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退位后，按照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依然在紫禁城里维持着小朝廷的局面，复辟之心未曾有一刻停止跳动，甚至还公然给民国政府官员封官晋爵，颁赐谥号。逊清小朝廷继续盘踞于故宫之内，对于新生的民国来说，无异于卧榻之侧还有他人酣睡。早在1917年张勋复辟时，冯玉祥即发表通电予以声讨，电文主要内容包括：（1）取消皇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四百万元优待金即行停付；（2）取消宣统名义，废溥仪为平民；（3）所有宫室及京内外清室公地园府收归国有；（4）惩办复辟分子。冯玉祥曾对部下鹿钟麟说：“在中华民国的领土里，甚至在首都的所在地，居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也是中外政治阴谋家随时企图利用的孽根。现在稍明事理的人，无不以留辫子为可耻，留溥仪在故宫，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这是多么令人羞耻的事啊！”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始末》，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00—1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逊清小朝廷继续盘踞于故宫之内，对于文物安全也是严重的威胁。民国政府每年400万元的优待费远不能满足清室豪华的生活，于是清室大量向古玩商人出售文物，甚至于打起了《四库全书》的主意，此种行径经报界披露引起轩然大波，社会团体纷纷上书北京政府当局请愿，“清室之古物，尤为历代帝室递儃相传之珍秘，并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合全国五千年之文物，集于首都之清室，一涉疏忽，不徒散佚堪虞，即立国精神且将无从取征。清室以经费短绌，转售东邻，不腣将五千年立国精神捐弃一朝，言念及此，能勿痛心。”《湖北省教育会为制止清室出售古物致内务部代电》（1923年11月12日），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222—223页。就连以往对这种情况睁眼闭眼的北京政府也迫于舆论压力酝酿立法对清室贩卖文物出口的行径加以限制。
除了贩卖国宝外，清室还以故宫文物向银行抵押借款。民国13年5月，清室内务府与北京盐业银行签订古物抵押合同，将清室历代皇太后、皇贵妃的宝册等文物存储银行作为借款抵押，以月息1％的利率借得北京通用银元80万元，借期一年。珍贵文物沦落到按普通金器论两计价的地步，令人扼腕。溥仪还以赏赐为名，由溥杰将大量珍贵文物偷运出宫，“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运出的总数计有手卷字画1000余件，挂轴册页200余种，宋版书200余种，其中包括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稿、王羲之王献之真迹《曹娥碑》、《二谢碑》等。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4页，群众出版社，2007年。随着大厦将倾，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故宫内盗窃文物之风愈演愈烈，甚至连皇后凤冠上的珍珠竟也被换作赝品。溥仪自己虽然也盗运文物出宫，也不禁愤愤道：“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人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06页，群众出版社，2007年。究竟流失了多少文物，根本无法查清也根本没有人去查。待溥仪心血来潮想清查文物时，当时故宫贮藏文物最多的建福宫一带又莫名其妙地燃起大火，以至于死无对证，事后，北京某金店仅从火后灰烬中就提炼出金块金片17000余两，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故宫文物受损之惨重。此外，清室还不惜慷国家民族文化之慨以博取所谓国际关注，1923年9月，日本关西发生大地震，清室不顾国内尚且民不聊生，尽管“现款困难”，仍然以价值30万美元的古玩字画赠与日本政府“赈灾”。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19页，群众出版社，2007年。凡此种种，都是清室视国家珍贵文化遗产为私有财产，任意处置的结果。无论从捍卫民主共和的果实还是从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驱逐逊清小朝廷出宫，将故宫及清室据为己有的历代文物珍宝收归国有，顺应道义民心，时机业已成熟。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两军在前线酣战之时，冯玉祥率部悄返北京，发动政变，囚禁靠贿选舞弊上台的总统曹锟，由黄郛出组摄政内阁并代行大总统职权。遂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1924年11月5日下午4时，曾经无数次想逃出宫禁束缚的溥仪，终于平静地走出了故宫，在形式上完成了由皇帝到平民的转变，融入了民国社会。在辛亥革命13年后，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幽灵伴随着夕阳中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及至最终消失。
溥仪被逐出宫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前清遗老遗少失去了复辟根据地和精神家园，如丧考妣，一片哗然自不待说。文化界亦有不同声音，如胡适声称：“清室优待条件，乃国际间之信义，有条约性质，条约是可以修正或废止的，但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与之针锋相对的是，250位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署宣言，支持这一正义之举。而在皇城根下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北京民众则以悬挂五色国旗的方式，庆祝末代皇帝被扫地出门。民心向背由此可见。
驱逐溥仪出宫后，善后处理工作立即着手进行。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于11月7日发布《清室宫禁充作博物馆令》，曰：“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著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众。所有接收之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久。”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始末》，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1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14日，摄政内阁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20日，善后委员会成立，共有委员15人，除委员长外，政府方面委员9人，清室委员5人，另由京师警察厅和高等检察厅派驻监察员6人，国务院各部各派员一至二人为助理员参与协助工作。22日，又成立了图书博物馆筹备会。故宫文物清点工作自12月23日起至次年9月底止，清点过程中，因“故宫文物，为数浩繁，多属无价之宝，全国视线全集中于此，处置稍有不妥，最易遭受物议。”故善后处理委员会还制定了《点查清室物件规则》，将参与清点人员分为点查和监视两组，并佩戴徽章以示识别，点查时间为每日上午9—12时，下午1—4时。经过初步清点，清代宫廷遗留下来的文物，据1925年出版的《清室善后处理委员会点查报告》显示，共计117万余件。包括三代鼎彝、远古玉器、法书名画、陶瓷、漆器、金铜佛教造像及大量的帝后妃嫔服饰、家具、图书典籍、文献档案等。其中图书典籍包括文渊阁《四库全书》36078册，《四库全书荟要》11151册，《古今图书集成》5000余册；文献档案包括清历代实录、起居注、圣训、留中奏折题本、宗人府玉牒及军机处、内务档案千余架，另有舆图画像册宝各千余件，“关于清代史料者，不可胜计，内多稀世史料，尤堪珍贵”；字画类主要为唐宋元明名人真迹8000余件；古代铜器约有1500件；玉器近6万件。在清点过程中，清室善后委员会发现了逊清小朝廷与遗老旧臣密谋复辟的往来信件。为杜绝其复辟妄想，1925年9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按照《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之规定立即成立故宫博物院，并讨论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10月10日下午，在故宫乾清门前举行了故宫博物院成立典礼，并向段祺瑞政府及全国各省、社会各界通电宣告了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初创时期，故宫博物院设临时董事会和临时理事会，前者是决定全院大事的决策和监察机构，后者为具体事务的执行机构，博物院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
自故宫博物院成立至南京国民政府接管的这一段时间，受时局影响，故宫博物院在动荡中又坚持了将近三年。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结束，临时董事卢永祥、庄蕴宽为院务维持员主持院务；1926年8月，直系军阀扶持的内阁设立故宫保管委员会，因与维持员就交接手续问题产生异议，无果而终；1926年12月，故宫博物院维持会成立，成员包括社会名流、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60人；1927年9月，奉系安国军政府国务会议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通过了《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条例》，聘任委员15人，10月，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到院办理正式接收手续，故宫博物院维持会结束；1928年6月，奉系军阀倒台撤出北京，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改故宫博物院为北平故宫博物院，并委派代表与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办理了交接，故宫博物院从此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如果单纯从革命的象征意义来看，辛亥革命剪掉了人们脑袋后面的辫子，而逊清小朝廷的被逐出宫和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则剪掉了人们思想与精神上的那根“辫子”。作为北京政府反动统治时期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革命事业，故宫博物院的创立所散发出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气息，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摧毁巴士底狱，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至少在文化层面上将封建统治的残渣余孽从民国政治舞台上扫了下去，使长期处于封建统治压迫下的底层民众也能一睹皇家珍宝的风采，切身体会到了民国二字的含义。
三、陈列展览、文物征集与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展
北京政府时期，与博物馆建设热潮相呼应的是陈列展览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14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举办了儿童艺术品展览会；1919年8月，北京博物调查会举办博物展览会，展出展品11000余件；1922年7月，山东省教育厅举办全省历史博物展览会；广州市“每年举办展览会二次”，其中1922年6月举办的教育博物展览会，“出品者凡百余处”，展品达21000余件，展期7天，观众19000余人次。黄炎培编：《一岁之广州市》，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22年。1923年，东省铁路管理局举办了东省铁路25周年纪念展览会；1924年4月，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开幕；1926年10月，厦门大学国学院举办文物考古展览会，展品中一部分是时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所收藏的汉魏六朝石刻拓片，一部分为汉魏隋唐历代明器。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商品陈列场所也相继建立，相关的展览活动有所增加，如1913年，原天津劝工陈列所改为直隶商品陈列所，曾举办过多次工业观摩会、实业观摩会等，并征集展品赴国内外各种赛会展出，“影响工商业发展甚大”。1915年，适值抵制日货运动肇兴，北京政府农商部举办了“中华国货展览会”，并于同年设立北京商品陈列所。1921年，上海总商会创办商品陈列所，经过两个多月的征集，于当年8月开幕并举行了大型商品展览。
这一时期博物馆藏品的主要来源有如下几类：
其一为征集收购。如1913年黑龙江省行政公署发出训令，要求各县、旗“征集古物”；1916年山东省立图书馆从陈介祺后裔手中收购濒于外流的陈介祺及其子孙三世收藏的砖瓦、石刻23箱计2375件；国立历史博物馆建馆初期藏品多为国子监故物，后又从洛阳购得墓俑明器多件，1923年，该馆征集股又采购三代兵器、汉唐古鉴等千余件，方才“储藏略富”；东省文物研究会和东省铁路纪念会为举办东省铁路25周年纪念展览，“举满洲学业工业实业之效果及古今文物进化之成绩一一陈列”，联合向社会各界人士发函征集文物。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曾专门向所属各机关及滨江道尹公署发文，要求协助征集。展览会后，东省文物研究会继续通过鼓励私人捐赠、借用和购买、采集等办法，大力开展了历史、民族文物及自然标本的征集、采集工作，馆藏文物、标本由1923年的11089件增加到1928年的62062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历史和民族文物。
其二为政府拨交。如国立历史博物馆就曾接收了政府有关部门移交的历代科举殿试策15000余件和大批内阁大库文献档案，1924年又接收了京师警察厅移交的旧太医院针灸铜像一件，其余各省在日常缉私中查获之古物亦通常移交当地博物馆、图书馆、古物陈列所等处收藏。
其三为考古发掘所得。如国立历史博物馆曾于1921年在直隶巨鹿发现宋代古城遗址，乃派员前往发掘，获得宋代桌椅及瓷器杂件计200余件；1924年在河南信阳发掘汉墓，出土陶石诸器200余件运馆展出。
其四为社会捐赠。如意大利环球飞行表演队曾赠送中国政府飞机一架，安特生捐赠石器、陶器500余件，以及民间收藏家捐赠之墓志等文物，均由政府部门转交有关博物馆收藏陈列。
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博物馆界还参与了一些对外交流活动，主要事件有：1913年，德国莱比锡万国文字印刷术展览会展览会组织者派员赴华与北京政府教育部协商借展中国文物事宜，经外交、教育两部批准，由历史博物馆按照德方清单借出包括清乾隆玉刻十三经序文表章经学之宝在内的珍贵文物11件，交德方代表领迄，并附有说明书以供展出时标注。1914年，该批文物在德国展出，展出时有玻璃罩保护并注明为中国博物馆藏品。1915年，交通部铁道博物馆制作的各种大桥涵洞模型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赛并获奖。1919年北京政府派考察团赴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事业，在美国时先后参观考察了华盛顿国家博物馆、纽约州博物馆、克里夫兰市立美术馆、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后轮美术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