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中得书记》和《劫中得书续记》曾先后刊于开明书店的《文学集林》里。友人们多有希望得到单行本的。开明书店确曾排印成书，但不知何故，并没有出版。这次，到了上海，在旧寓的乱书堆里，见到这部书的纸型，也已经忘记了他们在什么时候将这副纸型送来的。殆因劫中有所讳，不能印出，遂将此纸型送到我家保存之耳。偶和刘哲民先生谈及。他说，何不在现在将它出版呢？遂将这副纸型托他送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看看可否印行。在我回到北京后不久，他们就来信说，想出版这部书，并将校样寄来。我仔细地把这个校样翻读了几遍，并校改了少数的“句子”和错字。像翻开了一本古老的照相簿子，惹起了不少酸辛的和欢愉的回忆。我曾经想刻两块图章，一块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块是“不薄今人爱古人”。虽然不曾刻成，实际上，我的确是，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的，都是“兼收博爱”的。而在我的中年时代，对于文献的确是十分热中于搜罗、保护的。有时，常常做些“举鼎绝膑”的事。虽力所不及，也奋起为之。究竟存十一于千百，未必全无补也。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因之，常常有“人弃我取”之举。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常常舍去大经大史和别处容易借到的书而搜访于冷摊古肆，以求得一本两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常有藏书家们所必取的，我则望望然去而之他。像某年在上海中国书店，见到有一部明代蓝印本的《清明集》和一部清代梁廷枏的《小四梦》同时放在桌上，其价相同。《清明集》是古代的一部重要的有关法律的书，“四库”存目，外间流传极少，但我则毅然舍去之，而取了《小四梦》。以《小四梦》是我研究戏剧史所必须的资料，而《清明集》则非我的研究范围所及也。像这样舍熊掌而取鱼的例子还有不少。常与亡友马隅卿先生相见，他是在北方搜集小说、戏曲和弹词、鼓词等书的，取书共赏，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颇有“空谷足音”之感。其后，注意这类书者渐多，继且成为“时尚”，我便很少花时间再去搜集它们了。但也间有所得。坊友们往往留以待我，其情可感。遂也不时购获若干。谁都明白：文献图书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必须的工具之一。过去，图书文献散在私家，奇书异本，每每视为珍秘，不轻示人。访书之举，便成为学士大夫们的经常工作。王渔洋常到慈仁寺诸书店，盛伯希、傅沅叔诸君，几无日不坐在琉璃厂古书肆里。今非昔比，大大小小的公共图书馆，研究机关、学校、专业部门的图书馆，访书之勤，不下于从前的学者们。非自己购书不可的艰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从事于科学研究者们是完全可以依靠各式各样的图书馆而进行工作的了。访书之举，便将从此不再是专家们所应该做的工夫之一了么？不，我以为不然！我有一个坏癖气，用图书馆的书，总觉得不大痛快，一来不能圈圈点点，涂涂抹抹，或者折角划线做记号；二来不能及时使用，“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碰巧那部书由别人借走了，就只好等待着，还有其他等等原因。宁可自己去买。不知别的人有没有和我有这个同样的癖习？我还以为，专家们除了手头必备的专门、专业的大量的参考书籍之外，如有购书的癖好，却也是一个很好的癖好。有的人玩邮票，有的人收碎磁片，有的人爱打球，有的人好听戏，好拉拉小提琴或者胡琴。有的人就不该逛逛书摊么？夕阳将下，微飔吹衣，访得久觅方得之书，挟之而归，是人生一乐也！我知道，有这样癖好的人很不少。我这部《得书记》的出版，对于有访书的癖好的人，可能会有些“会心”之处。《得书记》所记的只是一时的，一地的且是一己的事。天下大矣，即就一时一地而论，所见的书，何止这些。只能说是，因小见大，可窥一斑而已。在两篇《得书记》之外，这次又新增入了“附录”三篇。《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在《得书记》之前写成，且也在《文学集林》上发表过。因为此文比较长，且非自己所购致的，故便不列入《得书记》里。其实，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到过的元明二代的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钞本的发现。对于我，它的发现乃是最大的喜悦。这喜悦克服了一言难尽的种种的艰辛与痛苦，战胜了坏蛋们的诬陷。苦难是过去了。若干“患得患失”的不寐的痛苦之夜是过去了。“喜悦”却永远存在着。又摩挲了这部书几遍，还感到无限愤喜交杂！故把这篇跋收入《得书记》里印出。一九四一年之后，我离开了家，隐姓埋名，避居在上海的“居尔典路”。每天不能不挟皮包入市，以示有工作。到那里去呢？无非几家古书肆。买不起很好的书了。但那时对于清朝人的“文集”忽然感到兴趣。先以略高于称斤论担的价钱得到若干。以后，逐渐地得到的多了，也更精了，遂写成一个目录。那篇“序”和“跋”都是在编好目录后写成的，从没有机会印出。现在，是第一次在这个“附录”里和读者们相见。又在《得书记》里，有几则文字是应该改动的。因为用的是旧纸型，不便重写，故在这里改正一下：（一）《得书记》第五十三则“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里，说我所得的那部“残本”是“元刊本”。这话是错的。今天看来，恐仍是明嘉靖间蒋旸的翻刻本。向来的古书肆，每将蒋序撕去，冒充作元刊本。（二）《得书记》第八十六则“陈章侯水浒叶子”里，说起，我所得的那部水浒叶子是黄子立的原刻本。其实，它仍是清初的翻刻本。潘景郑先生所藏的那一部才是真正的原刻本。那个本子后来也归了我。曾仔细地对看了几遍，翻刻本虽有虎贲中郎之似，毕竟光彩大逊。（三）《得书续记》第十则“琅嬛文集”里，说：张宗子的许多著作，都无较古的刻本。其实不然。近来曾见到清初刻本的《西湖梦寻》，刻得极精。其他书，恐怕也会有较早的本子，只是没有见到耳。
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郑振铎序于青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