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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华生来石山市，在这里想起打听一个早就认识的人，女人。
副市长设宴招待。10年来，每到一地，他已经历从企业请吃，到行会、工商联，到局长、秘书长，到副市长、市长，现在是谁请吃都无所谓的过程。不过在石山，他还是在乎的。席间，副市长第三次提起市长因为出国考察不能亲自出席晚宴。
“去哪个国家？”尤华生问，为了使谈话不中断。
“日本，日本国。上周六飞东京，前天在京都，今天要去名古屋，以后还要去大阪，奈良……”
尤华生对这位未曾晤面的市长的行程，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可惜，现在不是开樱花的季节。”尤华生说。樱花早半年就谢了；他相信，说话的能力就是说废话的能力。
“尤先生是第一次光临敝市吧？”
“来过的。”这时，尤华生差不多要想起打听一个女人了。
“我们怎么不知道？”副市长扶了扶眼镜，表情夸张地（尤华生看得明白）把惊讶的目光投向办公室主任关明。关明向他摇摇头。副市长转向宁夏温州商会会长，亲密无间地说：“陶会长，这就是你的失职了。你总该通知我们一下。我们比起温州是第三世界，吃顿饭还是可以的，派辆车，这零零几号公车，究竟要方便一些。”
陶会长满脸是笑（他很有人缘），连忙点头：“是的，是的。当然，当然。”
“陶会长说‘当然’，下一次就是‘当然’了。”副市长笑了笑。他觉得这是幽默。他举起杯，为“当然”干杯。大家都站起来。副市长可以说很放松了，尤华生也感到刚才有点拘谨，这时候他完全想起要打听她。
“我打听一个人，女的，姓……好像姓杨。”
他特别留意副市长脸上掠过的一丝暧昧。官员眼里的企业家找女人很正常（官员成熟的标志之一），记不起名字，那更正常。暧昧就暧昧吧，这是他的问题。他有一种快意。
“很好，很好。”副市长说（怎么会说很好？打听很好，女的很好，还是姓杨很好），“关主任，你负责这件事，直接向我汇报。”
他明白了，因为能为他做一件事，所以很好。市长敬业。市长也不好当。
“好的，好的。”关明说着在领导面前最习惯最得体的话，起身从公文包里掏出本子，在本子上写两个字：“杨，女。”再没有好写的了，只写两个字显得怠慢，于是在这两个字下面划一条线，又粗粗地划一条线。他不便问，这位杨小姐或杨女士到哪里去找，多大年龄。他等着散席后抽空问他。散席后副市长十分殷勤，亲自拉开车门。副市长的热情（属于尊重）让关明难以启齿询问这种纯属具体甚至琐碎的事情。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感恩故事。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少死了（也可能不会死）一个人，多了一个恩人。
尤华生二十多年前来过石山，十八岁。
初中毕业在村里学了两年裁缝。听村里人说，宁夏做衣服不管上衣、裤子全是五元一件，而村里上衣两块五，裤子两块。宁夏在哪里？他跑到中学校长办公室看地图，找到了，这么小，这么远。小是地图上画的，远是实实在在的，比北京远一倍。远不怕，总有走到的一天，“千里当官为吃粮，千里做活为赚钱。”他家向亲友筹借了二百元，他自己动手把家里的缝纫机改装，可以背上走，便独自上路。
临走，爸爸在山崖上挖了一棵“死不了”。“死不了”学名叫卷柏，俗名铁拳头，蕨类植物，药材。晒干烘干，见水就活，长出绿叶。
爸说：“男人不当碗底虫，出去闯荡。不行就回来，死不了！”
妈说：“说死霉气，心惦着家就行。”
温州人身上有走四方的基因，不把出远门当回事。尤华生更是少年不识离别愁，在桥头下船时伸了伸懒腰，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对爸妈说：“‘死不了’太黑，我要开出朵花来见你们。将来接你们去北京还是上海，由你们选。家里有二十八只鸭子，我数过，别丢了。”站在船上还在说话，话还这么多！
石山果然是五元做一件衣服。这里虽然是大西北，但街道宽阔，楼房多，满街跑卡车。比温州强，温州满街是人，比他的山村强多了，山村人太少。他一下子就爱上石山。他租了临街的一间简易红砖房，一天五角房租。交了一年房租身上只剩七元，够两天饭钱。他相信一开张就能赚钱。后来饿了一天。一时买不到裁衣板（也没钱买），他卸下门，趴在门板上写一张纸招牌：“温州华生裁缝店”。他为自己是一个人了兴奋不已，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手舞足蹈，大声唱歌，想一句唱一句，七凑八搭，五音不全。没有人管，没有人认得——这有多好！
（后来他常常想起这一天。他对记者说，他是唱着进行曲上路的。这是胡说。可是这一天到底是十月几日，怎么也确定不了。可见他当年还是缺乏雄心壮志，没有历史感。）
白天卸下门当裁衣板，晚上装上门睡觉。第一天只顾自己庆祝了，第二天没有顾客，他又趴在裁衣板上写了一张布告：“本店为庆祝开业，每件上衣收费四元，裤子三元。”傍晚就有人送布料做裤子，一条女裤，他量前裆时手发抖，不知道是第一桩业务的激动还是害怕挨西北女人一记耳光。这是有记忆价值的事件。
一开始，尤华生就显出企业家的精明。他喜欢当着顾客面裁剪，把剩下的丝丝缕缕布脚料收拾干净，包好归还。遇到做大宗衣服的客户，他把布脚料缀缝成袋子、钱包送给他们，带来一声声欢呼。他贴出布告，他做的衣服“终生免费缝补”，这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很有吸引力，虽然谁也说不清他的终生是多久，有多少变数，反正感觉很好。（他后来做企业善于做感觉，他认为品牌就是感觉）到了十二月初，他推出一项“便民”举措：预约上门做活。国家的政策西北布票比南方多，矿工的钱也比农民多，年底布票到期，春节置新衣，他竟然一连两个月不必在红砖房里生火取暖做饭，辗转在矿区一幢幢家属楼里。他背上缝纫机，吃饭坐桌边，睡觉打地铺。“温州华生缝纫店”已换上红字油漆木招牌，旁边挂了一块类似10年后政府机关办公室门口“干部去向牌”的告示，告示他在几区几楼几室做衣服，可以留下地址预约，挂着纸笔，客客气气写上：“谢谢”。
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只喊他“温州小裁缝”，简称“小温州”。小温州手艺好，出手快，不爱说话（说不好普通话是原因之一），勤勉诚实。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很高了，连喜欢洗手的习惯许多人都知道。他进门从不东张西望，也从不打听客户家里的事。
过年，尤华生给家里寄了二百元，还清债。这是他的全部积蓄，汇完钱，身上正巧又剩七元钱。他在汇款单附言栏写：“明年—→二层楼。”（盖二层楼的意思，并非“更上一层楼”这么有诗意。）
这年春天，“严打”来了。
工商来检查，他有县劳动局外出打工证明。工商说：“你们那个温州，假冒伪劣，证明能顶屁事！”他花了十元办的石山个体户营业执照装上镜框挂在墙上，工商说：“搞运动了，作废！”有初中文化的尤华生怯生生问：“不是不搞运动了吗？”工商白他一眼，不合辩论规则地训斥他：“你还知道的挺多！你是盲流，什么叫盲流知道不知道？3天内走人，不走人进笼子，什么是笼子知道不知道？把你能的！”
笼子他是知道的。常听人说起，跪砖头，喝肥皂水，顶脸盆，烫烟头。顾客好心劝他，烧钱消灾。他不是不愿意，手心攥着五百元，在工商门口转过来转过去，在公安门口转过来转过去——送不进去呀！不吃不喝，含着眼泪坐在对门台阶上，眼睁睁看着工商公安的人下班，有说有笑骑着自行车从大门里出来。
三天不接活。门口“去向牌”摘了。这天是老客户凭票买到缝纫机（一百矿工摸文抽一台），让他去安装试车。不能不答应。大西北的雷雨，来得猛来得突然，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顶着衣服跑。跑到街口拐角，猛然看见他的店铺门前停着警车。天黑严了，警灯隔着水珠飞舞的雨帘，红濛濛蓝濛濛的一闪一闪，恐怖极了（至今，警灯刺目的光亮一闭眼就在）。警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位在指指点点，一位上前朝锁着的门踹一脚。
这一脚似是踹在他的胸口，他打了个趔趄，一怔，转身逃跑。在炸雷声中他好像听见后面有人在喊：“就是他！就是他！”
街道上雨水没脚踝。石山是产煤地，平日路上也是一层黑灰煤屑，这时满地黑水流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眼睛被暴雨打得睁不开，又疼又辣，黑水溅了一身。什么也顾不得了，拼着命跑。青山绿水的家乡远在天边，他一个盲流——他真不知道什么是盲流，只知道流氓是坏人——跑哪里去？跑客户家怕连累，他们也不敢收留匿藏他；跑旅社，公安正等着呢，泥鳅跳到鱼篓里，一抓一个准。雨在鞭打驱赶他，雷声在轰他，电闪在暴露他。一辆警车开来了，警灯汽笛在追他。满天地的恐怖！他拐进胡同，跌倒了，整个身体重重地摔在黑水坑里，脸面也扑在黑水坑里。他挣扎着往前爬，边上有个垃圾箱。半敞的垃圾木箱，泻洪般的往外流淌脏水，很臭。他向垃圾箱爬去，只希望靠着一件东西，有一个可以蜷曲的角落。又冷又吓，瑟瑟发抖，牙齿磕碰着，嘴里不由自主地呜呜着。他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全身抽搐。他梦呓般地喃喃：“死不了，死不了。”想爸爸，想妈妈，想妹妹，想起池塘里的二十八只鸭子。他每天放学放鸭子，早上赶鸭子下水，鸭子不怕冷，鸭子遇到雷雨天就扇翅膀，就快活，呷呷呷吵人。爸爸爱说：“三个女人一群鸭。”这里的人爱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不能睡着，千万不能睡着；太盹了，太盹了也千万不能睡着。
（在人生往后的日子里，他常常会想：如果那天死了呢？再也没有雷雨了，再也不冷再也不吓了。如果爬到垃圾箱里，如果不拐进胡同，如果他脑袋朝下，他就会死的。人生离死只差一步的“如果”太多，活着就是如果之余的碰巧。）
这时，出现了杨莲英。
杨莲英在矿工家属理发服务社，下班有雨，等一会儿见雨不停，裹一块塑料布往家跑。垃圾箱在她家楼下。她已走过去了，又回头好奇望一眼，是有一团黑东西，露出煞白的半边脸，微微蠕动，颤声呻吟。便上前问：“谁？”没听见回音，用脚拨了一下。在电闪中她认出是几天前在她家做过活的温州小裁缝。
“你怎么啦？”她披的塑料布哗哗地淌水，大声问。
尤华生张了张嘴，说不出话。嘴唇铁青，牙关紧扣。究竟是小，哇地一声哭了，那情景，如同离散的孩子见到妈。（他后来想，那一刹那他真的以为见到妈了。）
他在杨莲英家喝了辣子热汤面。她丈夫和三个孩子吃过饭了，面汤是剩下的，加上红辣子，热了热。在她家饭桌下睡了一夜。炉子一夜不封火，让他烤衣服，让他睡觉不觉冷。屋里迷漫着雾气。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他才醒来。夫妇俩上工去了，三个孩子上学了。大晴天，阳光照进来，明亮温暖。昨天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从时间里抹去一件事再容易不过了。但是，和七八天前不一样，七八天前他在这里住了三天，给全家人做了衣服。他不吸烟不喝酒，吃过饭拧开水龙头喝一碗凉水就干活。两口子把门钥匙也交给他，对他印象特别好，介绍邻居来做活。他晚上睡在自制沙发上，昨晚怕弄脏沙发，自觉爬到桌子底下，像一条狗蜷卧着睡。他们没有叫他睡沙发，也没有不叫他睡沙发。从前他们多少有点讨好他，现在是收留他，同情他。感觉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感觉。
他穿上一面干一面潮的衣服，从口袋里翻出皱巴巴泡湿了的两张五元币，小心地剥离，一张放在桌子上，压着玻璃杯，另一张装回口袋。这十元是昨天收到的工钱。
原来杨莲英家离他的裁缝店这么近！他知道不远，但这么近还是感到不可思议。就是十多根电线杆的距离。他不敢在大街上走，从黄河岸上绕过去。（闲暇或者让眼睛休息，他喜欢坐在黄河岸边。不是看风景，他来时已是黄叶飘零，枝桠光秃，他是想念家乡的一条江，瓯江，一样的浊水。后来，黄河淌凌了，从上游飘浮来大片大片的冰块，飞速而下。他入迷速度。后来，黄河结冰了，黄河冰面上跑汽车！披着棉被，端小板凳坐着看，一边想着回家给妹妹、爸妈，给村里同学描述这等奇观。后来，一天夜里黄河上发出巨响，撕天裂地一般，他在睡梦中惊醒，房间微微发颤。黄河解冻了，他裹着被子套上鞋就往外跑。一河冷月，冰面灰白，远山朦胧。他哇哇哇地叫喊，兴奋，也为暖身。天地间就他一个人。河对岸有狗在叫。后来，水清了，水静了，河面映着蓝天。他每次去黄河岸边，就在“去向牌”上写：“我在屋后，有事喊一声。”）
一夜暴雨，水浑，起漩涡，河面上飘着骆驼刺，蒿草，棉蓬，树枝。他和黄河亲近，黄河却负情地显得事不关己。
他东张西望，蹑手蹑脚地绕到店门口。门上赫然贴着封条，一个圆圆的红印，启封的日子空着。店不能进去，里面有顾客的东西没有取走：两件上衣，三条裤子，一条裙子。里面是他的全部家当：缝纫机、裁衣板兼床，六十元现金，十元存折，衣物，养在碗里的“死不了”。“死不了”不会死，只是对不起信任他的顾客，只能等启封的时候他们自己来拿，怨不得他。
他要离开石山了。
本能地沿着黄河走，向火车站走去。
火车站萧条冷清。远远望去，有几个带红袖套的执勤人员和绿衣服的公安。他们比那些自由幸福的旅客多。车站不能进去，去哪里？他第一次感到离家太远了，万座山千条水，隔着一块天。
他是从铁路上过来的。他要沿着铁路回去。沿着铁路不会打转，不会迷失，铁路总是通向一个又一个地方。沿着铁路走，不能离家更远了。
这是另一个故事。
走了约寞一个小时。一个车站，广场上停着一辆公共汽车。城市到了。一路上他想清楚了，盲流就是到城市来的农民，命定的，农民就该在田里忙，不让流走。他不能进城市，城市不是他可以进的。再往前走，天快黑了。时时有沙漠，荒滩。碎石铺的铁轨路基结结实实，只是费鞋。鞋帮松动脱口了，怕走不到天亮。
这时，看见灯光。小站的灯光。小站绿窗黄墙。进候车室，一坐下就睡着了。
在小站打了两天小工：挑沙和泥。他们偶然发现他会做衣服，车站一家职工有台缝纫机，他为十几家职工都做了衣服，他们把全年的布票差不多用光。做衣服管吃管住。做了十多天，他自己也做了一身。他们送他上火车，免票到包头——过了包头这里的铁路员工就管不着了。
半个月，尤华生长胖了许多。他想起父亲的话：一招鲜，吃遍天。
以后是：包头，北京，成都，拉萨，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天津，又回到北京。
真是“吃遍天”了。
关明尽责，高效率。这究竟是一笔可观的投资，尤华生计划在石山市打造温州商业步行街，出手上亿元。关明向陶会长了解“杨，女”，知道些许来龙去脉。通过公安局，查到全市叫杨莲英的共有十一人，运用排查法，有3个孩子的杨莲英当在五十开外，范围再缩小到矿工家属，3人；3人也排除了。重新寻找杨莲英的丈夫，矿务局广播找人，不间断播放“重要寻人启事”，终于有人浮出水面：杨莲英的儿子许红军。
尤华生等得不耐烦。他承诺，找到杨女士奖金一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