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1909年），山东图书馆附设山东金石保存所，当年年底落成。该所亦是晚清官方创办的第一座具备博物馆性质的文物收藏机构，藏品以山东历史、名人、艺术等方面的金石、书画、古籍、碑帖等为主，其存在时间也较长，1937年时已有铜器、泉币、甲骨、玉器、陶器、瓷器、礼乐器等文物17000余件。该所还辟有专门展室，常年向社会各界开放，同时也经常组织省内知名收藏、鉴赏家各出所藏举办大型文物展览。宣统二年（1910年）10月，山东图书馆又附设博物馆，耗银5万余两，于次年初正式开放，其陈列内容主要为近代科学仪器、挂图、动植物标本等，馆内还附设教育品陈列所，陈列教学仪器等用品。
这一时期，具备一定博物馆性质的各种博物陈列场所及与之相关的展览活动也纷纷涌现，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其为中国人自己创办之近代博物馆事业的雏形。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北汉口成立了“商务公所”，其宗旨在于陈列工业出品，“令华洋商民均得到局纵观”，虽然以商务公所命名，实则与后来之“商品陈列所”、“国货陈列馆”等异曲同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倡办考工厂，陈列品分为本埠、外省、外国参考等三部，每月依时研究出品，举办演讲，“颇有生气”。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部侍郎严修在天津城隍庙开办教育品陈列室；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江宁设立江南商品陈列所，由江南商务局主持，分为天产、工艺、美术、教育等四部。同年，天津考工厂改名为劝工陈列所，附设有工厂和劝业展览会。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会址占地700余亩，会期六个月，所需经费由官商合筹，耗资40万元。陈列品分为教育、工艺、武备、卫生、美术、水族、农业、机械、运通、参考等十个专题馆，“范围宏博”。除此而外，各省亦设立有分馆，专题馆与各省分馆合计40余座。但是此次展览会的社会影响却不尽如人意，“惜当时风气未开，”故日均接待观众不过三四百人，于普通公众并未发生深切影响。南洋劝业会结束后，张謇等人发起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主要研究成果有《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等。
与此同时，博物馆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被提上了日程，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京师大学堂开办附属小学堂，供师范生教学实习之用，其附设博物馆实习简易班，通过制作各种标本模型培养博物馆需要的专门人员。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在不断摸索的基础上，近代中国的博物馆从无到有且数量不断增加。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人自己兴办了大约15座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欢迎普通中国公民踏过其门槛，通常总是人头攒动，在破除旧的伦理秩序并代之以一种历史进步的秩序方面，它们起了主要作用。与园林一样，游人也被安排顺序参观博物馆，但与园林不同，博物馆将过去打入历史，预示着种种进步的觉醒。〔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76页，三联书店，2004年。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近代中国的博物馆及其影响在推翻清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起到了多大作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博物馆和它们所布置的众多体现近代先进科学思想、技术，体现中国乃至世界悠久历史的陈列展览，发散出强烈的民主、自由、科学的气息，对于普通中国人在思想观念上的潜移默化是相对明显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加快了即将到来的革命浪潮。
晚清时期，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博物馆事业是以开民智为核心的清末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意识中的“藏宝”之所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公众思想观念的进步逐渐转化为面向普通大众开放的社会教育机构，这种由内敛到外露、由封闭到开放、由垄断到普及、由小圈子到大社会的观念和行动上的变革，是中国传统的文物收藏活动与近代博物馆事业在本质上的分水岭。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那些最早倡办博物馆事业的中国人来说，与一种展示中国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急切心态相伴的，是一种日益增强的关切之心，即保存民族财富的宝藏，以免它被全部走私到国外，并在外国的博物馆参观者心目中留下一个难以挽回的印象：中国是封闭、停滞的。而对于那些以盗掠别国文化遗产为主业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文物运出国外，在不列颠、法兰西或者加拿大展示东方的停滞，而不是按照国别排列、展现中国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走出了停滞状态。这既是东西方在博物馆事业领域的鲜明对照，也是一场不对等的竞赛，因为（西方）博物馆不会允许中国文明以自己的术语说话，因为它据以评判参赛者的，是支撑着现代欧洲文化的科学分类和历史进化原则。〔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第78—79页，三联书店，2004年。这种遗风时至今日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许多外国人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对中国巨大变化的感受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中心论优越感的制约而不免有失偏颇。
三、晚清时期中国文物的对外交流
与晚清博物馆事业发展所同步的还有中国文物的对外交流。伴随着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开始逐渐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小心翼翼地向世界伸出了文化交流的触角，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与西方列强存在巨大差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只有凝聚了数千年文明积淀的文物和各式艺术品、工艺品才能既“拿得出手”又不至于有损所谓国威，这种交流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知。
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1839—1842年，在美国费城至少有十万观众购票参观了“中国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拥有一千二百件以上的艺术品、陶器博物学标本和真人一般大小的人物塑像，所有这一切都是由美国商人内森·邓恩收集的。当时从年轻的美国人角度考察，“在公众方面，对中国产生的概念，是好奇和狂想的混合物。展现出一片蒙胧的、永恒的和宁静的神话般的国土，富翁们搜集的古玩带来了同样的信息”。这种朴素的、通过文物带给美国公众的直观感受，使这次展览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外交效果和舆论支持，“据推测，这个展览会的展品目录售出了五万份，每一份目录都表明对中国持有一种公正的并往往是赞赏的观点，甚至对中国人当时开始进行的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表示同情”〔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和中国》，第36—3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
1876年，美国为纪念独立一百周年，在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广邀世界各国参加，中国也接到了邀请并组团参会，据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自序》曰：“……先经其国驻京公使照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南北洋通商大臣转饬地方官，出示晓谕工商人等送物往会。”中国代表团随展人员主要为当时把持中国海关大权的洋员组成，同时也首次出现了中国工商界人士。中国参展物品较之以往赴国外赛会有大幅度增加，共计720箱，以致“陈物之地，颇不敷用”。博览会中国展馆的形制亦极具特色，展馆两旁有东西辕门，上插黄底青龙旗，“与官衙一式，极形严肃”，北向建木质大牌楼一座，上书“大清国”三字，并有对联一副，上联曰“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下联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敦”，横额为“物华天宝”。博览会上中国展出的丝绸、古玩、玉器、铜器、漆器、字画、瓷器、绣货、镜屏及生丝、茶叶、药材等特产引起了观众对于中国古老文化的浓厚兴趣，同时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与世界的沟通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第173—174页，中华书局，1985年。
20世纪初期，随着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经卷文物的大量外流，敦煌文物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也与日俱增。清朝灭亡前夕，一批敦煌文物曾远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展览。宣统三年（1911年）4月，内阁学部咨京师图书馆称：“奥（匈帝）国皇帝八旬万寿，维也纳设立实业手工艺博物院，院内陈列极古极要之品，惟纸张一物，愿将中国纸张出品及造纸器具陈列院内。查贵部前由敦煌石室所得经卷，为古纸之特品，拟请选择数种，咨送本部，以便转送该院陈列。”京师图书馆接函后，即从所接收之敦煌写经中检选出羽字第48卷等4卷写经，“咨请大部检收转运奥京陈列”。这也是目前可考的敦煌文物重见天日后首次由中国官方组织的赴外展览活动。
四、晚清官方开展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在文物保护维修方面，晚清基本沿袭着中国古代那种放任自流的保护管理模式，官方满足于修缮帝王陵寝、皇室宫殿和圣人林庙，民间的文物维修多由地方官绅发起且仅局限于本地一隅，亦无规范标准可言。如同治七年（1868年），清政府谕两江、湖广、山东筹银6万两，修葺阙里孔庙大成殿及坍毁各建筑，次年八月动工，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春竣工。光绪三十年（1904年），津浦铁路勘测线路，原定经过曲阜孔林西侧，衍圣公府以“破坏圣脉”、“震动圣墓”为由上奏朝廷，要求西移15里之外，后铁路改道兖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1月，清廷下旨将孔庙祭祀规格由中祀升为大祀，次年，山东抚院拨库平银5万余两，维修清代碑亭，毓粹、观德二门，德侔天地与道冠古今二坊，并将孔庙建筑全部改为黄瓦，至宣统二年（1910年）竣工。鉴于文物流失严重以及盗墓之风猖獗，相关地方政府也加大了管护力度，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因“时有山西客在庆阳、宁州等处收买文物，以铜器、陶器为最贵，周代以前加倍，于是有人私掘古墓……”，陕甘总督曾令甘肃陇东各县保存古墓及文物，但成效如何则不得而知。
在鼓励博物馆建设方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7月，总理衙门上《遵议优奖开物成务人才折附章程》，曰“呈遵拟著书、制器、捐办学堂、振兴工艺各事给奖章程十二款，或予世职，或予实官，或加虚衔，或请许其专售，或请颁之匾额，以奉宣德意，鼓舞人才”。光绪帝批示同意曰：“尚属妥协，着依议行，即由该衙门，咨行各行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将章程出示晓谕，以动视听而开风气。”其中第七款规定：“如有独捐巨款，兴办藏书楼、博物院，其款至二十万两以外者，请特恩赏给世职。十万两以外者，请赏给世职或郎中实职。五万两以外者，请赏给主事实职，并给匾额，如学堂之例。”第八款规定：“捐集款项，凑办学堂、藏书楼、博物院等事，仅及万金以上者，亦请加恩，奖以小京官虚衔。”戴逸主编，张耀南等著：《戊戌百日志》，第174—17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在文物事业管理和文物法制建设方面，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12月，清政府下诏设立学部，下设五司，其中专门司负责主管大学专门学堂、各种学会、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及留学等事宜。宣统三年（1911年）1月，清政府颁布《清新刑律》，其第13章第186条规定：“放火烧毁陈列、储藏多数宗教、科学、美术、工艺上贵重图书物品之建筑物；宗教或历史上之贵重建筑物……，处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注：一等有期徒刑刑期为10年以上15年以下）；第20章第257条规定：“对坛庙、寺观、坟墓及其他礼拜所，公然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拘役或一百元以下罚金。”；第260条规定：“发掘坟墓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注：四等有期徒刑刑期为1年以上3年以下，五等有期徒刑刑期为2个月以上，1年以下，拘役刑期为1天以上2个月以下）。引自《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二辑。西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编，1985年。
在文物保护基础工作方面，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内阁民政部制定了《保存古物推广办法》，发布文告咨行各省调查古迹，并制定统一表格（有古迹古物名称、现在地等项，但无具体描述要求），要求以州县为单位，分别调查辖区内古迹古物，认真填注并报省民政司审核汇总后按期报部。调查项目分为历代寝陵祠墓、名人遗迹、金石美术、其他（古城邑及单体古物）等四类。调查统计的范围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下限，各项调查均以本年现存者为准，已湮没或光绪三十四年后新发现者概不收入；已为公私文物收藏机构收藏的古物不列入调查范围。虽然此次文物普查实施之时，各地革命活动风起云涌，满清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其覆盖面极为有限，按期上报调查数据的省份寥寥无几，但亦开中国大规模文物普查之先河，也掌握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普查数据，如据山东省的统计显示，截至1910年底，全省共有历代寝陵祠墓1412处，名人遗迹72处，金石美术遗存2496处，古城邑及单体古物671处（件）。
鸦片战争后，从所谓“同治中兴”到洋务运动的草草收场，清朝政权的不可救药日益凸现，逐渐沦为西方列强在华实施殖民统治的代理人，到了晚清最后十年，它们又请出变法新政的法宝，试图力挽狂澜，但这种尝试的唯一愿望只求缓和革命的时代大潮，推迟封建统治的覆亡时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晚清官方开展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也仅仅是维护其统治秩序的手段，对于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比较微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