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表共列产茶县951个。（据前农业部1981年的统计材料，表刊台湾省的12个县市，不在这个统计材料之内，这是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全国茶叶区划研究协作组1982年编印的《茶叶区划研究》刊入的。）
（2）表中县名上的①为唐代产茶县，共45个。由于《八之出》中所列的襄城、丰县两县疑有误，武康、于潜、钱塘三县现均无此县名，所以这五个县未列入上表之内。又龙安、西昌、昌明、神泉四县，相当于今安县，江油两县地方，所以唐代的茶叶产区表和上表相比，又多出了两个产茶县的县名。这就是开始说为奶个县，而上表列为45个县的原因。
（3）表中县名上的②为各省、府，州、县地方志记载的产茶县，共392个。
（4）表中县名上的③为《中国茶叶复兴计划》（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记载的产茶县，共142个。
（5）表中在县名上未标明①、②、③的，都是解放后新增的产茶县，计共372个。
六、茶叶产区与茶叶品质
在《八之出》中，《茶经》作者把唐代的八个道中的五个道的三十二个州，分列为三或四个等次，三个道的十一个州则未分等次。
这是因为《茶经》中所分的等次，是指一个道内各个州的等次，而各道同一等别的州（郡），其茶叶品质并不相同，山南的上等并不同于浙东的上等，即峡州茶的品质与越州茶是不同的，这和现在甲地区的一级茶不同于乙地区的一级茶是一样的道理。《八之出》的注中，各州、郡下大都有补充说明，指出某州某地的茶相同于另一州、郡，有的属于同一等别，如列在淮南上等的光州，其中光山县黄头港所产的茶与山南上等峡州茶相同，这种例子较多：有的属于不同等别，如列在浙西上等的湖州，其中安吉、武康两县山谷所产的茶与山南又下等的金州、梁州茶相同，这种例子也不少。所以，上面所列的表，必须加注两点说明：（1）各道列在同一等别的州、郡，其茶叶品质并不相同，等别只表示同一个道内各州、郡所产茶叶的等次。（2）州、郡以下各县、各地所产茶叶的品质，从等别来说，也并不一致。
陆羽出生于现在湖北省荆州地区的天门，老死于故乡。他曾在江苏的南京、苏州，浙西的吴兴、杭州，赣东的上饶一些地方住过多年，但他往返于鄂苏、鄂赣之间，似应途经安徽或湖南。在各种史料中还没有发现陆羽到过福建、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的记载。从《八之出》中可以看到，《茶经》作者对其出生地山南道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他在比较各地茶叶品质时，往往与山南各州相比，好像足以山南各州作为标准对照似的。至于黔中、江南、岭南11个州的情况，《茶经》的作者了解不多，所以未分等次。
《八之出》的注中，即在八道四十三州、郡中，列出茶名的只有两处：一是在剑南“蜀州”条下，说“青城县有散茶、木茶（有的版本为本茶，实误）”；一是在浙东“越州”条下说“余姚县生瀑布泉岭，曰仙茗”。这两处文字都引出了问题。首先，据《茶经·六之饮》载，唐时饮用的茶叶计有4种，即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都属于未经过“发酵”的蒸压茶类，因原料老嫩或叶片整碎和成型方法不同，成品外形有显著差别，因而有不同的名称。除此之外，在其它史料中，还未发现有木茶或本茶这类茶名。有的认为木茶是采自树身高大的野生茶树所制的茶叶，但缺乏根据。唐时的青城县，相当于现在四川灌县一带，在近代历史上是西路边茶的产地，并从“木茶”前接“散茶”来看，木茶或本茶很可能是末茶的误刻。如果这种假设可以成立，那么，在这里特别加上“有散茶、末茶”五字，就可区别于蜀州其他地方所产的茶叶——饼茶了。其次，唐代越州的余姚县，相当于现在浙江的余姚县。据《七之事》所引《神异记》说，余姚人虞洪，经“仙人”指引，到瀑布山采了“大茗茶”。虽然，余姚县境内的四明山，既有瀑布，也产茶叶，是一个茶产地，但《神异记》所说的毕竟是一则神话，为《八之出》加注的人，把“仙茗”产地列在《八之出》内，这就不够慎重了。
自唐以来，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茶叶已从单一茶类发展成多种茶类，茶树良种繁育栽培和采制技术以及机械没备各方面，都已有极大进步，与陆羽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茶经·八之出》中对各地茶叶品质所分的等次，已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但从影响茶叶品质的因素来说，茶叶产区的地理位置毕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地理位置，并非专指纬度和经度，而是泛指其所处的自然条件——气候和土壤。
茶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就是通常所说的大气候。适宜于茶树栽培的生态条件，大体上有几个极限：
（1）气温：年平均气温在15℃以上，积温在4，500℃以上。
（2）雨量：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
（3）湿度：空气相对湿度在80％左右。
（4）土壤：呈微酸性反应，pH值在4.5—6.5之间。
我国秦岭和淮河以南的山地或丘陵地，凡是土层较厚，（在60厘米以上），坡度不大（25°以下），排水良好的地方，在气温、雨量、湿度方面，大都符合上述条件，适宜于栽培茶树。当然，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内，气候、土壤、地形、地貌、植被、水文等生态条件都很复杂，同时茶树对这些生态条件的适应性，因品种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制茶种类和这些生态条件的差异性，关系也极密切，所以，在选择茶园位置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大气候的条件，而且要注意小气候的条件；不仅要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而且要注意茶树品种和制茶种类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生产的可能，而且要注意消费的需要。唐代的茶产地就是在人们不断的实践中形成的，唐以后的茶区也是按照这些客观规律办事而发展的。事实证明，凡是背离这些客观规律办事的，茶叶生产就得不到发展，也不能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为什么在规划茶区的时候，首先必须充分掌握历史的和现在的自然地理资料的缘故。
在《一之源》中，《茶经》作者已谈到茶产地与品质的关系，并以人参为例，说明选择茶叶的困难。如同《八之出》把茶叶产地分为4等一样，陆羽把人参的产地也分为4等，即：
上等产于上党；
中等产于百济、新罗；
下等产于高丽；
等外产于泽州、易州、幽州、檀州。
陆羽关于按人参产地分等的说法，和南朝齐梁陶弘景的说法大体上是一致的。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是：
“弘（《本草纲目》误怍宏）景曰：上党在冀州西南，今来者……多润实而甘，俗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者。次用高丽者，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并不及上党者。”
到了明代，上党人参，已“不复采取”，“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其参犹来中国互市”。（俱见《本草纲目》）从李时珍的以上说法看，当时除上党人参已不可得外，似高丽人参的品质，犹在百济、新罗之上，这就和陆羽的说法有所不同了。
但单凭产地来分别产品品质等次，对野生作物可能是可用的办法，如野生人参就是这样，因为野生作物的品质，只受自然条件和品种的制约，而这两种条件一般是不变的，没有可变的条件，产地就成为品质的标志。但对人工培育的农作物来说，就有许多可变因素，如品种的选择，茶树的肥培管理，茶叶的采摘制造等等人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产品品质起着作用，以产地区别茶叶的品质，是一种原始的方法，实际上，《八之出》的注中，各州下所加的注，也否定了按产地区别茶叶等别的论点，《一之源》所说的“茶为累也”，其困难可能也在这里。但这里并不否定产地与产品品质的关系。凡自然地理环境良好的地方，一般地说也是产好茶的地方，如祁门红茶，大家都承认它品质优良，就是因为祁门的自然条件适应于祁门茶种繁育生长的缘故。但是，如果没有祁门制茶工人那样具有特色的制茶技术，祁门红茶也不可能成为名茶，因此，对生产者来说，不可在盛名之下忘乎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也不能迷信名茶产地必出名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