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美国自然博物馆着手筹备其第5次蒙古草原考察，193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与美国自然博物馆签订协议，由双方合组考察团，张席提为中方团长，杨钟健为团员，协议中规定考察所采集发掘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标本均须留存中国，古生物化石在运往美国研究完毕后亦须原物归还。1930年4—10月，中美合组的中亚考察团在内蒙古地区开展了相关调查与采集工作。
1931年4月，由北平女子师范、山西省立图书馆和美国福利尔艺术馆合作，卫聚贤和董光忠主持，在山西省万泉县发掘了荆村瓦渣斜新石器时代遗址。
除上述中外合作开展的考古活动之外，1930年，由法国雪铁龙公司赞助，援引此前中瑞联合考察团之例，中法合组学术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进行包括考古调查在内的考察活动，但该团法方人员无视中国主权，不仅携带大量武器弹药和无线电台入境，还进行了地图测量、兵要地志调查等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引起中方团员不满并退出。后该团自称为黄种考察团，将考察所获取的文物标本资料和沿途拍摄的电影、照片等在巴黎所谓殖民博览会上公开展示，对中国极尽歪曲污蔑之事，引起华人公愤，中国驻法公使亦出面交涉，1931年6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临时会议决定取消中法学术考察团。
二、中国学术机关独立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一）安阳殷墟的发掘
1936年6月12日下午，在河南安阳殷墟小屯遗址开展发掘的考古学家们于结束这天工作前的一个半小时之内，自H127坑中意外地发现了大量刻字甲骨，这些刻字甲骨已在地下深埋了3000年之久，重达3吨多。考古学家们和当地民工将这些珍贵文物整块挖出后，又花费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将其完整地运送到南京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经过几个月的工作，这一巨大的档案块被小心地剥离开来，最后共清理出刻字甲骨17096片，这一发现因此成为安阳前后十五次考古发掘的高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在决定选择安阳作为发掘目标时，主要是为了了解之前在此大量出土的刻字甲骨是否仍然存在，并借此来检验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果然，在经过八年多坚持不懈的工作之后，1936年夏季发现的H127龟甲档案库，把这一建立在理性推论和田野经验积累之上的事业推向了顶峰。H127的发现并不是侥幸的事，而是有系统的科学工作积累的结果。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54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安阳的发现史是从刻有中国古代文字的“甲骨”开始的。19世纪的最后几年，刻字甲骨在河南安阳一带现世并被作为中药材出售，当时的翰林院编修王懿荣嗜好金石，敏锐地认识到了这种刻字甲骨的学术价值，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收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刘铁云自王懿荣处初次接触到了刻字甲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仅努力搜集甲骨，而且首先对这些刻在龟甲上的不为人知的古代文字进行拓印出版，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凡六卷，收录了甲骨拓片1058幅。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诒让完成了另一部甲骨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契文举例》，对甲骨文的结构和意义做了初步也是开拓性的探索。这三位开拓者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互为补充，共同为中国甲骨学这个新学科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45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随着刻字甲骨文物价值的日益凸现，1900年至1928年间，安阳殷墟经历了至少九次非正式的私人挖掘活动，参与挖掘者主要是当地村民，后来占有这些曾出土甲骨的土地的地主也组建了自己的发掘队参加进来。这种挖掘的原始动力是古玩市场的旺盛需求，甚至到了按字论价的程度，并在北京、上海、山东、河南的古玩市场引发了抢购风潮，以至于大量甲骨赝品也成为畅销品。
1928年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以便查明“是否还有一些甲骨值得发掘”。经过考察和访问，历史语言研究所认定安阳殷墟值得进一步发掘，同年10月，由董作宾主持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及发掘报告，“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这一著名废墟铺平了道路。”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49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主，先后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发掘，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主持了其中大多数发掘工作。
安阳殷墟发掘这一持续十年之久的空前壮举，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和文物事业史上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渐深入和发掘范围的逐渐扩大，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包括小屯遗址、后岗遗址、侯家庄西北岗遗址等在内的11处地点进行了发掘，几乎每次发掘都能给人以惊喜，所取得的成果十分丰硕。梁思永在后岗发现了小屯——龙山——仰韶三个依次相叠压的文化层，解决了新石器时代各文化间的相对年代问题，被誉为打开中国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钥匙；在发掘过程中，考古工作者运用了有系统的“卷地毯”的方法，发现了大量夯土建筑遗迹，包括祭坛、宗庙、宫殿、作坊和半地下式住宅；发掘了一批商代王室大墓和上千座人牲祭祀坑，等等。安阳殷墟并不仅仅是大量的刻字甲骨的代名词，其所出土的其他文物也蕴涵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如石器包括了武器、工具、饰品和祭祀品；出土的陶器（片）仅登记在案的就高达25万（件）片之巨，包括陶人像、陶器和杂类；出土了包括礼器、武器、工具、陪葬品和装饰件在内的大量青铜器，通过实物和实验证实了在商代即可以块范法铸造青铜器。这些文物使得学术界对于殷商时期的物质文化得出了比较全面的整体轮廓。值得指出的是，作为近代中国科学考古发掘的范例重要之一，安阳殷墟的发掘尤其是最后三次发掘积累的大量田野记录，以及用任何科学标准都能给予最高评价的重要发现的田野资料，为至今了解安阳文化的真实性质提供了基本材料。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55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从考古学角度考察，安阳殷墟的发掘从一开始，其目的就是“发现古代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是寻找艺术品和埋葬的珍品”。是科学、规范、严肃的有学术目的的考古发掘工作。另一方面，安阳殷墟的发掘从头至尾是完全的“中国制造”，从前期实地考察到组织领导到具体发掘以至出土文物的后期整理研究，全程均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自主地完成，在1935年春开始第十一次发掘时，发掘者还领到了中国近代史上首张由官方颁发的考古发掘执照，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安阳殷墟的发掘在中国近代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发掘持续时间之长，发掘次数之多，发掘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更在于其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乃至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都具有深远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由此明确了中国考古学在史学研究中“证经补史”的学术定位，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安阳殷墟的发掘都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事业的成熟。诚然，受当时客观环境制约，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发掘报告未能及时整理公布，使得研究者无法获得最新的材料；发掘中不够注意全面的社会文化面貌，只注重王室贵族墓葬而忽略了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遗迹，等等。但与殷墟发掘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相比较，这些缺憾是瑕不掩瑜的。
2．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的考古活动
1930年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与北京大学、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等机构共同组建考古团，前往河北易县对燕下都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出土有许多战国至汉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物品。1933年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在陕西的渭水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活动，主要是对这一地区的周代、秦代遗址如长安县丰镐遗址、秦渡镇北灵台遗址、阿房宫遗址等进行了调查，同时也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遗物。1934年，北平研究院西安分院与陕西省有关部门合组陕西考古会，分别于当年和1937年发掘了宝鸡斗鸡台遗址，后因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而终止发掘工作，发掘报告于1948年发表。
3．山东古迹研究会的考古发掘活动
1928年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在山东调查时发现了章丘平陵故城及城子崖遗址。1930年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因中原大战而中断，遂将目光投向了城子崖遗址，经国立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协商，决定双方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负责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及以后山东其他地区的考古工作，由国立中央研究院负责田野发掘的科学指导，山东省负责出土文物的保护工作。研究会委员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王献唐等。同年11月，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成立，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考古工作中断。
1930年冬，由李济主持，山东古迹研究会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开探方44个，出土文物计有陶片、骨器、石器、蚌器等23879件。1931年10月，由梁思永主持，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开探方45个。通过两次比较系统的发掘，初步揭示了该遗址的整体面貌，遗址分为上中下三层，中、下层发现有大量史前文化遗物，上层则发现了多处城垣遗址及原始窑址。发掘报告《城子崖》于1934年正式出版，以黑陶和磨光石器为主要特征的城子崖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值得指出的是，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重新解释在安阳殷墟发掘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观念，对安阳田野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李济：《安阳》，《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第50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山东古迹研究会开展的其他考古发掘活动还有：1931年4月，祁延霈调查了益都苏埠屯出土之商代铜器；1933年10月至11月发掘了滕县安上村遗址，清理了包括“曹王墓”在内的汉墓群，在临城发现一处龙山文化遗址；1934年春，调查了山东东南沿海原始社会遗址，在诸城、日照等地发现9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有日照两城镇、丹土遗址；1936年春，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发掘了日照两城镇遗址，因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发掘资料未及整理。
4．河南古迹研究会的考古发掘活动
在安阳殷墟发掘过程中，国立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就发掘的主导权、出土文物的所有权和展览权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以至于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止，在矛盾最尖锐时，河南省政府甚至动用行政命令的手段禁止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进行发掘，而支持省立民族博物院开展发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最后以双方订立《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五条告终，其中包括发掘所获古物须按月编制清册送河南省教育厅存查，出土文物在转运时须报河南省教育厅备查，每批出土文物自研究完毕后均须在开封碑林陈列以供地方人士参观等条款。同时经双方协商，决定合组河南古迹研究会，负责河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实际工作则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承担。该会1932年2月在开封正式成立，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终止工作。1932—1937年，该会在河南的汲县、浚县、辉县、商丘、永城等地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主要有浚县辛村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及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地、永城造律台龙山文化遗址等，大多发表有发掘报告。特别是浚县辛村西周时期卫国贵族墓地的发掘，共发掘墓葬82座，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为商周考古断代提供了难得的标准。
三、中外学者在国统区开展的其他零散考古活动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谢英伯等在广州创办黄花考古学院，内设古物陈列室，刊行有《考古学杂志》。黄花考古学院在广州市郊运用现代田野考古学方法进行过几次汉晋古墓的发掘，主要有：胡肇椿等发掘了东郊木塘岗汉墓、西郊大刀山晋墓；蔡守、谈月色发掘了东郊猫儿岗汉墓，发掘所得出土文物全部赠与广州博物院并刊发了大刀山、猫儿岗发掘报告。此外，黄花考古学院还组织勘查了清尚王府故址、北郊黎庄六朝墓群、东郊坟头岗汉晋墓群等。
1929年，德日进、杨钟健等在陕西、山西和内蒙古南部地区开展新生代地层调查，在7处地点采集到数十件石器，其考察成果汇编为《陕西西部、山西北部蓬蒂纪后黄土期前之地层观察》。
20世纪30年代，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主持发掘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一批玉器、陶器及少量青铜器；哈佛大学包罗士、华西协和大学叶长青在四川甘孜炉霍进行调查，采集到一批旧石器。
1932年至1935年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河南、陕西、宁夏、广西等地区进行过调查活动，采集了一批旧石器时代遗物。
1934年春，陕西考古会对西安民政厅院内唐中书省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持续27天，出土有《顾勤礼碑》及宋吕大仿刻唐大明宫和兴庆宫图残石，另出土有唐、宋瓷器残片等文物。
1935年6月，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普拉玛到建窑遗址调查并采集了大量标本，后发表有调查报告。
1936年4月，福建泉州兴建运动场，发现唐代墓葬，厦门大学教授林惠祥和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主任郑德坤主持发掘，清理了4座墓葬，出土纪年墓砖和70余件随葬明器，首开中国南方应用近代考古发掘方法之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