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柱子说，他要写一本介绍黄如论先生的书。出于对柱子的了解，我坚信，他要写总有他的充分理由。不过，心中仍有一丝疑惑：一个以写政治风云人物、特别是革命领袖人物见长的作家，为什么突然要去写一位企业家？读了柱子最近寄来的书稿，疑云顿时消去。
乍一看，柱子和黄先生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是从写乐谱到爬格子的作家，一个是毕生都在盖楼房的建筑家；一个是人民军队的文职人员，一个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但从骨子里看，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从相识、相知到互相支持、互相赞赏，绝不是偶然的。这还得从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说起。
“文化大革命”中，柱子是个保守派。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打倒那么多的“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为什么要如此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今天看来，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他却是很“不识时务”的。为此，挨了许多整，吃了许多亏，可以说，在“文革”中，他受了巨大的挫折与打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批斗，站板莞，坐飞机，游街等体罚全都经历了”。但他没有因此垂头丧气、悲观绝望。当他人到处冲冲杀杀的时候，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思考问题。他的读书量是惊人的，文学、哲学、历史各种书都看，特别是钻研近现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简直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地步。正史、野史、传闻、轶闻各种材料都是他的吞咽对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不少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理想被灭了，信仰失落了，从无限狂热走向无比颓丧，从无限崇拜走向怀疑一切。柱子不是这样。“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和全国人民一起欢庆胜利，思考“左”的教训，虽然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却能抛开个人恩怨冷静地看历史。积读书之所得，他从大量实际材料中了解到中国革命胜利之来之不易以及毛泽东同志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敌对势力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和非毛化潮流的时候，他写出了《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周恩来在重庆》等气壮山河的作品，弘扬革命正气，公正评价历史，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欢呼，也引起黄如论先生的强烈共鸣。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黄如论先生不满15岁。作为思想单纯的热血少年，他满怀热忱投身到这场风暴中去。他不仅在大风大浪中喝了几口水，而且重重地摔了几次跤。一次是两派群众组织打派仗，黄如论成为“对立面”的打击重点。于是怀揣全家积攒起来的20块钱，从闽东跑到闽西山区找他的堂姐，饱尝颠沛流离、东躲西藏之苦。又一次是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开始涌动经商热潮，正当黄如论承包一项工程干得很红火的时候，原单位突然通知他回去参加学习班，反思和检查自己的“问题”。由于他“态度不好”，被原单位解聘，承包工程所应得的酬金，也因为他有“问题”而一笔勾销。这就使他不但丢了饭碗，还因为兴办工程借了一笔钱而负债累累。年轻人遇到如此大的挫折，很可能一蹶不振，黄如论却有一股不服输、不气馁的劲头，他咽下苦果，擦干眼泪，重新承包工程而东山再起。更难能可贵的是，社会对他如此不公，他却没有怨天尤人，包括对待整过他、占过他便宜的人，他都以德报怨。黄先生事业成功之后，慷慨解囊办了许多善事，其思想因子，在三十多年前就种下了。
人们常把有文化、有道德的企业家称为儒商，黄先生也曾被人这么称呼过。其实，他的主业不是搞商品交换而是搞物质生产。他一生不断地盖房子，从国内盖到国外，从福建盖到北京，又从北京盖到贵州、湖南、安徽、云南他不是靠倒卖地皮、倒卖房子致富，而是亲手画图纸，亲自组织施工队伍，亲自在工地上指挥盖房子，从设计、施工到安装、销售一条龙干下来。如果说，没有上过文科学校的王朝柱靠自学写起传记文学和历史剧，那么，只上过小学的黄如论也是靠自学搞起了建筑设计。黄先生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祖先，朱熹的弟子和女婿，南宋大儒黄幹，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创始人，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著作不仅能指导革命和战争，也能指导为人处世和办企业。他不仅用毛泽东所阐述的战略战术来驾驭市场竞争，也把毛泽东所追求的为人民服务精神融化在自己的血液里。一贫如洗的时候，他最企盼的是赚钱，一旦有钱之后，他想的就不仅是钱，更有如何造福乡里，报效祖国。他生活简朴，讨厌骄奢淫逸、声色犬马。他喜欢读书、练书法，经常思考富有哲理性的社会历史问题。正是这样，他具有一般生意人所难以具备的广阔胸怀和长远眼光。上个世纪90年代伊始，西方大国对我实行“制裁”，许多外国公司纷纷从我国撤资，黄先生却毅然从菲律宾回国，投资大陆大办实业。他捐款公益事业达20亿人民币，是名播海内外的慈善家。然而黄先生的报效祖国，并不只是体现在捐资办慈善事业上。他盖房子、做生意，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必不可少的考虑之点是能否给老百姓带来实惠，他决不是专找房价最高、最能赚钱的地方盖房子。怎样既提高质量又压低房价，是他牵肠挂肚的问题。在北京完成金源饭店、金源购物中心等大型建筑后，他转到贵州、湖南、安徽、云南等地的二线城市盖房，就是考虑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建设做贡献。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在他胸中回荡，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在他的心中燃烧。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可以说，他的血管里一直流淌着老红军的血液。
柱子说：“黄如论先生本身就是一本大书。”这是积多年观察的由衷之言。他和黄先生相识八年，从见面点头到彻夜长谈，可谓一对知交。起先并没有想到写书，互相了解多了，于是有了满腹感慨。感慨和感想积累多了，于是如骨顔在喉，不吐不快，就有了这本书。柱子写的是一条人生道路，一种为人操守，一个精神境界，它可以存在于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身上，也可以存在于另外行业的从业者身上。难能可贵的不在于从事的是什么职业，腰包里有多少钱，而在于有没有这种操守，有没有这种精神境界。读者还可以留意一下，柱子过去描绘的人物，多是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这次他写的是近在身边的同时代人，过去他也是满怀激情来描绘自己的人物，但他靠大量翔实的史料说话，一切都蕴藏在人物的形象之中，作者决不特意站出来说话。这次不一样，他公开以自己的视角审视黄如论，不但写出他对黄如论的感觉和评价，而且详细叙述了他们的交往过程，大量引用二人之间的对话。严格地说，这本书不但展示了黄如论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是王朝柱人生奥秘和为人之道的一次曝光。正是有了一个企业家和一个作家的心灵冲撞，书中的不少章节才更加熠熠生辉。我读黄如论，也读王朝柱。一个是我的同乡，一个是我的老同学。把他们俩放在一起读，是非常有味道的。
郑伯农
2008年10月于京东潘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