈子，竟也是那么污浊、丑恶，同行之间像乌眼鸡似的。你演砸一个戏，人们指手划脚贬你，蔑视你，幸灾乐祸；演红一个戏，人们嫉妒、诽谤，说你跟这个导演有了暧昧关系，给那个名流送了贿赂。你明明在台上听到后台有人议论：“瞧那口台词！瞧那几步台步！这也叫演戏？”等你下台后询问：“张先生，我的台词还念不好，您多帮我！”“李小姐，我就是穿着古装迈不开步子，您指点我！”却人人都满口恭维地说：“好极了，太好了。侬勿要开玩笑好勿啦？我能指点什么？”
剧团里排了个新戏，叫“桃李梅”，她演“梅”，是个小主角。这个戏在上海轰动了。到处卖“桃李梅”三个女性的照片，人人哼戏里的插曲。有一天闭幕后，她的异母哥哥意外地来到了后台，除去向妹妹问好，还表示要请全团吃夜饭以表祝贺。这个哥哥已是个初露头角的小老板了，平日并不和她往来，她对此举也不热心。可是班主和导演倒十分愿意接受邀请，想借此和这个有大财东做后盾的小开拉关系。
从此以后，她哥哥成了这个艺术团体的赞助人，碰上银根吃紧，常常借垫资金。俞洁忽地一下在海报上的牌位又往前挪了一步。不知怎么小报上有关她的吹捧文章，也多了起来。
“天生佳种，艺材超群！”
“艺高不怕年少，新星亮过老星！”
“俞洁就是演得好！没闲话讲！！！”
俞洁的照片登满了报头报尾，连夏天卖的团扇上都画着她的大人头。
俞洁开头满得意，越往后越觉得事情蹊跷，就在这红得发紫的梦一样的日子里，一间名叫“桃李梅”的咖啡馆，在上海的繁华街头开张了，霓虹灯广告上就是三个女演员头像。她哥哥聘三位女主角做名义股东，请她们在开市那天亲临剪彩。在闪光灯明灭之中剪过彩，又是一场宴会。宴会上除去几位明星，又请了上海各界的名流。从此“桃李梅咖啡店”在上海就风头十足，生意兴隆。几位名义股东每人得到半打丝袜和一本五折优待的用餐券。
过了半年，突然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启事，俞洁的父亲声明与儿子脱离关系。俞洁听别人讲，不大相信，找到报纸一看，白纸黑字，果然不假。她还没弄明白发生什么事，许多债主、记者、律师们找到剧团来了，声称“桃李梅咖啡店”用了空头支票，她哥哥已畏罪潜逃。父亲宣布与儿子脱离关系，不肯承担“桃李梅”的债务。于是“桃李梅”被宣判破产拍卖，债主来找“股东”。这几个名义股东当然不该出钱，也拿不出钱来。但是请律师、上法庭，一时就成了小报的头版新闻。明星、股东又是“名门千金”的俞洁又成了主角，平白无故地成了万人耻笑的对象。
官司打完，她病了一场，留下了胃疼的病根，一点点积蓄也花光了。她想换一下环境，搭上一个以淘金为目的的流动剧团，离开了上海。
这正是抗战胜利前后。流动剧团只有几个固定成员，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找临时演员。出出入入的人，成分复杂起来，有流亡学生，大后方来的职业艺人，失业青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各个社会角落，有人也带来了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传闻和解放区出的小册子。俞洁没有关心过政治，更不懂什么阶级斗争，可是她对人们口里和书里描述的解放区发生了兴趣，那里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使她向往，特别是一本没有封面的、叫做“革命人生观”的书，第一次引导她考虑起人为什么要活着，而且才知道为人民、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生活、工作才有意义。恰好这时他们正在苏北一个小城演戏，一夜之间，新四军解放了这个城市。新四军发现他们这个上海来的小剧团，郑重其事地派人向他们慰问，送来了生活必需品，主动提出和他们开会联欢。联欢会上，新四军文工团演出的节目，使她耳目一新。那显然不是为了向他们宣传新排练的，尽管艺术上拙朴，可里边表现的生活豪迈、清新、庄严、健康，充满了为人民为民族而献身的英雄气概。联欢会后，她几次到这个革命的家庭里来访问，打听解放区的各种情况，打听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人们友好地、耐心地告诉她想知道的一切。最后，她终于问道：“共产党为了消灭剥削、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我这样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要吗？”人们告诉她：“像你这样，只叫做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本人不能算是资产阶级分子。你不是一直在自食其力吗？况且在现阶段，民族资本家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就是剥削者本人，愿意背叛自己的阶级，参加革命，革命队伍也真心欢迎。我们部队里还有起义军官当指挥员呢！”
新四军发放路费送流动剧团回上海，俞洁自动地留了下来。她有了新的生命。
由于连日来艰苦行军、有病，也由于出于解除忆严小高两个人负担的好心，她急于摆脱困境，想到了迂回前进的方案。来到这个店里，账房先生几副面容，几句言辞，把她忘怀了的那个世界的面目，又记忆起来了。
一天也不能再回到那里去！她决定依照忆严说的路线追队伍，哪怕死也死在干净的战斗生活中。
她爬起来，整整衣服，准备动身。忽然外边一阵嘈杂，乒乒乓乓上门板下幌子地忙乱起来。她走到门口，正碰上慌慌张张的账房先生。
“国军的队伍进了村，您留步吧！”账房先生心神不定地说，“我得跟士绅们去碰头，商量送慰劳款，免得队伍进入店铺民宅。您在这儿委屈一夜吧，免得出了事，我见到老财主不好讲话。”
他认定俞洁是某个地主的少奶奶了。
十一
小高领着一连匪军走到一个村头，碰上了十字路口。正不知往哪儿走，迎面来了几个挑担卖盆的，看样子正去赶集。猴子脸嘴快，抢着问：“喂，上相公店走这条路错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