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县城，当晚召开县委常委会议。蔡中田首先讲道：“我和张专员到乡里转了一天，奶奶的，村办食堂十有八九都不冒烟了，哪还有瞒产？同志们，老百姓在挨饿，看着心疼啊！今晚的常委会，要认真讨论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请张专员先作指示。”
张树藩表情极其沉重，他讲道，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群众在挨饿，如果我们视若无睹，连半心半意也谈不上。他建议晚上的会议不讨论“反瞒产”，只研究怎样安排好群众生活，把其他事情通通放一边去。
县长张庆林皱着眉头说，关键是粮食，可是实在弄不来啊。
张树藩说，那就开仓放粮，把前些时候超征的700万斤粮食还给老百姓。
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顿时一惊，忙说，动用国库的粮食必须经省里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可得慎重考虑啊。
张树藩提醒说，遂平县的“反瞒产”成果，地委还未上报省里，那700万斤粮食还算不上国库粮，分给群众还来得及。
蔡中田也想到了这一招，可担心万一省里知道了，惹出大麻烦。
见蔡中田犹豫不决，张树藩态度异常坚定地说：“中田书记啊，都火烧眉毛了，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再拖下去可能要饿死人了，我们先斩后奏，立刻放粮，不要怕，出了问题我负责！”
蔡中田先是一愣，而后一拍桌子，说：“奶奶的，大家都听清楚了吗？张专员冒这么大的风险，是为救我们遂平人！上面要真追查起来，就说是我们县委常委会的决定，与专员无关。我们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也不能连累张专员！”
县委常委会立刻通过了开仓放粮的决定。散会后，张树藩又留住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两人继续商量开仓放粮后的应对措施。两人心里都明白，“擅自放粮”非错即罪，不得不慎重对待。
天已放亮，张树藩又提醒蔡中田务必把握两个原则：一是粮食尽量放足，以防上面发现后封拦；二是要做好长期抗饥饿准备，省着点吃，半饱就行。
临别，蔡中田十分坦然地对张树藩说：“专员啊，过去我‘放卫星’该遭天谴！跟着你也算对老百姓干了件有功德的事，不管罢官还是坐牢，都无愧了。”
蔡中田走出会议室，发现县长张庆林站在拐角处。张庆林县长迎上来，递上提前写好的《认罪书》，表态说，开仓的事自己全兜了，就是掉脑袋，也要保护书记和张专员。
蔡中田哈哈一笑，说：“好伙计，你他妈的别胡咧咧，连砍两个脑袋也轮不到你。你把分粮的事办利落就行，别的就不用操心啦。”
张树藩在“反瞒产”中“首战告败”，不但没有获取一斤粮食，还“倒贴”700万斤，此举辜负了路宪文的“一片苦心”。
路宪文带领另一路人马在固始、光山、潢川等县摇旗呐喊一番，几天后便返回地委。路宪文此番无心恋战，因为他本身对“反瞒产”持有保留意见，只是作为一把手不好公开表明而已。在各县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使他加深了对“反瞒产”的疑问，草草收兵正是想观察几天，看省委下一步对“反瞒产”的态度有无改变。他期望有所改变，只有改变才能回归实际，不然有可能出现乱局。他相信省委领导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各地区的情况没有大的区别。
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专程从遂平赶回地委，深更半夜敲开路宪文办公室的门，把遂平县开仓放粮的报告送上。开仓放粮之事发生在几天前，迟至今日才报告路宪文，只有一个原因：报早了，怕路宪文逼着遂平县收回已到老百姓嘴边的粮食。
路宪文看后吓出一身冷汗，拍案大叫：“无法无天！张树藩吃了几个豹子胆，敢动用国库的粮食！你这个秘书咋当的，为什么不拦住他，你不知道这是捅天大娄子吗？你不知道他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吗？”
余德鸿低头不语，两眼泪花闪闪。他当然知道张树藩开仓放粮后果严重。按照专员的吩咐，这份报告在开仓放粮的当天他就写好了。
路宪文已经气昏了头，又冲着余德鸿叫：“你哭什么？该哭的是张树藩！”
余德鸿说：“书记啊，专员到乡里转一趟掉一次泪，您要是看到老百姓眼下的日子，也会心软的。不放粮老百姓咋活？”
路宪文说：“你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吗？我不聋不瞎，也看到了听到了，可是没接到上面的精神，咱们不能擅自做主，这是组织纪律。你马上赶回去，叫专员立刻回地委。”
余德鸿走后，路宪文仍在办公室走来走去，问题满脑袋乱撞。正在发愁如何向省委报告各县上报的情况，又冒出专员擅自放粮的事，真是雪上加霜。路宪文反复考虑：事情重大，不向省委报不行，可是怎样报合适？尤其是张树藩的问题，找什么样的理由才能为他开脱罪责？
秘书走进来，送上刚接到的省委通报，路宪文看罢摇头苦笑。原来是关于“反瞒产”的，通报显示省委的态度依然坚决。路宪文不禁自嘲道：路宪文同志，你想错了，没跟上省委吧？可我没看错呀，各县确实没有瞒产，继续反下去，岂不让老百姓断炊！
路宪文继而吩咐秘书向省委写报告，两项内容：一是反映群众断粮问题，把各县上报的情况全附上；二是遂平县开仓放粮的事，注明地委一二把手事先知道此事。
秘书听罢犹豫起来，说省委的“反瞒产”态度这样坚决，此时上报这些情况，有故意唱反调之嫌，反差太大了，弄不好上面还会有看法，最好等几天再报。
路宪文又冷静想想，采纳了秘书的意见。
第二天午夜，专员张树藩赶回地委，发现路宪文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便敲门而入。
路宪文刚和省委领导通完话，见到张树藩进门，连忙说，来得正是时候，正在发愁呢。
张树藩问：出了什么事？
路宪文说出大事了，省委领导收到了告状信，反映信阳快饿死人了，大发脾气。
张树藩说这是实情呀。
路宪文说：“我刚去过几个县，能不知道是实情？可省委领导不容分辩，说群众生活遇到困难是个别现象，这些写告状信的人否定大好形势，是对着‘反瞒产’来的，是别有用心，要我们严肃查处。你说咋办？”
张树藩立刻表态不同意严肃查处说实话的人，认为眼下形势严峻，地委不能再办糊涂事了，最关紧的任务不是查办人，而是救人。
路宪文说他也这么想，可是省委明显不是这个意思，还真难办。
张树藩认为没什么难办，不管上面咋说，地委该干什么只管干，为老百姓办事又不是干坏事，无须担心什么。
路宪文认为不听省委领导招呼自行其是，是“自由主义”，是组织观念不强，所以不同意张树藩的思路。
张树藩说：“咱们修正上级的错误，既是对上级负责，也是对老百姓负责，谈不上“自由主义”。书记，不能再犹豫不决了，应立刻向省委申请粮食。”
路宪文说：“还敢提粮食？你开仓放粮的事我还压着没向省委报告呢。树藩同志啊，我理解你是一片好心，可是这么大的事，你事先总得和我这个地委第一书记通个气吧，地委也得对省委有个说法吧，咋就不声不响干了？这回你可真把我难住了，你说，如何是好！”
张树藩解释说，救人如救火，如果一级一级请示，等上面回复下来恐怕饿倒一大片了。他知道干这种事的性质与后果，甘愿承担一切责任，希望路宪文不要为难，尽快向省委报告实情。
路宪文说：“说得轻巧，你以为只是你个人的事？省委将怎样看待我们这个班子，你想过吗？大娄子是你捅的，地委却难脱干系。”
张树藩不再作声，他觉得书记讲得也不无道理，再说书记已经养成对上唯命是从的习惯，想改变也难。
路宪文也不想再往下讲，他知道专员的处事方法和工作思路与自己都不一样，不容易沟通。他说：天快亮了，多少睡会儿吧，明天常委会上听听大家的意见。
地委常委会开得非常沉闷。路宪文首先讲明了省委主要领导的看法，请大家发表意见。大家面面相觑，许久沉默不语，因为谁都知道，书记从不违背上级的意图，别人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只有张树藩公开唱反调，坚持“济民”观点。尽管张树藩讲得十分动情，希望在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取得大家的支持，但没人响应。张树藩也明白，不管别人说什么，最终仍是书记说了算，因此谁也不愿多费口舌。只是，他不甘心，明知不行也要说。
张树藩没有想到，这次唱反调却惹怒了书记，因为他那句“我们决不能做那种只唯上而不为民的官”大大刺激了路宪文。
路宪文怒斥道：“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组织原则，难道你不懂吗？！依我看，你这叫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你走得越来越远了！同志们，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增加一项内容，对树藩同志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
对张树藩的批判会进行得并不顺利，只有一个人轻描淡写讲了几句，多数人保持沉默，因为大家了解自己的专员，觉得他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说错什么。
这种情景也在路宪文的意料之中，连他自己也觉得对张树藩的批判有点不理智。但他又觉得不批不行，如果再不敲打，恐怕张树藩的情绪要影响到班子中的其他同志，再多几个人唱反调，省委的指示精神如何贯彻？
这次的常委会使路宪文感到自己处在孤立地位，但这种感受没有影响他贯彻落实省委指示的决心。路宪文最终行使了自己的权威，宣布：一、对向省委写告状信的那位信阳县监委干部给予留党察看处分；二、各邮局严格把关，发现向上反映情况的信件一律扣压。
事后统计，全区扣压的信件达12万多件。但扣压信件并不能彻底阻拦告状行为，仍有不少人跑到数百里外的许昌地区继续向省委邮寄告状信。
民主是真理的“护栏”
无疑，庐山会议的苦果是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威带来的。个人崇拜与个人权威的后果仅仅是冷落集体智慧吗？更大的害处是它拆散了真理的“护栏”——民主。当“民主护栏”失去作用，真理便形单影只难以抵抗，任何抗争只会引来更强的政治高压。后来发生的灾难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人们，“民主护栏”保护的不仅仅是真理，更有百姓的利益和民族的希望，有了它将会减少“人祸”的危害，而失去它将会带来比天灾严重百倍的灾难。
优良的民主作风曾是共产党从失败走向胜利、由弱小变为强大的法宝之一，为何独掌江山后直至今日却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难以尽如人意？执政党应该明白，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英明的执政宗旨理当是无私无畏地服务于国家与民族，否则将不融于其中。共产党需要重操自己的法宝，这是再次“开山辟路”的需要，也是国家与民族不断升腾的需要，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