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革命和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他们认为，对革命者来说，除了革命之外，“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事，没有个人的感情，没有个人的眷恋，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也没有自己的名字。他身心的一切都被唯一的趣味、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即革命，完完全全所吞没”。“革命者基本信条”，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244页。
②革命者要坚定地破坏旧世界，要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他们主张革命者同旧世界的一切都断绝关系。这个世界的无论亲朋和恋人，都不能“让他停下手来破坏这个世界”。革命者“应该学会经受各种考验”，应该“时刻准备牺牲自己”。同上，第244—245页。
③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这个派别认为，所有革命同志都是“共同的革命资本”，不能随便加以“耗费”，不经组织同意，“个人不能加以支配”。同上，第245页。在《人民解放协会章程》中规定，必须绝对服从组织，“协会每一个成员，无论身在何处，只要组织一声召唤，务必无条件立即应召”。“人民解放协会章程”，见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77页。
④革命者无论对己对人都“冷峻严厉”，排除“任何多情善感、缠绵悱恻，任何亲情友谊、妻儿情怀，以及知恩图报，甚而对荣誉的向往本身”，等等。革命者应有的品质是，“革命的热情”和“冷静的盘算”相结合。“革命者基本信条”，见同上引书，第245—246页。
除了上述这些重要的道德原则外，特卡乔夫派还遵循以下重要的革命策略原则：
①在目的与手段的问题上，认为，只要目的高尚，为此而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用他们的说法，就是“目的可以为手段辩护”。把这种语言翻译成通俗的说法，就是只要目的高尚，可以不择手段。拉甫罗夫派对此是持有保留意见的。
②主张少数人的密谋与人民群众的支持相结合，在上层的夺权与下层人民的暴动相结合。特卡乔夫并不仅仅重视少数人的密谋活动，他在一定程度上还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他认为，只有上下结合，直接革命行动才有成功的最大可能。
③对待暴力和恐怖手段的态度。作为这个派别的思想家，特卡乔夫原则上反对个人恐怖活动。他说：“我们力争不去消灭体现现代国家政权职能的这一或那一个别人。我们力图消灭的是这个政权本身，力图把人民从这个国家下面解放出来，而不是把人民从它的这一或那一奴仆之手解放出来。革命者一秒钟也不应该忘记这一主要任务。”但是，他有把暴力绝对化的倾向，暴力只要一经绝对化，就不可避免地导向恐怖。他不仅主张在推翻统治者的革命过程中需要暴力，还主张夺取政权后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也要动用暴力。对统治阶级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提倡“只能用暴力来遏制暴力”。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369、373页。特卡乔夫说，无论手枪和匕首或许都不能开导我们的敌人，但起码用这些武器可以从敌人那里给我们的人民和兄弟讨还血债。以暴还暴，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这是特卡乔夫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主张以革命阶级的暴力和恐怖，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和恐怖。所以，特卡乔夫并不一概反对恐怖，同时，也没有把个人恐怖的大门完全关死。
④主张潜入敌人的一切机构，利用敌对阵营中一切可利用的人，无所不在地进行革命活动。《革命者基本信条》中规定：“革命者应当四处潜伏起来，在所有地方——高层、中层、商铺、教堂、贵胄之家、官场世界、军界、文学界、第三厅，甚至冬宫，都要无所不在，潜身隐藏。”鲁德尼茨卡娅编：《19世纪俄国革命急进主义（文件汇编）》（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Под Е。Л。Рудницкой），第246页。同时，他们主张利用敌垒中一切可利用之人，包括联系广泛、有钱势可利用者，头脑不清、掌握机密者，甚至女人中缺心少肺、无思想者，等等。凡此，都可以暂时加以利用，为革命服务。
从上面可以看出，特卡乔夫的政治纲领和策略思想，不少地方是有其深刻和独到之处的，看得出，他的思想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对国家作用的肯定，革命的实质就是夺权，等等，实际上都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党所吸收。深入研究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革命激进派的政治纲领，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可以使我们体察到俄国革命传统的历史联系。
五、70年代下半期的“土地与自由”社及其活动“到民间去”运动所以遭到失败，主要是组织涣散，缺乏集中统一的组织领导造成的。所以，从运动失败的教训中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必须建立集中统一的革命组织，并随之制订出纲领性目标和行动计划。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一派民粹派人物就是这样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其他派别的民粹主义者也同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大体在特卡乔夫建立“人民解放协会”前后，另一个新的革命民粹主义组织在1876年底也建立了起来。这个组织最初取名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在1878年，为纪念60年代的“土地与自由”社，也为自己冠上了与之相同的名称。
出色的“革命家组织”这个新的革命组织，通过1876年12月6日在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广场举行的政治示威，宣布了自己的存在。那天是“尼古拉日”，喀山教堂在举行礼拜。外面广场上集聚着大学生、高等女校学生和青年工人，大约有将近400人。最初，人们在教堂里为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受苦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健康做祈祷。接着，随着一声预定的暗号，人们都一齐来到了广场上。随着工科大学生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发出热情洋溢的演说，宣告示威游行开始。他在演说结尾时大声宣呼：“我们的旗帜，就是他们的旗帜；这旗帜上写着，给农民和工人以‘土地和自由’。你们看，就在这里，土地和自由万岁！”这时，一位青年工人立即在人群上空挥动一面红旗，上书：“土地和自由”。随即“呜拉”声，响成一片。警察马上聚拢过来，驱散示威群众。普列汉诺夫在示威群众的簇拥围护下，成功地逃离了现场。但其间有近30名示威者遭到逮捕，被交付法庭审判，有的被发配流放，有的被判服苦役。
这个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创立者，有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纳坦松兄妹马尔克和奥利加、奥西普·阿普捷克曼、米哈伊洛夫兄弟亚历山大和阿德里安。后来，加入其中的还有尼古拉·莫罗佐夫、谢尔盖·克拉夫钦斯基等。为成立这个组织，早在1875年秋，就有几个核心人物碰头讨论了纲领问题，其核心是把分散的小组联合成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同先前的民粹主义小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保密更为严格的革命组织。它连同各地方的小组，共有成员200余人。在1876—1879年期间，“土地与自由”社发展成了一个把广大地域各革命小组联合起来的组织，这些地域包括伏尔加流域、中部和西部省区、白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等。它在彼得堡的中心小组有61人，各地方小组共有150人。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В.Ф.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01—202页。整个组织由“中央”或称“管理中心”的机构来领导，中央机构由包括30个人组成的组织核心——“基干小组”选举产生。其他成员按各自活动的特点分别组成几个小组。农村小组最大，负责在农村展开工作；工人小组在工人中间活动，知识分子小组管大学生的工作。此外，还特别分出一个“特勤小组”和所谓“综合办公室”，前者担负侦探、情报、从敌营吸收成员的工作，后来还实施恐怖行动；后者则负责制作假护照和各类身份证的工作。整个组织按“五五制”组成。所谓“五五制”，就是每五人组成为一个单位，该单位成员只能知道本单位的成员。在外省，组建组织的分部——地区公社，自主进行活动。外省公社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农民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当地实施对起义的领导。在1878—1879年间，还出版了该组织的报纸《土地与自由报》和《“土地与自由”之页》。
“土地与自由”社的中央小组，对制订纲领极为重视。不过，它最初对纲领性的要求表述得很简短扼要，是以最一般的形式行诸文字的。纲领力图把人民在当前的愿望和要求，通过三个“最重要的要点”加以概述：
1.将所有土地以均等分配的方式，转交给农民村社。
2.“依据地方的愿望，把俄罗斯帝国划分为若干部分”。
3.实现村社完全自治；但保留条件是，由于大多数村社对完全自治准备不够，起初，村社联盟将把自己的部分社会职能转交给由它们选举产生的政府，但“我们的义务是，力争尽可能缩小这部分职能”。《“土地与自由”社和“民意党”档案》（Архив“Земли и воли”и“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莫斯科1932年版，第53—54页； 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02页。
“土地与自由”社认为，“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的手段”，上述这些要求才可能实现。而准备和实行变革的手段是：1）进行鼓动，以此组织革命力量，发展革命情绪；2）破坏国家，这是获得胜利的希望。
苏联学者В.Ф.安东诺夫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土地与自由”社基本表达了巴枯宁的纲领性要求和斗争策略。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03页。
但在“土地与自由”社内部，从成立伊始，在创建人之间就存在着分歧，甚至不断发生激烈争论。随着组织扩大并发展为全俄范围的组织，制订更详尽的纲领便提上了日程。1878年春，在彼得堡的集会上为此作了准备。“土地与自由”社的第二个纲领甚至提出了两个文本，由此可见该组织对制订纲领的重视程度，同时也说明成员间存在着不少分歧。分歧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问题上。
在纲领的最初文本中，有这样的表述：“从西欧所有类型的社会主义看，我们整个来说，对联盟国际即无政府主义者表示同情；但认为在当前时期充分实现无政府主义理想，是不可能的。”《“土地与自由”社和“民意党”档案》（《Архив“Земли и воли”и“Народной воли”》），莫斯科1932年版，第63页；转引自В.Ф.安东诺夫：《革命民粹主义》（Антонов В.Ф.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203页。这一段文字在第二稿中没有采用。在由米哈伊洛夫标明1878年5月的最后纲领文本中，在承认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为最终政治理想和经济理想的同时，对实现“人民的要求”提出了3个要点：①把所有土地按均等分配的原则，转交农村工人阶层（以公社原则占有土地）；②通过把最少量社会职能转交给选举产生之政府的办法，促进公社的自由联盟；③实现信仰的完全自由，依据各地区的愿望，促进目前俄罗斯帝国的分离（分区治理）。
纲领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对村社的破坏作用，同时也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历史罪过，因此，要求加速暴力变革，以防止村社的衰亡。纲领认为，社会革命党应当从事两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帮助人民当中的不满分子组织起来，同现存的带有革命色彩的人民组织汇合在一起，通过宣传动员，加剧人民的不满；二是，要削弱、动摇、破坏国家的力量，否则，就不能确保任何起义取得胜利，即使是最广泛的、周密计划的起义。这样，纲领就具体化为组织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两部分、两方面。
所谓组织性活动方面，就是在纲领的基础上，把知识分子和工人当中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接近甚而联合仇视政府的带革命色彩的宗教教派；在不满情绪最高的地区，建立同农民的广泛联系，或派人常驻那里，以便取得牢固的联系；对各地出现的下层自由逃民一类的强盗团伙，要把他们吸引过来；在工厂工人聚集的中心，要做好联络和联系工作。
纲领的所谓破坏性活动部分，包括三方面：1）实施在军队中，主要是在官员中间的联系和组织工作；2）把政府机构中的一些职员吸引过来；3）系统剪除为害最烈的或政府内的重点人物，或者剪除为革命者最痛恨的各类体制中的人物。
“土地与自由”社的这个纲领，不仅渗透着当时已故的巴枯宁的思想，它也是从已有斗争经验中总结出的新的策略方针，这为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提供了指针。此时，革命者已不再采用“到民间去”时的突击动员方式，而是运用渐进的、长期接近的方法去争取农民。为了组织农民的全面暴动，认为有必要以各种专家的身份进驻农村。所以，在农村地区建立民粹主义据点，成了土地自由派的基本工作，这也是他们活动的最大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