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5月，社会革命党巴黎第五次党务会议处理了阿色夫案件。此案直接触动了党的恐怖策略，引起了党内的激烈纷争。对待恐怖活动，党内有两种意见：一是停止恐怖活动，二是把恐怖活动继续下去。两派意见各执一端。叫停恐怖活动的谢维尔斯基认为，恐怖的实施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这个条件便是恐惧和秘密。1905年前后实施的恐怖活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政府和社会对我们的情况所知甚少，实施恐怖之后，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和群众的同情。但后来，当局和人民了解了我们，我们所灌注热情的恐怖活动便失去了威力。一方面，当局对我们的力量了如指掌，另一方面，社会对死亡也已麻木不仁。这样一来，试图通过恐惧而使政府瘫痪的想法就不再有效，而站在斯托雷平背后的整个阶级也绝不可能被斩尽杀绝，相反地，恐怖活动也使我们陷入瘫痪，所以，应该暂停实施恐怖，直到政府和群众不再了解我们时再行着手。《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7—1917）》，第2卷，莫斯科2001年版，第320—321页。
切尔诺夫则从政治和道德方面为恐怖活动做辩护。他认为，从政治角度考量，恐怖活动不是用来逼迫政府进行改革的手段，而是激发群众的举措。从道德角度来说，切尔诺夫把专制制度看成了用思想统一起来的不同利益集团。阶级是不能触动的，但思想可以通过恐怖的方式加以搅乱，这就是政治恐怖可能而经济恐怖不可能的原因。至于说从道德角度谴责恐怖造成的流血事件，切尔诺夫用无论干什么都会有牺牲加以解释。毕里特提出，恐怖是革命浪漫主义时代的产物，如今是小市民斤斤计较的时代，人民从事恐怖最终演变成了抢劫行为，破坏了党的形象，因而主张停止恐怖。切尔诺夫则认为，恐怖激起的是人民的热情，如果热情不减，浪漫主义退却，恐怖的目标仍然可以实现。
恐怖活动尽管在俄国还存在着思想土壤，但是在功利社会的强烈冲击下，这种活动最终让位给了激烈的政治革命。
切尔诺夫运用自己的理论修养，深入分析了恐怖活动存在的根源，但阿色夫市侩行为的冲击使社会革命党迅速发生了分裂，这就是以尤捷列夫斯基为代表的“少数倡议派小组”和以阿夫克森季耶夫为代表的“《创举》杂志小组”《创举》杂志，是国外社会革命党小组的机关报。1912年6月在巴黎出版了第一期，编辑部的成员都是党的著名活动家，如阿夫克森季耶夫、列别捷夫、斯列托夫、冯达明斯基。该杂志提出了放弃恐怖策略，走向联合策略的主张，为社会革命党走向联合策略奠定基础……“少数倡议派小组”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以党内出现危机，社会发生变化为由，对切尔诺夫有关恐怖活动的论据完全加以否定，于是，他们倒向社会民主党，放弃了农民革命的任务。
以阿夫克森季耶夫为代表的“《创举》杂志小组”，则从现实出发，把杜马看作振兴俄罗斯的工具。他们主张参加杜马选举，参加工人联合会、合作社等合法的群众组织，利用一切合法机会进行党的活动，认为对被打入地下，连思想宣传都无法进行的政党来说，从事武装起义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他们否定过去社会革命党的不公开斗争形式，导致否定社会革命党本身，这种放弃政党旗帜的做法，有丧失对农民领导作用的危险。
上述两派的共同点，是对社会革命党的抽象宣传提出了批评，都主张正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不同点在于，主张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少数倡议派”主张走夺取政权的道路，完成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创举小组”则走向了合法斗争，不仅参加杜马，而且参加各种合法的群众组织，利用合法渠道，实现召开立宪会议、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使命。这两个派别从左、右两面否定了社会革命党的旗帜，他们把自己的党混同于其他组织，使党陷于无形。这两派在1917年先后发展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
经历了阿色夫事件和党内的争论，恐怖活动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切尔诺夫虽然不满意党内左右两派否定党纲的做法，但是在社会革命党组织上土崩瓦解，群众社会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参与了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据统计，1910年俄国有合作社13000个，1914年有信贷合作社12789个，有消费合作社10000个，有农业组织4400个，农业联合会1301个，合作社牛奶场2000个，手工协会近500个，总共31500个。各种协会总共1000万个。《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7—1917）》，第2卷，莫斯科2001年版，第463页。工人在政府的允许下成立了各种职业联合会、工会，他们纷纷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从事社会经济活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1912年达到高潮。社会革命党适应现实的需要，纷纷参加群众运动，出现了战斗主义，在1911和1912年，借助于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逝世、斯托雷平被刺，以及萨宗诺夫由刺杀内务部长普列维而对革命绝望并在监狱中自杀这三个事件，举行游行示威，以此激发革命热情。同时也出现了经济主义，从1912年末，特别是从1913年中开始，着手出版合法的工人农民报刊，宣传革命思想，鼓吹参加各种群众组织，为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的崛起奠定了群众基础。
然而，正如拉基特尼科夫所担心的，无论是战斗主义还是经济主义，都是党与群众交流的渠道，属于策略问题。但党毕竟不同于群众组织，党员在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必须宣传党的思想，这个思想就是对党纲的肯定。经过党的策略摇摆，党发生了分裂。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拉基特尼科夫虽然认识到党纲的重要性，但由于阿色夫事件对党的威信的打击，他们并没有强调党的思想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维护，特别是对于斯托雷平改革给社会革命党纲领带来的冲击没有予以明确的回答，导致社会革命党在思想上的停滞。社会革命党最致命的问题是，土地社会化如何能够适应发展的土地私有制倾向；农民纷纷投奔杜马，把杜马看成救命的稻草，希望能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而不是以此解决政治问题；而希望依靠人民解决俄国政治体制问题的社会革命党，对如何领导农民等，其党领导人并没有从纲领上一一给予回答，因此，在1917年做了革命的尾巴。
四、社会革命党在战争中重新崛起
1914年，正当俄国忙于国内事务的时候，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俄国迫卷入其中，陷于国内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不久就走入了生死存亡的境地。
斯托雷平改革曾引导俄国逐渐走出危机，带来国内的经济高涨。1910年，政治罢工的比重下曾降至8％，但从1912年开始，城乡起义的火焰又重新燃起。1912年4月4日沙皇政府对列纳金矿罢工工人的枪杀，激起了全国30万人的罢工。这一年，农民又开始摧毁贵族庄园、夺取地主土地。B.费多罗夫：《俄国史（1861—1917）》（В.А.Федоро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8611917），莫斯科2001年版，第273页。第四届杜马尽管仍然遵循第三届杜马的选举法，但是1/3的代表都属于激进派，杜马中的资产阶级开始逐渐把杜马变成了政府的反对派。所以，斯托雷平改革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对立，广大下层群众为了阶级或等级利益展开了各种斗争，农民关心分割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工人则要求社会上层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Л。哈依姆松：《俄国一战前夕到二月革命俄国政治和社会危机》，参见《俄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Леопольд Хаймсон Развит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иод от кануна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до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М.Россия и перв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圣彼得堡，1999年版，第2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加剧了社会政治危机。战争并未激起普通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在矛盾交织的俄国，绝大多数人期望借助战争实现夺取土地、赢得社会尊严的任务。无论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围绕战争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保卫祖国，被称为护国派；另一派则主张夺取政权，改造社会结构，被称为反对派。
社会革命党也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为社会爱国派，一派是国际派。前者以冯达明斯基、阿尔古诺夫、阿夫克森季耶夫、卢德涅夫为代表，他们得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发表告俄国自觉劳动人民书，用“社会爱国主义”的口号“吸引群众”，号召“首先驱逐敌人，然后引发革命（或者是先驱逐德寇这个外敌，然后再赶走内部敌人，进行国内革命）”。《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7—1917）》，第2卷，莫斯科2001年版，第506页。后一派以М.А.纳坦松和切尔诺夫为代表，他们揭露战争“彻头彻尾的罪恶”，打起“反战”的旗帜，“捍卫受到战争威胁的社会主义国际”。同上，第473页。
切尔诺夫在1914年11月下旬连续发表了《战争与社会主义的再审视》、《资本主义与战争》、《社会主义对战争的评价》和《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等4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近期，所有的经济演变都为现代国际战争奠定了基础。而由于这种演变，资本主义进入了自我生存的民族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在落后国家瓜分势力范围和在文化落后的国家扩大殖民地，先进工业国家日益发展的竞争演变成更加尖锐的竞赛。这种情况导致资本的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发展，出现了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新型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甚至霸权专制。在这种意图支配下，资产阶级很容易在过去的社会势力——皇朝贵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官僚和大土地贵族中找到支柱。”《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7—1917）》，第2卷，莫斯科2001年版，第481页。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无产阶级，此时也“把资本主义看作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友敌或者敌友。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天然继承人，也对这份遗产不停顿地、毫无阻碍地向前发展，有直接利害关系。相应于此，对社会主义的最低要求也应接受双重标准：第一，他们不应触动或担忧资本主义形式的成长与发展——而这种资本主义形式理应是从其自我否定中辩证发展而来的因素；第二，他们应该保持无产阶级健全的体魄和精神，为这一时刻的到来作准备，即自然发展的逻辑将吸收他们参加到遗产的管理中来”。这样，“对于资本主义两面性的认识，逐渐磨损去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性……随着资本主义形式适应性和弹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革命机会被推迟到了不确定的未来，变得深埋于资产阶级庸碌现实的坚实土壤中，成了这里面一种渐进的、平常的、‘可能派的’机会主义力量。”同上，第478—479页。
切尔诺夫把流行于德国的修正主义称为无产阶级的“阿基琉斯之踵”。他认为，“从社会主义角度评价任何战争，评价的标准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局部利益，而是发展构建新文化、新社会和新国家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同上，第483页。所以，各民族社会主义政党的使命，就是采用一切手段阻止和平的破坏，在尽可能少地抵触民族自觉原则，尽可能多地使用放下武器、通过仲裁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基础上恢复和平。切尔诺夫呼吁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重新评价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所有价值，毫不怜惜地消除那些在战争面前决定社会主义实际破产的那些因素，让社会主义回到已经失去的真正革命的立场上来。
1915年7月，民粹派第一次会议召开，要求俄国建立新型的革命政权，自上而下实现民主化。1915年9月，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日内瓦联合发表策略决议，号召人民在战胜外敌的斗争中应致力于孤立内敌作为补充。1915年9月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会议上，1916年在瑞士昆塔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社会革命党国际派在报告中都这样说，“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也就是说，是每个民族的资产阶级通过剥削人类劳动和全世界的自然财富，满足自己对利润的贪求的结果”《社会革命党文件资料（1907—1917）》第2卷，莫斯科，2001年，第566页……他们号召交战国的社会主义者，“从现在开始，应当通过不妥协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自己的事业而斗争，为社会主义的神圣目标而斗争，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奴役阶级的解放而斗争”。最后号召“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同上，第567—568页。
社会革命党的社会护国派阿夫克森季耶夫则发出呼吁，指责“国际派宣传国际主义和失败主义”，灭国人气焰，长敌国威风，唱衰俄国军队，“倡导本国政府失败”。同上，第514页。阿夫克森季耶夫认为，“社会主义者有权利和义务捍卫自己遭受进攻的祖国。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俄国的民主派，与这场捍卫祖国的斗争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这不仅是因为捍卫祖国独立是他们的义务，而且是因为参与祖国的防卫将为他们同旧制度的斗争创立牢固的组织基础。革命民主派在争取自己共同的社会经济要求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功，将取决于他们参与保卫人民免遭敌人进攻的毅力。……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俄国所有的革命民主派都必须团结努力，采取统一计划和统一行动。”同上，第515页。阿夫克森季耶夫以彼得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等地的工人联合会、合作社等群众组织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为例，说明俄国民主派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必须捍卫祖国，在彼此联系的两条战线上加强斗争，认识加强所有民主派力量团结的重要性”。同上，第517页。
社会革命党内两派的斗争，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由于斯托雷平改革排除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参与，绝大多数人民成为改革的消极力量，当战争来临，政府无力依靠既得利益者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只得召开杜马祈求社会资助，其结果，必然招致群众的袖手旁观，乃至加速战争失败的进程。阿夫克森季耶夫的主张，在俄国成为异端，必须与争取人民政治自由联系在一起才能为人们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社会危机。切尔诺夫在战争面前把希望寄托于敌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得到了反战的革命人民的拥护，但是背离了战争状态下敌对国家的护国主义情绪。
自从阿色夫事件之后，社会革命党在组织上实际已经陷入了瘫痪。据晋季诺夫回忆，在1910—1915年期间，在社会革命党人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还忠于党，还忠于这个政治思想统一的整体。同上，第524页。而正是阿夫克森季耶夫这些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群众保持联系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才保持了社会革命党的影响。
二月革命至立宪会议解散时期的民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