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两年快乐的日子像一首短歌猝然结束了。夏日的一天，七姐和八姐跌入高山瀑布，溺水身亡。松本先生非常难过，当即决定尽快送我们回家。我怀着无尽的依恋离开日本，所有美好的幻影都如晨雾一般消失了。
那时爸、妈住在天津，我们也到了那里。
天津是中国北方的商业中心，漫步街头，西式或土洋结合的简陋店铺比比皆是，都是那些只为发财的野心勃勃的建筑师建造的。店铺后面，烟囱林立，喷云吐雾，给整个城市罩上一层浓浓的黑烟。海河水也是肮脏污浊。清早或黄昏，都能听到工厂招工或开除工人的可怕吆喝声。每家工厂都有人吆喝，声音难听极了，令人烦躁不安。一到这时，街上就会出现众多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手里拿着破菜篮子，步履艰难地朝工厂涌去。这些薪水极低的雇工，大都来自乡下，他们或在洪水来时失去了土地，或遇上干旱颗粒不收。政府并不救济，他们只好到城市来找饭碗。工厂老板有一半洋人，一半中国人，他们看准这是个雇佣廉价劳力的大好时机。走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许多面色苍白、虚弱无力的男人和孩子，拉着满载货物的各种车辆。后面跟着监工，西服笔挺，怡然坐在黄包车里。拉车的人刚一停下歇口气，监工就会大声斥骂，像对待一条偷吃了食物的饿狗。
我不爱上街，可待在家里又觉着孤独。五妈进了尼姑庵，为这事我一直怨恨爸，不愿再跟他在一起，而且总想躲着他。他对生活的态度变得消极，整天跟六妈在一起。他俩的卧房挨着。每天早晨向爸问早安，都碰上六妈。家里人都觉着不自在。这样一来，六妈在家里得了势。妈也尽可能少地去见爸，不过是装装样子。我真为自己难过。每天只在饭摆上桌子时见到爸，吃完我便赶紧跑开。我们搬到天津时，三妈同六妈吵了一架。她生爸的气，说要和儿子、儿媳一起过，再也不回这个家，大哥看爸时，爸说这里面有误会。如果她妈愿和孩子们住一块儿，也行。要想回来家里有她的房。三妈打那以后住在儿子家，爸每月给她些钱，倒也过得舒心宽裕。
我真的很孤独，几乎每天下午都跑到离家不远的几处无名墓地去玩。
那些墓地占了很大一块地，据说是乱坟岗。如果人死了，没人送葬，或亲友出不起钱，就把棺材埋在这里。基地上杂草丛生，没有墓碑，没有树，荒凉而安静，整天看不见一个人。
我有时坐在干草垛上，冥想各种穿入脑中的问题，或回忆与五妈、义母和八姐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有时围着墓地转。这地方清静得很，所有的墓都一样，每块石头上全没有题词刻字。他们被世界遗忘了，世界也从未记起过他们。
北方的十月，阳光依然明媚，天空湛蓝澄澈，清晰透明如一块玻璃。天空中不时飘动着羽毛状的白云，时而还有鹰飞过，翅膀染成了金色。它在蓝天中搏击给我的印象极深，我不禁仰起头，注视着那鹰，直到它消失在云端。
街道两旁的树木早被一场早寒染成了黄色和淡绿色。第一场秋雨过后，柳树、橡树的叶子开始飘落。路另一侧有一株老树，还长着猩红的树叶，享受阳光的最后温暖。晚风吹拂，树叶摇曳，那声音缠绵而忧伤，足令一位充满激情的作曲家感到黯然神伤，战栗颤抖。
墓地没什么意思，我在墓地上结识的几个伙伴倒很有趣。许多年之后，他们还栩栩如生地留在记忆里。
我感到孤独了，就去墓地，经常待到日落。当一群乌鸦飞过猩红的天空，聒噪着飞进巢穴，我知道该回家了。但我从不急着走，我喜欢看乌鸦成群飞到远处的树上。这真是壮丽的一幕。黄昏时分的天空有时猩红、淡蓝，也有时呈黄色或绛紫色，然后飞过一群黑色的乌鸦，地上的草披上浅浅的金色，真是一幅完美的色彩效果图。
一天下午，几个穷孩子来到墓地，都是八九岁的小孩，后面还跟着个四五岁的小不点儿。他们划着一根火柴，点燃干草。乘着风势，火苗迅疾升腾起来，上下窜跳，像无数条火蛇在墓地蔓延。孩子们追逐着火头，兴奋地叫嚷着，好玩极了。火熄灭时，他们看看散在各处的灰烬，显得很丧气。
一个高个子女孩注意到我在看他们，就问我：“你也来点一根？”
我笑了笑。她递我一根火柴，燃起干草。这时风渐小，火势不大。我们慢慢跟着火头。我望着他们一张张脸在火光里变得越来越红。
“你们的脸色跟烧鸡似的。”我说。
“烧鸡什么味？我从来没吃过。”一个女孩说。
“一定好吃，我在熟食店里见过。”另一个女孩说。
一个大点的男孩说，他奶奶告诉他，头年烧草，第二年草长得更好。
一个女孩说：“我爸我妈都埋在这儿。奶奶说他们走的时候穿得少，冬天会觉着冷，烧火能让他们暖和暖和。”
她天真的话语打动了我。我傻乎乎地告诉她，世间没鬼，还给她说了个从学校老师那儿听来的例子。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花，不禁感到歉疚。她说：“照你说，我妈永远不会回来看我了。”
我第二天去时，他们已像老朋友似的在那里等我了。我们一起玩耍，一起聊天。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特别快乐。
他们天真可爱，无忧无虑。即便悲惨、贫穷，生活在他们似乎也是美好的。哪怕百万富翁，都会嫉妒他们欢快的笑声。
两个高点的女孩跟我差不多大，她俩是家里的大姐姐，其余都是她们的弟弟、妹妹，小的五岁，大的十岁。
我只记得两个女孩和一个爱同我说话的男孩的名字。他们都是“拣煤渣的”，每天第一顿饭后，便搭伴结伙跑到铁路边的煤灰堆上，挑拣没烧透或烧得半透的煤块。甚至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为了挣点钱，也会挎了篮子，拿着根棍，用瘦弱的小手在煤堆上扒来扒去。他们手疾眼快，从不放过最小的一块煤核。他们根本不在乎一天去几次火车站，他们没表，也不会看站前的大钟，遇上火车晚点，还是耐心地等待。他们尽可能往多拣，有时还真能挣出一顿好饭。这时，他们的父母就会夸他们有出息。是啊，一双双小脏手给老人带去的是欣慰和安详。
他们告诉我，如果运气好，还能用卖了煤的钱买些玩具。他们甚至想买一只风筝。这些孩子言语粗俗，一脸脏相，但褴褛的衣衫下藏着一颗充满同情和乐于助人的爱心。那个最大的女孩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她大姐的悲惨故事，其他孩子们听得还挺入迷。
“我大姐现在在家。”她说，“因她侍候的那家老爷送她一件礼物，被太太发现了，就立即辞了她。太太说一个女孩子接受男人的礼物会出事。我姐姐不明白什么意思，也只好回家了。”
“什么礼物呀？”
“就是一双外国的高跟皮鞋。我姐姐从没穿过这种鞋，我们都想看她穿上什么样。我反正不喜欢那样子。她穿上没走几步，就把脚崴了，现在还疼得跟床上歇着呢。我妈说这外国鞋有什么好，那家太太成心想算计她。可惜呀，我爸把鞋扔到河里，姐姐再也看不见它了。姐哭了一整天。她羡慕那些穿着高跟鞋在街头上扭来扭去的大小姐，说如果不把鞋找回来，就不出门了。”
两个小点的女孩踮起脚，学她走路的样子。我们全被逗乐了。
然后，一个小男孩告诉我，他爸爸在火车站干活时被严重烧伤，成了残废，每天还要去车站搬运行李，另一个男孩跛着走了几步说：“瞧，他就这样。”
他们讲的每个故事我都爱听。我也给他们讲了几个西方故事，他们好像全部听懂了。我们有时还玩上课的游戏，我教他们认些简单的字，并由此赢得了他们的尊敬。我真为能教人识字而骄傲，沉浸在极大的快乐之中。
玩游戏时，他们从不捣鬼，大的也从不欺负小的，谁没跟上，还能认真地听取意见。我和他们一起玩过“扔石子”、“跳栏”和“开火车”的游戏。“开火车”是孩子们自己发明的，每人都是一节车厢，一个接一个站好，互相抱着腰，开起来像一条长蛇。我喜欢当最后一节。大点的男孩假装火车司机，一小男孩骑在他背上当烟囱。他一喊火车开了，我们就在墓地转起来，爬过一座座坟头，好像翻过山峦。然后火车缓缓驶到一片空地，那儿有个大女孩假装站长。她一吹哨，火车就停下来。
他们也爱吵嘴，但都听那最大女孩的，也常打架，可从不记仇。
我们在一起时，他们常向我讲些他们的小麻烦、小苦恼。
一天，一个小男孩满心喜悦地对我说：“瞧，我这有六个铜子，能买两个肉饼。我爸我妈昨晚吵了一架，我爸走了。我妈给我钱，说她今儿不做饭了。我想买个猪肉饼，肯定特好吃。真希望我爸永远别回来，这样我每天都能吃肉饼。”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正在追看一只飞过空中的鹰，听到从远处灌木丛里传来了吵闹声。我走近些，发现是一个老妇人在和一个警察争执。
老妇人面色苍白，满脸皱纹，如干瘪的黄瓜。她那病猫一样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破布裹着她瘦小、发抖的身体。她的牙都掉光了，说的什么含含糊糊，但她不断打着手势，使我终于明白她在讲什么：
“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婆子，长官。跟您说实话，我真的一点不在乎您逮我走，判死刑也没事。我倒想坐牢呢，跟牢里呆着，无忧无虑，每天还能吃上饭。我只求能吃饱了，死也踏实。像我这样的老太婆早晚得饿死，还怕坐牢、处死不成？长官，我不傻，我有脑子，用不着大惊小怪，您带我走我真乐了。可是我儿媳妇病在床上。可怜的女人，两个星期，都快烧死了。没钱看病买药，连吃的都没有。她只想为孩子也得硬撑着，不能死。而我得照顾她。您听见了吗，长官？”
她停下来。警察说：“盗棺犯法，你知道不知道？”
“当然知道，可我们要是饿死了，法也救不了我们，世上哪有这事理儿。我男人多老实呀，从没犯过法，饿死了。我儿子那么孝顺，卖苦力挣的那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口，自己吃不饱，也死了。我要是规规矩矩，不偷点拿点，也就死了。法帮不了人的忙，要它有什么用？哦，我刚才说哪儿了？对，可怜我这穷老太婆，一家五口全在您手里。您要让我走，他们还有活头。我把儿媳妇照顾好了，她还能挣钱养孩子。那时，我踏踏实实地去坐牢。发发慈悲，救救我们，长官。”
警察顿了一会儿，说：“你也太狠了，来偷死人的头发。”
“您说我狠，那可不公平。”老妇人尖笑着，那笑声像冬夜里乌鸦发出的叫声。“我才不狠呢，您是没到过我们又穷又破的家，您要是听了我儿媳妇病得直唉哟，孩子们饿得直哭，就不会这么说了。女人死了，头发再好也没用。没人理会她长得什么样。保不齐她还乐得让我拿她头发哩，她还能帮五个大活人多喘几天气儿。我看她不愿为了头发让您把我逮走。”
“我忙着呢。”警察说，“没工夫听你闲扯，我只知道你犯了法。上司让我逮你走，我也没辙。跟我走吧，老太太，多说也没用。我够留面子的了，都不捆你。我看你还是跟我走，别找麻烦。”
“我要是走了，生病的儿媳妇和孩子谁来管哟！”老妇人浑身发抖，连步都迈不开了。
警察冲她喊道：“我再说最后一遍，跟我走。你要是赖着不走，我就把你捆着拖到街上。”
老妇人呜咽着，又说了什么，我听不清。我很难过，又帮不上忙，眼里盈满了泪水。
她硬撑着想走，但突然摔倒了。她绝望了。
“走，你个没良心的。”她尖叫着，“走，我才不怕坐牢呢。”
我把墓地上发生的事跟妈说了，她很同情那个老妇人。那天下午，妈去看了那老妇人生病的儿媳。回来时，显得很悲伤。
“张妈，快来。赶紧拿钱去请个医生给她看看，她病得很厉害。”妈摘下一对玉耳环交给张妈。“拿到当铺去，把钱给那可怜的女人，也许能帮她一点。”
我记得半夜醒来时，张妈和妈坐在一起，显得特别难过。
“张妈，那女人怎么样？”我问。
“死了。”
“孩子呢？”
“小点的先死了。两个大的明天送孤儿院，现在邻居照顾他们。”张妈说。“今儿晚上你妈做了件大好事。我给她钱时，她笑了笑。她说不出话。打了个手势，指着大孩子说：‘饿。’然后点了点头，就静静地死去了。”
“我真担心她连棺材都没有。”妈擦了把眼泪。
“我也担心没棺材。”张妈说，“可我见邻居一位老太太带了些吃的和钱来，我想埋她没什么问题，就离开了。”
妈对张妈像待一位老朋友。她们经常坐在一起喝茶，聊天。
“我担心。”张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别有哪个缺德的把这事告诉老爷。王妈在门口看见我了，她让我们小心点，说六太太已经怪我们了。她说我们存心想把那女人的病传到家来，还担心她儿子会染上。”
“小十。”妈说，“从现在起，不许你再去坟地。开学前，呆在家里读书、画画，闷了就看看架子上的书。”
我没说话，也不敢看妈的脸。她一定很伤心，声音都在发颤。我开始意识到，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死亡更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