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和不用的结果还不是一样吗？”蒋介石望着全身发抖的张学良，“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挑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张学良的肺都快气炸了。这时，于学忠说的“一旦出现不测，蒋某人可以委过于你，可你却不能抬出他来做挡箭牌”的话，再次回响在耳边。他沉默有顷，突然把头一昂，义正辞严地质问：“我将以何脸面去见关外的三千万父老？我又以何理由答辩全国人民的质询？”
“这全都和你无关！”蒋介石也发怒了，他倏地站起，以训斥的口吻说，“我是一国主席，责任由我来负；不抵抗的罪名，也由我来承担！”
张学良就像是散了架似的瘫在了座位上。他望着怒目直视的蒋介石，一种肃杀之气喷射而来；他再一思索方才的话语，又觉得不能等闲视之。他几经痛苦的斗争，严肃地问：“你真的打算让日本人白白地占领满洲吗？”
“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
“那你的意思是……”
“我早就考虑成熟了，只有提请国联主持正义，和平解决。”蒋介石的怒气顿消，复又坐下，胸有成竹地说，“天地自有公理在，到那时，日本人再乖乖地把抢到手的东西还给我们。”
“这……靠得住吗？”
“我想是靠得住的！”接着，蒋介石滔滔不绝地分析了英美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以后，又有些得意地说，“欺侮软的怕硬的，虽说是一句俗话，可却是一句真理。日本人敢于和我们逞强，可他也得看看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眼色！”
张学良沉默不语了，集结重兵应变的决心也渐渐地软了下来。
“我们的老祖宗，是最讲以夷制夷的嘛！”蒋介石又如数家珍似的讲起了历史，津津乐道地谈论着以夷制夷的典型事例。最后，他又自信地说，“相信我吧！满洲这盘危棋由我来下。”
张学良终于被说服了，但他的心里就像是吃了只苍蝇似的，觉得是那样的恶心和不舒服。
“你的身体不好，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交给中央。”蒋介石看着沉重点头的张学良，内心中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欣喜。他分外关切地说，“安心休养，万一社会上出现了不利于你的舆论，由我给你承担。”
对此，张学良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他结束了这次突然袭击式的邀见，怏怏不快地回到了北平协和医院。一进门，就又见到了南京外交部发来的急电，大意谓：“据驻日中国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旋即又倒在了病床之上。
东北的局势越来越严重了，坐镇东北的辅帅张作相派人来平请示方略。对此，当事人李济川做了如下的记述：
张问我沈阳情况怎样。我说：“东北目前局势严重，究竟如何处理？我受辅帅的指示，来向副司令请命。”张说：“我因病头脑不清，精神也不好。前几天荣参谋长来，我已告诉他，东北大事，由张辅帅、臧主席和荣参谋长三人酌情处理。对重要问题咱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中村事件的交涉，可向辅帅说，微末事情，咱们可以相机办理。”又说，“请辅帅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府。”我说：“今天的紧急情况，还不知怎样处理？”张说：“蒋委员长告诉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我们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你迅速回去，请辅帅相机处理。前些日子驻日大使汪荣宝由东京回来，已到锦州和张辅帅说过：日本各地都在搞游行示威，跃跃欲试，想以武力占领东北。你赶紧回去吧！”
……
随着东北局势的急骤恶化，张学良越来越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但是，当他决定派万福麟、鲍文樾飞赴南京请示蒋介石的时候，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蒋主席不在南京！”他大为震愕，不由得黯然自问：“他去什么地方了呢？”他稍许沉吟，遂断然命令：
“蒋主席就是上天入地，也必须找到他！”
近几天来，赵一荻望着愁容难开的张学良格外心焦，生怕他旧病复发，不可救药。为了能使张学良开心，她和于凤至夫人真可谓绞尽了脑汁。九月十八日的上午，她们二人带着闾琳来到协和医院，尚未步入张学良的会客室，一缕韵味十足的皮黄散板扑面飞来：“先帝爷白帝城叮咛就，我诸葛保幼主岂能无忧，但愿得此一去扫平贼寇，也免我亲自去把贼收……”她们姐妹二人同时想到了张学良爱好京剧，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今晚陪张学良听京戏的要求。张学良自然明白这良苦用心，出于宽慰二位夫人之心欣然同意了。就在这天晚上，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事人洪钫详细地记录了这天晚上——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几天发生的大事：
九月十八日夜间，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正在前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宇宙锋》京剧，忽据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返回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据荣报告，“驻沈阳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许，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沟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令其将续得情况随时报告，但此后沈阳电话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时许，接到荣臻十万火急的电报，内容与其电话报告相同。及至秘书处将这个电报送至协和医院，张学良正在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首先说明：“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是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之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当时各将领亦以张学良的主张为然，连夜即照荣臻所报告的内容电报南京中央。
十九日晨，张学良又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举行会议（张学良在沈阳时设有东北外交委员会，顾维钧等人均系该委员会的委员），咨询对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当时发言较多的是顾维钧、汤尔和二人。顾维钧主张，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问题，国联绝不愿日本的势力坐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绝不能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汤尔和说（汤新由日本返回沈阳，于九月十一日由沈来平），根据他在日本的观察，日本内阁现在抑制日本军部势力，不愿使东北的事态扩大。汤又说，币原外相曾经亲自和他谈过，日本如吞并满蒙，实不啻吞了一颗炸弹，我们如用国联的力量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随后，张学良又邀请当时平津的名流李石曾、胡适、吴达诠、周作民、朱启钤、潘复、张志潭、胡稚德、陈篆、曹汝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以及东北高级官员王树翰、刘哲、莫德惠、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二十七人，磋商东北问题。出席诸人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由于这次会议，张学良迷信南京政府和依赖国联的思想更深了。在第二次会议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
……
张学良那惶恐不安的情绪渐渐地恢复了正常。但是，他几次要南京的电话都答说：“蒋主席于九月十八日再次离开了南京。”他感到惊诧不已，多次自问：“他到底去什么地方了呢？难道还有比‘九·一八’事变更重要的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