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激起了人民群众走上反抗的道路。《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第45页，中华书局，1983年。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往往以形形色色的宗教为旗帜，西方传教士利用战争取得的特权在中国进行的布道，使洪秀全深受启发，创造性地“洋为中用”，并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导致帝国权力下移的宏大革命。有西方传教士在研究了拜上帝教的教义后忧心忡忡地评价道：“太平天国除了错误地使用基督的名字外，别无其他。”“除了从传教士那儿接受的、后来被某些太平天国领袖加以传播的一些支离破碎的天主教思想外，这次起义完全是由于中国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太平军如同东方狂热的十字军，在征途中将一切与孔孟之道有关的文献典籍和古建筑等遗迹统统扫除。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并将儒家经书斥之为“妖书”，严禁军民诵读和收藏，“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太平刑律》规定：“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痛心疾首道：“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时人亦道：“虽未坑儒，业已焚书……东南藏书之家，荡然无存。”由于这场战争持续得太久了，以致后来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和清军的指挥官居然竞相放纵部队，使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从此陷入长期的土匪骚扰和紊乱状态之中。〔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第880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镇江之文宗阁《四库全书》、扬州之文汇阁《四库全书》毁于熊熊战火，杭州之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战乱中多有散失，许多善本古籍竟然沦为商品包装纸。山东聊城海源阁藏书战后仅“十存五六”，其他私人收藏家珍藏之书画、版本、古器等，经此役后散佚者亦甚多。与此同时，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古建亦受损严重，“太平天国时，毁园数千”。童寯：《中国园林》，见其《园论》第1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抹杀这场深刻动摇了清朝统治基础的农民革命的正义性质，但亦必须指出其在客观上对于文物古迹的严重破坏。
（三）八国联军侵华
1900年，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再度侵华，中国文物又遭浩劫。占领北京之后，联军划区而治，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从驻华外交官、联军将领到传教士和普通士兵，从上到下都参加了这一暴行。毕竟时间已经进入20世纪，自火烧圆明园以后，这种在别国首都肆无忌惮地发泄与掠夺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少，以至于“满载着抢来的皮毛、丝绸、瓷器的军人和文职人员随处可见”。在这场浩劫中，大内秘藏之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损毁四万六千余册，《永乐大典》几乎散失殆尽，德军还将钦天监的古天文仪器掠往柏林，“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各部署案卷不过十存四五。”“旧迹留存者，仅一二耳。”天朝威仪从此彻底一蹶不振。联军统帅瓦德西亦在笔记中供认，中国文物此次所受损失也许将永远无法查清。沙俄更是出兵中国东北，盘踞数年之久，致力于打造所谓“黄俄罗斯”，占领奉天后，俄军将指挥部设在故宫内，大肆掠夺户部库银、公私文物、古籍和官府文献档案。
（四）英国侵藏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边疆危机日益加重。英国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帝国主义的典范，自19世纪末期开始觊觎中国西南边疆特别是西藏地区，先后两次发动侵藏战争，其中尤以1903—1904年的第二次侵藏战争对西藏文物古迹的破坏为甚。侵略军所到之处，抢劫一空，以寺庙受损失最重，不仅佛像、佛冠、佛经、金银供器被抢走，连佛塔上镶嵌的宝石、珊瑚、琥珀等也被撬下掠去。白居寺两幅高达五层楼的缎绣佛像被侵略军野蛮剪坏分割，观音自在佛堂的屋顶和晒佛地被炸毁；江孜附近的紫金寺僧俗军民顽强抵抗英军进攻，英军久攻不克，遂以猛烈炮火将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寺大部摧毁，大殿、僧舍等古建筑被夷为平地，寺内文物亦被洗劫一空，仅铜制镀金佛像就有1000余尊（小者仅10厘米，高者达4米），唐卡、法器、金粉书写的“甘珠尔”（大藏经）等损失不计其数。据战后西藏地方驿站提供的情况，侵藏英军公开运回印度的珍贵文物、艺术品和珠宝就有460余驮，通过其他途径流失的文物更是难于估量。引自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专辑）》，1985年。
二、考古与探险
现代欧洲帝国的扩张，既源于财富和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也源于对知识的渴望。〔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163页，三联书店，2004年。鸦片战争前，在欧洲旅行家引人入胜的游记中所记载的古老东方文明，已经在几代欧洲人心中植下了遍地黄金似的难以抗拒的诱惑力。当中国这个古老帝国被鸦片战争的事实无情地证明没有力量来保卫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无穷的文化遗产时，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冒险家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人类内心深处固有的贪婪和占有欲，如同他们的先辈在美洲和非洲大陆所做的事情一样，他们披着学术的外衣，迫不及待地想征服以往在自己心目中高不可攀的文明顶峰，他们需要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来完善近代考古学的理论体系；他们需要大量的文物古籍丰富和充实自己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馆藏；他们同样需要大量的东方艺术品来点缀欧洲王室的宫殿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豪宅。而中国的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增强，也急于拿中国这个曾经令其顶礼膜拜的文化母国开刀祭旗。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迎来了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典、俄国、日本等国家的形形色色的学者、文化强盗与职业冒险家，他们的足迹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考古学家和职业寻宝者往往很难区分，许多人兼有多种身份和使命，比如斯坦因在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的考察活动中，除了对考古发掘有浓厚兴趣外，还曾在南疆测绘地图，测量和收集党河流域的流量流速等水文资料，这些行动又明显带有军事目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西北和东北地区上演的就是这样一幕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大背景下包括情报搜集、地理测绘、文物盗掘等在内的群魔乱舞、互相竞争的活剧，这幕活剧同时也是列强在军事征服之后，出于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进而为其侵略扩张服务而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包括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在内的多学科的考察活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地理大发现的绕梁余音。不论动机如何，这种考察活动的最终结果都是以大量中国珍贵文物和自然科学标本的流失境外为其显著特征。当然，在此类考察中，也包括一些真正的学者以中国古老文明为研究目的所进行的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这些学者诚然具备相当的职业素养和学术水准，但这些活动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无疑也是受其所在国在华的“特殊地位”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庇护的，既不履行发掘报批手续（当时的清政府也不可能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又多将调查发掘所得之文物携运出境，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人民族感情的践踏（晚清中国连政治主权都几近丧失殆尽，领土尚不能保全，文化主权更无从谈起），其所获得的第一手文物资料和研究成果在客观上也为所在国制定对华侵略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外国人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
早在1844年，法国人古伯察和加倍（音），就已远至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一带开展调查。田生兰：《解放前帝国主义通过宗教、间谍在青海的活动》，载《青海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亚一隅成为考古学上之宝藏，于是东西人士探险而踵者，不绝于途。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296页。特别是新疆、甘肃、内蒙等地区丰富的文物宝藏，就引起了世界上不少国家“学者”和“探险家”的注意，他们抱着各种目的，打着不同旗号，深入沙漠，涉猎废墟，在古城墓区、佛寺石窟，探查测绘、盗掘剥取，使不少珍贵文物遭到破坏和劫掠，流散国外，损失是相当严重的。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第1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新疆，此类活动近百年间就达260余次之多。这些探险队在调查中亚各地区——吐鲁番、库车、于田等地的古代遗址和收集书画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给学术界带回来许多丰富的收集品，其中有汉文、回鹘文、藏文、梵文、吐火罗文和于阗文等写本。这些收集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涉及中亚的广大地域，还在于它为考证西域同中国、印度、中亚各国的历史文化联系提供了资料，其内容包括宗教史、语言、评述社会经济关系的珍贵资料，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等等。〔俄〕丘古耶夫斯基：《敦煌汉文文书》，王克孝译，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这些探险队以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日本等国为主，其所到之处，不仅中国文物被洗劫一空，还留下了伯希和、斯坦因、橘瑞超等探险家们的留念题名，成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盗劫中国文物的铁证。
沙皇俄国与中国西北地区接壤，在进行文化侵略活动时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要方便，其考察活动重点放在了新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出现了一批收集新疆文物并有重要著述的人物。如曾任沙俄驻喀什领事的彼德罗夫斯基，利用职权之便大量盗卖中国文物，并著有《喀什噶尔古迹考》，曾任沙俄驻乌鲁木齐和伊犁领事的克罗特科夫在职期间也大量盗卖中国文物，他们的活动对俄国人考察新疆和掠夺中国文物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光绪元年（1875年），俄军参谋本部军官索斯诺夫斯基率调查队对新疆奇台古城进行了考察并拍摄了有关古迹的照片；光绪三年（1877年），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了罗布泊地区的古代废墟，同年，波塔宁在哈密和巴里坤地区进行了人类学考察，收集了大量文物标本，雷格尔调查了吐鲁番一带的古文化遗址并测绘了高昌故城遗址；俄国著名冒险家科兹洛夫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就在新疆广泛活动于吐鲁番、莎车、于田、尼雅等地，此后10余年中收集了不少古代写本；光绪十七年（1891年），俄国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为平定大小和卓之乱而树立的“平定回部纪功伊西洱库尔淖尔之碑（即乾隆纪功碑）”盗走，后运至圣彼得堡收藏；光绪十八年至十九年（1892—1893年），波兹尼亚夫在蒙古各地调查古城、古墓和寺庙遗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版了《蒙古与蒙古人》一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科兹洛夫将一批中国文物寄回俄国地理学会，促使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科列缅兹考古考察团的到来，该团在吐鲁番地区的收获亦非常丰富，有壁画、碑刻、和汉、梵及回鹘文文书等，后著有《吐鲁番考古资料》；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97—1898年），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克列门兹率团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先后对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及墓地、阿斯塔纳墓群等进行了测绘和发掘，考察了土峪沟、帕孜克里克等地的石窟和寺庙130余处，在历时三个月的发掘中掠走大量汉文、梵文及其他文字的佛经、写本、文书、壁画、塑像、碑铭等文物和一批手稿、文物照片及遗址（古建筑）的实测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俄国人别列佐夫斯基兄弟考察了库车周边的克孜尔、库木吐拉等石窟，掠走一批梵文、汉文、龟兹文、回鹘文文书并切割了部分洞窟壁画，此外还搜集到了吐火罗语甲种方言手稿。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俄国人柯兹洛夫、齐诺夫等人在青海黄河上游地区收集了大批动植物标本和佛像、经卷等文物。同年3月，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组织所谓蒙古四川探险队，由科兹洛夫率领，发现了今内蒙古境内的黑城遗址（蒙语为哈拉浩特遗址）并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装满了十个一普特重的邮箱（一普特约合16．38公斤）。科兹洛夫将这些文物寄回俄国后引起了俄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于同年12月来信指示科兹洛夫：“地理学会理事会鉴于发现的重要性，授权您不要深入四川，而返回戈壁沙漠，继续考察黑城的埋藏物，继续挖掘，不要吝惜精力、时间和财力。”王远大：《近代俄国和中国西藏》，第131页，三联书店，1993年。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5月，科兹洛夫经过充分准备后再次率队进入黑城遗址，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考察和发掘，出土了大批极为珍贵的西夏文书、经卷和绘画，其中包括书册、画卷和单页手稿2000余卷，绘制在麻布、细绢和纸上的佛像画300余幅。据原苏联资料称，科兹洛夫前后从黑城遗址劫运走的西夏文献包括佛经345种，政治、军事、文学、医药、历法等方面的著作60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