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科学种田上组织新突破。一是下决心扩大粮食地膜覆盖面积，在今年270万亩的基础上，明年新增到400万亩，1998年达到600万亩，2000年达到800万亩。二是化肥施用量由1995年的140万吨，到1998年达到180万吨，2000年达到250万吨。三是组织科技人员进行高产优质良种的攻关和推广，力争三年换一次良种。四是要在推广以磷调水、撮苗种植等现有旱作技术的同时，积极组织旱作技术攻关，如雨水集流等节水温室滴灌技术、抗旱良种、保墒、保温技术等。五是大力推广间套复带技术，每年建设吨粮田、双千田和双五百田各50～60万亩，到本世纪末，共建成吨粮田、双千田和双五百田各500万亩，提高粮食生产的精细化程度。六是努力扩大机耕机播，机耕面积由1600万亩扩大到2000万亩，机播面积由1030万亩扩大到1800万亩。4．下决心改造中低产田。据调查，目前全省亩产在300公斤以下的中低产田面积达3500万亩，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7％，所以，必须下决心改造中低产田，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首先，要把中低产田改造的重点放在水浇地上，通过改造盐碱地、增施化肥、深翻深耕等办法，使粮食亩产在三年内由30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以上，2000年平均亩产过千斤。其次，在旱农地区，要把主攻点放到亩产50～200公斤低产田上，通过兴修三田、增施有机肥、地膜覆盖等办法，力争三年内粮食亩产提高25～50公斤，在未遇到特大干旱的情况下，平均亩产稳定在200～250公斤。
5．调整生产结构，扩大高产秋粮作物。高扬程灌溉区和高寒阴湿、陇东、陇南等地区，要把扩大玉米、高梁、洋芋等高产秋作物作为一场产业革命来抓，力争三年内把高扬程灌区的种植结构由目前的74∶26调整到60∶40，2000年调整到55∶45，高寒阴湿地区和陇南、陇东等地由53∶47调整到45∶55，河西地区夏秋比由现在的78∶22调整到60∶40。到本世纪末，使全省粮食夏秋总体结构调整到60∶40。
6．大力推广节水灌溉，适时搞好人工增雨。每年推广低压管道灌溉50万亩，U型渠200万亩，滴灌和微喷灌2万亩。每年安排人工增雨经费500万元，搞好人工增雨和防雹工作。
7．重点扶持粮食生产大县，带动商品粮基地建设。继续落实中央和省上制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并在支柱产业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安排上给予优先。
8．多渠道增加资金投入。今后，必须保证省财政每年增收部分中农业投资占20％以上，各地县自有财力的20％和新增财政收入的40％用于农业。
9．恢复粮食商品属性，逐步缩小种粮效益低的问题。
10．建立完善粮食风险基金和储备制度。三年内筹集粮食风险基金5000万元，储备粮达25亿公斤以上，并鼓励雨养区农民在丰年时多储粮食，以丰补欠。
跳出自给的误区
———对甘肃粮食问题的再思考
实现粮食自给，这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八五”和今后十年甘肃农业的奋斗目标。就这一目标自身所具有的内涵和提出这一目标的现实基础而言，对甘肃农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完全代表了长期以来被温饱所困扰的一千八百多万甘肃农民的心愿。但是，这一目标是否仍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要矛盾？怎样去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大有研究的必要。
（一）
甘肃历史上就是个以缺粮为主的贫困省份。长期以来，粮食短缺，人民不得温饱，始终困扰着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彻底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使粮食生产逐步得到了恢复发展，1950年—1952年三年间，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20．6亿公斤增加到了26．8亿公斤，增长了30％，年均增长9．16％，人均占有粮食由212．5公斤增加到了251．5公斤，增加了39公斤。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1953年和1957年两年因受灾粮食减产，但粮食生产的总水平仍达到了31．6亿公斤的水平，比1952年增长5亿多公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3％。尤其是1956年粮食丰收，总产达到38亿公斤，全省人均占有粮食达到312公斤，比1952年增加60．5公斤。然而，从1958年开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无偿平调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办集体食堂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出现了急剧下降的局面，“二五”后三年，粮食总产每年只有20亿公斤，最低的1961年仅只19．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160公斤，比1949年还分别减少5．4％和51．5公斤。从1963年起开始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刹住了浮夸风、平调风和共产风，使农业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到1965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7亿公斤，年均递增20．9％，人均占有粮食达到276公斤，基本上恢复到了“一五”末的水平。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这种好的发展势头很快就被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所打破，从1966年到1976年这11年间，粮食生产总水平虽有一定提高，但始终处于大波动、大起落、大徘徊的境地，基本上靠天吃饭，每遇一次大的自然灾害，粮食生产就出现大的波动，大量人口就外流。在粮食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特别是人均占有粮食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由1965年的276公斤减少到了263公斤，减少了13公斤。上述情况可以从下图看的十分清楚。
可以看出，建国以后，甘肃粮食经历了两个大的波动周期，一是从1956年到1975年这一波动周期，波动期长达19年，处于波谷的1961年，粮食产量仅为19．5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仅160．1公斤，波幅达18．5亿公斤，峰值差为17．2亿公斤。第二次大的波动是1975年—1990年，这一波动期长达15年，处于波谷的1981年粮食总产为43．5亿公斤，虽然谷差达23．9亿公斤，但由于人口的急剧增加，人均占有仅224公斤，谷差为63公斤，总产谷差的相对数比人均占有谷差的相对数高83．76个百分点。第二次波动周期的峰值差为13．5亿公斤，比第一次减少了3．7亿公斤。从峰值差上亦可看出，从1956年到1990年的34年间，我省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实际只提高了30．7亿公斤，平均每年0．9亿公斤，其中前一个波动期和后一个波动期平均每年提高的能力基本一样，按此推算，在没有大的增产措施的前提下，我省粮食所具有年综合生产能力为0．9亿公斤。
我们再从粮食购销调返情况来看。从1953年至1959年7年间，购销均为顺差，其中最高的1955年高达2．87亿公斤，从1960年开始，除1970年、1974年、1975年、1984年、1989年5年购略大于销以外，其余年份均为逆差，并且逆差逐步拉大，“一五”期间购销顺差10．96亿公斤，“二五”则变为逆差2．09亿公斤，三年调整时期逆差又扩大到4．95亿公斤，“三五”期间逆差达4．47亿公斤，“四五”期间达4．27亿公斤，“五五”期间购销逆差一下子跃上了10亿大关。“六五”期间差距最大，为29．96亿公斤，“七五”比“六五”有所下降，但逆差仍高达13．3亿公斤（见表一）。
伴随着购销逆差的不断扩大，粮食调入和农村返销的数额也增加，调入粮“六五”期间达到极值，为197683．5万公斤，“七五”比“六五”有所减少，但幅度不大，仅为2．5％。农村返销粮“五五”达到142080．5万公斤，“六五”虽有减少，但“七五”又增加了上去，返销额高达148796．5万公斤。
上述这些，就是甘肃粮食生产的历史和客观规律。我们如何站在这一历史的土地上，利用已经发现和寻找到的客观规律去超越历史，是摆在全省广大人民面前的一大难题。
（二）
事物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如果我们面对上述现实，把全部精力都集中于粮食生产，势必会形成以下几种倾向。
（1）为确保粮食自给，必须稳定粮田面积（必要时还要扩大面积），也即意味着稳定现有的产业结构。（2）必须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科学种田、中低产田改造等。（3）继续实行“兴西济东”战略，河西地区将继续提供大部分商品粮，等等。从上述倾向中，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一个就是农民收入。由于过分追求粮食自给目标，势必忽视收入目标，由此也将忽视经济效益远远高于粮食的多种经营，小康目标也将大大受到影响。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投资继续向粮食倾斜，由于受粮食价格的影响，投入产出比将大大低于其他产业，也将严重影响投资效益。第三个问题就是长期实行“兴西济东”战略，不得不迫使河西地区痛苦地生产效益低、负担重的商品粮，这样，不仅严重地影响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靠救济式扶持的河东地区也会慢慢滋长依赖思想，使河西和河东经济都不能得到长足发展。所以，单纯地、绝对化地追求粮食自给目标，不仅解决不了甘肃农业的根本问题，反而会进入恶性循环的误区。我们必须跳出这一误区，重新调整战略目标和指导思想，促进甘肃农业的迅速、健康发展。
我们知道，甘肃粮食始终处于低而不稳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客观原因看，甘肃自然条件严酷，干旱多灾，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差。从主观原因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十年，农业生产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每一次政策的失误，必定会造成粮食的徘徊。但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在农村稳定地贯彻执行了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调动和保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省委、省政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努力改善生产条件作为首要任务长抓不懈，使农业生产基本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不仅建成了景电一、二期、兴电、三电、西电、靖会等一批大型水利骨干工程，而且建成了一批高质量的“三田”，到1991年底，全省水地面积已达1300万亩，人均0．7亩，“三田”达到1693万亩，人均0．9亩，到2000年，全省水地和“三田”将各达2000万亩，人均1亩，再加之引大入秦工程和疏黑、临定工程的实施和建设，到那时，我省农业生产条件将得到大的改变，将会为粮食生产奠定一个稳定的基础。这一趋势已经被近几年的实践所证实：自1983年甘肃粮食生产登上50亿公斤台阶后，已连续9年获得丰收，1989年又登上了60亿公斤的台阶，1990年创历史最高水平，达68．6亿公斤。1991年和1995年虽遇到了50年不遇的大旱，但粮食生产仍能稳住65亿公斤的水平。这些，已充分说明甘肃粮食生产已基本结束了低而不稳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80年代以来的购销调返储情况。1980年全省收购粮食6．4亿公斤，销售粮食12．2亿公斤，购销逆差达5．8亿公斤。净调入粮食6．87亿公斤，农村返销3．69亿公斤，库存粮8．5～11．5亿公斤。到1990年，全省收购粮食11．65亿公斤，比1980年增长82％；销售粮食14．95亿公斤，比1980年增长22．5％；购销逆差3．3亿公斤，比1980年减少2．5亿公斤，减少75．7％；净调入粮食3．36亿公斤，比1980年减少3．51亿公斤；农村返销3．05亿公斤，比1980年减少0．64亿公斤；库存粮食达24～26亿公斤。由上可以看出，80年代以来，全省粮食购、销、调、返、储状况都大大得到改善，粮食问题对全省的压力已大大缓解。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1991年由于对城市居民口粮的调价政策引起销售比1990年增加4亿多公斤的情况下，全省调入粮食仅8430万公斤，其中平调7740．5万公斤，比1990年减少3．1亿公斤，如减去调出的粮食，净调入仅558万公斤，已基本实现了自给。
此外，从粮食销售结构看。目前全省平价销售总额年平均基本上为11～13亿公斤之间，其中非农业销售8亿公斤左右。农业销售4亿公斤左右。在非农业销售中，定量口粮为7亿公斤，其余为食品业、酿造业、饲料和其他。在农业销售中，农村返销为3亿公斤，其余为经菜民口粮5400万公斤，牧民口粮4950万公斤，国营农垦为120万公斤，其他为89万公斤。也就是说，除城市定量供应和农村返销合计10亿公斤在大的政策环境和基本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暂时不能推向市场外，其余部分均可推向市场，这样，平销这一块就可减轻2亿公斤的压力，既使在全省粮食供求紧张的情况下，也可通过周边省区和粮食主产区来调剂，减轻购销矛盾。
（三）
综上所述，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具备了超越历史的基础条件，一方面，我们应该适时地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指导思想，由过去的一切工作以粮食生产为重心，积极地转向以抓收入为主导，以抓粮食为基础。另一方向，应制定和采取科学的办法措施，把全省粮食生产推向一个新水平。笔者认为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突破：
一是从中低产田上突破。据调查，目前全省亩产在300公斤以下的中低产田面积达3600万亩，约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69％，加强对中低产田的改造，如将亩产普遍提高25～50公斤，就可增产粮食9～18亿公斤。对中低产田的改造要采取综合配套投入的办法，把主攻点首先放在亩产100公斤以上的水浇地和亩产50～200公斤的旱耕地上，通过提高保灌保墒能力，增施化肥，深翻深耕等办法，力争三五年内提高一个档次。然后再集中力量改造50公斤以下的旱塬地。
二是从科学种田上突破。要充分发挥科技在粮食增产中的作用，通过培育和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良种，提高作物的良种化程度。在旱作农业区，要积极推行以磷调水，撮苗种植等一整套旱作农业技术。川水地区，要通过大面积推广间套复带，建设一批吨粮田和“双千田”。与此同时，要积极推广配方施肥，营养钵移栽，地膜覆盖，根际固氮菌，稀土微肥，机耕机播，药剂拌种等一系列常规农业技术，努力提高粮食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最终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