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凉奠基人张轨，博通经义。他出任凉州刺史后，立学校，重礼教，并收录九郡官僚子弟500余人，传授儒学。首批招收500人的州级学校，在当时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其规模可谓大矣。置崇文祭酒，崇文祭酒是州级管理学校的长官，同时兼地方教学之职。崇文祭酒的品阶仅次于刺史，给予如此高的地位，足见其对教育的重视，也表明张轨振兴教育和以文教兴邦的决心之大。其后张重华也非常重视讲学授徒，一时出现了在朝卿士，郡县守令，从师受教的盛况。
南凉秃发利鹿孤，听从祠部郎中史暠的建议，设立学校，任命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选拔世族豪门子弟入学接受教育。
西凉主李暠，在敦煌修建学校，增收世族豪门子弟500人人学，大量培养文武人才，并征学者刘晒为儒林祭酒，掌管教育事务。
北凉主沮渠蒙逊尊刘晒为国师，令索敞、阴兴为助教，聚徒讲学，培训官吏。蒙逊还集中了阚驷、张湛、索敞、阴兴、程骏、程弘、宋繇等一大批学者于张掖、武威等地聚徒讲学，著书立说。
五凉时期，河西私学尤为发达，名儒聚徒讲学，弟子常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
秦安人郭荷，“明究群书，特善史书”，隐居张掖东山，设帐授徒。敦煌人郭璃，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从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多艺。他隐于临松薤谷（今肃南马蹄寺）凿石室而居，弟子著录千余人。《孝秋墨说》、《孝经错纬》是他的代表作。著名学者刘晒就是他的学生。敦煌效谷的宋纤，隐居酒泉南山，设立私学，在教学之余，注释《论语》，写作诗颂数万言。
五凉时的私学教育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地域性的特点：一是教育内容以经学为主，兼融道、佛、天文、地理、文学、史学等。二是私学规模大，生徒人数成百上千，甚至数千人，超过官学，而且重师承关系，形成了一些具有河西特色学术流派。三是私学教育家，不慕名利，甘于寂寞，隐居山林，聚徒讲学，潜心著述，致力于教育事业。四是私学招生对象较为广泛，既有官宦贵族子弟，也有平民百姓，冲破门第观念的束缚。
五凉时期，官学发展，私学昌盛，学者云集，人才济济，形成了“河西多士”，文化教育欣欣向荣的局面，促进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第三节隋唐至两宋时期的河西教育
一、河西文风颇盛，官学私学发达
隋朝统一全国，不仅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历史局面，而且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帝杨坚对魏晋南北朝儒学衰微大为伤怀，决心以弘扬儒学为己任，并把儒学作为治国之本。为此他不但抬高孔子及其后代的社会地位，而且开创聚众讲儒学经典的活动，并规定老百姓在岁闲时，都必须学习儒训。同时，在京都及州县开设学校，但后期受到抑制。炀帝继位后，立即复开州县学校，教育日趋兴盛。但因炀帝统治残暴，连年征战，社会秩序不稳定，纲纪沦丧，地方官学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隋朝废除九品正中制，代之以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促进了官学尤其是地方官学和私学的发展。隋代武威、张掖、敦煌三郡文风颇盛，很多士人通过学校教育，科举考试的程序步入仕途，敦煌令狐熙精通《三礼》，擅长骑射，通晓声律，被吏部以通经拔为上士。
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出现了全面繁荣的鼎盛局面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李氏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崇儒兴学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便恢复推行儒学。建国伊始，诏令全国各地重开国子学和州县学。第二年，又在国子学立庙祭周公、孔子。贞观年间，进一步推行崇儒兴学的文教政策，并扩大中央官学的规模。统一经学，编定《五经正义》，颁行天下，作为地方官学的通用教材。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都以此为纲，从此诵读儒家经典，成为天下知识分子的基本功课。武则天当政时期，兴佛废学，使贞观以来学校发展的良好势头遭到抑制。玄宗李隆基登位后，再次恢复崇文兴学的文教政策，并亲注《孝经》，令天下百姓家藏一册，乡学倍加重视。并征求宏儒硕士，考选为官，使其执教于中央及各地州县学之中，并制定编制，从制度上给予保证，以后的当权者，大都能沿用尚儒读经这一定制。
唐代的中国是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和昌盛，全面走上了世界大国地位，长安不仅是中国，也是亚洲各国的文化中心。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下，封建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大增，专门性学校开办，形成了完备的教育网络。
河西州县学校，私学蓬勃发展，医学也同时开设。地方府州县学均由官办，乡里学校则归私办。地方官学按州县之规模分上中下三等，并规定了学生招收和教师的数量。府学可收经学生50—80人，医学生12～20人；州学可收经学生40—60人，医学生10—15人；县学可收经学生20—40人。如此庞大的教育网，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学生入学由府州县长官选补，可免除课役，并享受按例的物质供应。学生在读习儒家经典之外，还须学习书法和时务对策，兼习礼仪。经每年岁考合格后，可逐级升迁就学。医学设在州府一级，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大多数学生在习业完满后，服务当地。私学侧重于识字等启蒙阶段的教育，学生大多为庶民子弟。地方学校层次不一，程度悬殊，即有名士大儒传道授业，也有村野俗儒教字讲文。
唐代的敦煌，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文化教育发达，官学、私学颇具规模。官学有州学、州医学、县学、庙学、里学等，从敦煌石窟遗书中得到的《尚书》、《易经》、《左传》、《文选》等，即是学生的读本。《毛诗》、《论语》、《孝经》写卷，是州县学或学生们遗留的教材。《本草》《脉经》、《五月庄论》、《食序本草》是医学教材，而《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是道家经典，是道学师生的教材。《兔园册府》、《李氏蒙求》、《开蒙要训》、《大公家教》则是私学的教材。安史之乱后，吐蕃尽陷河西之地。由于吐蕃崇信佛教，敦煌出现了教授《经》、《律》、《论》的佛教三学。又因为一部分遁入空门的唐代“破落官”，将世俗学问带进了寺院，加强了寺学内世俗学问的教学，寺院三学便发展为并收僧俗弟子，兼授佛学、俗学的特殊寺院学校。
据《沙州都督府记载图经残卷》记载：州学在域内，偏西地段，距都督府不远。学校院落形式独成一门。院内东厢为先师孔子、颜子庙堂，供学生拜谒，北面另构房宇供州医学进行教学；经学学生课堂设在西厢。州学经学教师为2人，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50人。医学教师2人，学生10—12人。敦煌县学与州学连墙分院，院内房屋布局与州学略同，学生40人，教师2人。寿昌县县学在县城内西南，教师2人，学生20人。
唐代，凉州府治姑臧（今武威），设府学，教师3人，博士1人，助教2人，教授学生60人。学科分大、中、小三类经。《礼记》、《左传》为大经，学三年；《诗经》、《周礼》、《周易》为中经，学两年；《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学一年半；《论语》、《孝经》学一年。五经是必读课，要求较低，只要达到一经或“未通经，有文词史学者”即可结业。
唐朝完善了科举制度，刺激儒学的发展，促进了学校制度、教学内容、考试方法的变革。学校职能是培养人才，以备国家使用。但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能直接授官，科举的职能就是用考试的办法选拔其中的优秀者，充任各级官吏。科举制度的实施，不仅推动了教育的发展，而且在众多学生心目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读书是手段，科举入仕方是目的。“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辞杖捶体，愿赐荣驱路。”勤奋读书，就是为了当官，光宗耀祖。学校为科举而设，士子为考试而学，形成了“非科举无以劝学”的局面。赵彦昭，甘州人，年少好学，考中进士，于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父赵武孟，博通经史，官至右台侍御史。
唐代以后，中国进入分崩离析，兵祸连年的历史时期——五代十国。在这一时期，河西有归义军政权、甘州回鹘政权、凉州蕃汉奴隶主政权。由于朝代更替频繁，战事不断，各王朝虽因培养人才及政治形势需要对教育有所重视，但发展程度仍很有限。
三、西夏入主河西。重科举、兴儒学。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两宋期间，河西被党项族占据，建立西夏政权。西夏立国之初，就采用“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文化政策，将汉文化、吐蕃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一并吸收融合，从而形成颇具特色的西夏文化。这一政策贯穿于西夏历史的始终。西夏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奇缺的问题，特别注重兴办学校，发展科举，振兴文教。自元吴立国之初就开始兴办学校。首先是“蕃学”，宝元二年（1039），令各州置蕃学，设教授，选拔党项族和汉族官僚子弟入校学习，初步培养了一批人才。但实践证明，仅仅通过蕃学培养人才，不仅数量有限，而且质量不高，因此西夏王朝开始提倡尊孔读经，吸收儒家营养，发展汉学，开科取士。公元1144年西夏仁宗赵仁孝再次下令，“州县各立学校（当为儒学）”，“复立小学于禁中”，接着又立大汉太学。所有州县的学校，京城小学、京师太学均以儒学为教授内容。并推行庙学制。庙学制是在学校中设立孔庙，以示重儒，树立学术权威，培养崇拜心理的一种制度。庙即学，学即庙，庙学一体。仁孝皇帝尊孔子为文宣帝，立庙称之帝庙。重科举，兴儒学，广办庙学，使河西地区教育得到恢复，并有很大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仁孝时期，权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因才学而得重用的河西人当然不止权鼎雄一人。据统计活跃于元代的西夏历史人物，总数三百七十余人，其中祖籍属河西地区的约六十四人，大体占六分之一。①另外通晓汉文字的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依照汉字结构创制西夏文字6000个，翻译《孟子》、《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作为教科书，文字创制后需要推广，推广需要人才。中央蕃学首批招募弟子三千七，由文字创制者野利仁荣亲自主讲。这批学生结业后，其中不少来到河四地区从事文字教育。
河西走廊是西夏国中心地区之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及政策的执行程度都比较彻底，再加上河西走廊良好的传统和基础，有效地保证了该地区儒学教育的水平和效果。因此，可以说河西走廊的教育发展程度是西夏统治区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与同时期宋王朝所辖甘肃其他各地相比，河西地区的教育无疑在建制和教学内容上都要标准和规范得多。
河西自东汉以来，儒学就获得蓬勃发展，到五凉而达全盛。经过隋唐的着力经营，历五代不衰。西夏立国之初，汉学未受到重视，但并未遭到排斥，重建蕃学，其中有不少儒学内容。后经过一番争论，开始提倡尊孔读经、兴办学校、开科取士，重用硕儒博学之士，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西夏王朝毕竟源于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过程，也是逐渐封建化的过程，与唐代鼎盛时期相比，河西地区的教育的发展水平仍然有限，特别是频繁的战争，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的正常发展，使文化教育发展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