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解放军直逼南京，桂系欲和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是最大障碍，于是“逼宫”迫其下野。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中内外交困，更加坚定了另起炉灶的决心。此时他还有正在与中共交手的200万国民部队，包括胡宗南的30万精锐部队。这些都是效忠他的嫡系部队，是他做“最后一搏”的本钱。打仗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而国库黄金则是他“东山再起”的重要砝码。这促使其决心争分夺秒地加紧运送黄金。
但蒋介石深知，对一个立宪的国民政府而言，他下野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何况还有李宗仁等人的牵制。而且由于运送黄金白银的次数增多，国民政府财政部调整了部长、央行总裁等重要官员，这也会使运金难度大大增加。他必须提前制订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那么，他的办法是什么呢？是以军费名义来调拨、预支剩余的国库金银外汇。
1月上旬，蒋介石密召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的吴嵩庆，令其设法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秘密协定，以“预支”军费的名义，将国库剩余黄金先行划拨到联勤总部财务署，作为内战的“特别准备金”。用“军费草约”做“法律依据”来预支军费，从而将央行国库金银外汇转移至财务署保管，此即蒋介石转移黄金之法也！通过这个黄金草约，这样表面上是吴嵩庆的私人黄金账户，实则成为蒋介石的战时金库。而这些黄金也成为蒋介石的战时秘密军费。
除安排吴嵩庆负责与财政部、央行签订“军费草约”外，蒋介石还安排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出任厦门警备司令；另外，在台湾有其侍卫团的军需官王逸芬，为财务署在台北的负责人。这样，黄金运输的整个链条都在他的控制之中。
吴嵩庆、石祖德、王逸芬都是与蒋介石官邸有相当渊源的人，但吴嵩庆又有别于石、王二位。他是蒋介石信得过的人，却不像石、王二位是蒋介石的“亲信”，属于“信而不亲”的人。他不是黄埔的嫡系，而是一位有抱负、有操守的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生。
最早爆出国民党运金事件的李敖，在其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中有一整页的吴嵩庆的肖像，称他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跟随吴嵩庆整整三年的机要秘书詹特芳，在大陆的“坦白交代”中，则称吴嵩庆是蒋介石的“奴才”。
在黄金运台过程中，吴嵩庆是军方最关键的人物，他甚至被形容为“蒋介石将黄金合理搬到军方的白手套”。如果说俞鸿钧把260万（市）两黄金移到台湾，其价值当时约为1.4亿美金的话（当时1英两市场价为50美元，1市两则为55美元），那么吴嵩庆经手的“军费”就在2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比俞鸿钧所运黄金价值还要多些。
1947年年底，吴嵩庆出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并不高；但在他任此职的15年间，正是国共内战激烈、台海危机迭发之时，他所管理的军费在国民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80%以上。此外，在国民政府最艰难时期（1948—1949），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
那么，吴嵩庆究竟是何许人也？
吴嵩庆，浙江镇海人，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该日正好是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地藏王菩萨的生日。5岁到15岁在家乡沙头的青峙学堂和七星延陵学堂（此校当年是其父吴吉三与一位叔父合资所创）念书；16岁入宁波北岸的裴迪学校（英人所办教会学校）大学预科班；后转入上海沪江大学，24岁毕业于商科，内定到宁波四明中学任商科主任。
1927年，经陈舜畊介绍进入北伐军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为白崇禧；次年6月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仍任少校秘书。陈舜畊时任蒋介石机要秘书，为吴嵩庆非常要好的同学，其影响吴嵩庆甚多。他在中国铁路界小有名气，抗战胜利后曾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到台湾后曾任台湾省铁路局局长。陈舜畊与蒋家关系甚深，其姐姐陈志坚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结拜姐妹；蒋经国在上海念初中时，就是由陈果夫与陈舜畊照顾的。就像俞鸿钧与蒋家的关系建立之渊源有周雍能一样，吴嵩庆与蒋家的关系有一部分是由于有双方都熟悉的陈舜畊。
1928年，承白崇禧之助，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大学院（今之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以特约编译员名义月支薪100元做学费，进入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留学；两年半后毕业，获硕士学位返国。来台初，白崇禧是被蒋介石当众点名羞辱过的失势桂系军人，但吴嵩庆还是尊其为“老长官”，在大庭广众中欢谈；有时白崇禧傍晚散步也会散到其家。
1933年，经留法同学、时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按：此为蒋最早期的“侍从室”，是从1932年南昌围剿红军时开始的。到抗战时，才扩大编制，正式称为“侍从室”。蒋比较低调，其实这里面人才济济，是蒋培育及观察人才之所在）秘书汪日章介绍，上庐山晋谒蒋委员长，被任命为少校秘书。半年后晋升为中校密电股长，从而进入了蒋介石最机密的中心；主要掌理蒋与全国政要将领间密电本的编制与配发，并协助“黑室作业”，即蒋的侍从室著名于世的密电室。
1934年任航空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秘书，开始了他在国民政府空军整整十年的生涯：由航委会秘书，而笕桥航校秘书，而航委会主任秘书（1936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宋美龄应变出任航委会秘书长，晋升吴嵩庆为主任秘书）、航委会军政厅经理处副处长，最后一职为空军上校经理处处长（航委会主任周至柔，人事处处长陈舜畊，军政厅厅长黄光锐）。吴嵩庆在国民党空军十年生涯，由此也与宋美龄熟悉并建立了良好关系。
1943年7月，吴嵩庆奉命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受训，得当时任军需署署长的陈良（字初如）的赏识，于结业后调任军政部军需署粮秣司少将司长，移居重庆。从此吴嵩庆被纳入军需财务系统，由此而经历了黄金运台等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
1944年升任军需署副署长，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部长鹿钟麟）经理处处长；作为“钦差大臣”，调查兵役虐政。
1945年，应湖北省主席、陈诚系的王东原之邀，出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兼任省银行董事与总经理。
1947年年底，吴嵩庆重被召回军中，到南京出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署长。这是美国顾问建议的，将国防部改组，实施新编制，将联勤总部的财务署划归主计系统。彼时行政院主计长徐堪向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推荐吴嵩庆出任财务署署长。白说：“他是我北伐时的老部下，当然欢迎。”吴嵩庆是蒋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为最佳人选，但在蒋桂夹缝中生存，祸福未知。
“财务署”以前的名字叫“军需署”，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顾问团建议下改成“财务署”。其目的是希望将军费纳入到国家财政的预算体系，军队的开支由国家拨款给财务署，再由财务署去中央银行支取这笔费用，由财务官发放到军队里。1949年9月，又改组为“预算财务署”，兼管军事预算。
财务署署长虽然是个小官（职位级别为中将），但掌管军费，而彼时全国80%的总预算都用作军费，可见其权力还是相当大的。被调去的理由，是因为蒋介石对旧的军需系统已失去信心，希望新改制的财务署能与国防部和财政部协调，核算确实军队人数，清除国民党队伍中“吃空饷”的积弊。
然而，彼时国共内战已经开始，国民政府不断增加军费预算，吴嵩庆很难按照原来的设想工作。他在日记中记下一次次开会追加财政预算之事，“中央银行已感觉吃力”。作为财务署署长，吴嵩庆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给同中共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饷与战费。1949年1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空投杜（聿明）部四千万。”（按：空投金圆券，约值10万银圆。此举为被围国民党军队所不满：“何不空投粮食？钞票有何用？”）可是第二天，杜聿明就被俘虏，邱清泉自杀。
1949年1月，吴嵩庆受任管理国库之军费黄金、纯银及外汇。
十万能通神，有钱磨推鬼。说甚铁面，也便唯唯。黄金往往代表人的欲望，会挑动贪婪和权力之心，在大时代的风云激荡中更能检验人心；而吴嵩庆则是通过了黄金考验的人。而且蒋介石将国库黄金存入吴嵩庆私人账户，这对吴而言，是冒很大风险的行为；倘若蒋介石政权不保，吴的下场就会很惨。但我们从有关资料中却完全找不到吴嵩庆有任何迟疑或恐慌，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很难理解，究竟是什么能让人忠诚到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他？而吴实际上并未从中得到太多好处。
其实，吴嵩庆被蒋介石看中，并倚为最信任的人之一，主要是因为他的人品。其清廉和忠诚，在当时的大陆和台湾都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些，也都和他所受的教育有关。
“笔者祖父是读书人，教子极其严厉，使先父（指吴嵩庆）备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四维八德的身教及天下为己任的宏观。祖父以兴义学、排危解难为乡人称道，要求其子正道为‘公’，从大处远处着眼，不斤斤计较眼前得失。父亲一生也以此自励，奉行不辍。”
无苟且之意，无不轨之念，无非礼之思。一个“公”字，让吴嵩庆身体力行，践行了一生。他是立身本分的公务员，在其日记中很少点评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表露个人内心情感，只是忠实地记下每天的工作。
据其子吴兴镛教授回忆：
“先父这样一心为公办事，不是没有代价的，家人子女就为他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由于营养不良，在成都，我那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据年长的亲友说，妹妹得病前一日，笔者先拉痢，但挺过来了，才能活到今日。父亲当时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笔者5岁时，住在重庆，全家六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每餐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能够有一两块甜饼干下饭，已算是不错了。笔者生疥疮，身上溃烂得很厉害，记忆里似乎没有去医院请医生治疗过，都是母亲与姊姊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能活下来，看看自己身上的疮疤，现在年已古稀，也算幸运了。当时先父担任军政部粮秣司司长，主管全国军粮（家里配粮也是霉的），忙得很，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先母一手打理的。”（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1945年，父亲被湖北省主席王东原请去当财政厅厅长，在他三年的任期内，我们家经济上并没有什么改善。我还记得在武昌的大雪天里，我们几个小孩子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纳底的棉鞋，雪地里一走，都湿透了，每年冬天双脚一定生冻疮。”（据吴兴镛讲述）
而当接受蒋介石运金及掌管全军军费任务后：
“从此工作更忙，他的家庭生活更少，尤其是1949年得到蒋总统的‘托金’重任之后，更是忙得全国到处飞。曾计算过，在这年5月里，不到四个星期，他就乘坐了14次飞机。要知道，这些飞机都是‘二战’的剩余物资，战乱中飞机保养更是不足，为了赶时间，只要加满了油就飞。在这之前两年，1946年12月24日一天就在上海摔下来三架民航机，不到一个月在上海与重庆又掉下来三架，多半是天气与保养的问题。那时节飞机出意外的机会真是不低，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上了飞机就可呼呼大睡的，为了‘公’就顾不了自己的安全了。”
“从1949年直到1962年，来台湾最初的13年，他还一直是担任财务署署长，虽然职位再也没有往上升过，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做自己的事情。曾经的同僚一个个都飞黄腾达，他在日记里从无半句怨言。”（据吴兴镛讲述）
《史记·魏世家·魏文侯选相》谈及观察人的方法是：平居时看他所接近的人，富裕时看他所交往的人，显达时看他所推荐的人，困窘时看他所不干的事，贫穷时看他不拿取的东西。这五方面综合起来就足以判定一个人了。所谓“家贫见孝子，患难见忠臣”，蒋介石经过多年的考察，知道吴嵩庆是一个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非常本分的人，所以放心把央行部分黄金全都交给他掌管。而对吴嵩庆而言，亦可谓“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对蒋介石的托金之重，信任有加，知遇之恩，吴嵩庆自己曾说过：“一生唯有以廉洁二字报之。”他生前对任何人甚至自己的家人均未谈过黄金的事，因为这是遵照蒋介石的嘱咐 （命令）。家里也从不欢迎客人，除非亲友，若要谈事情，都在其办公室里，在家里从来不提公事。
“除了‘公’以外，据我看，先父还奉行的一个字就是‘忠’（但非‘愚忠’）。因为他早年追随了蒋介石夫妇，一生也就忠心耿耿地追随到底，即使在蒋最失意的时候，即1949年1月到次年3月，蒋只剩下一个失败党（国民党）的总裁名义。也就是这段时间，蒋把一件极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即是前文所说的‘第二至四批黄金运离上海’及央行的部分外汇及大部纯银银圆，也就是当年中国央行‘现金’的半数以上，以‘预支军费’名义转移到他手中，尤其是厦门的军费黄金，是以先父个人名义转入账中。”
吴嵩庆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但与蒋氏夫妇的关系，却较从属与长官的关系要深一层。据吴兴镛讲，蒋氏夫妇能同时信任吴嵩庆，除了他勤勉谨慎的个性外，也与他是基督徒又是蒋介石的宁波老乡有关。此外，吴嵩庆的英、法文都很流利，做事方面也是侍从室“中正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所以虽然古板木讷，但对于蒋氏夫妇来说，却是一位忠实可靠的人，是一位“能吏”。蒋氏对其可谓用人不疑，毫无猜忌，以至于有一次吴嵩庆携妻去香港旅游，期间见了一位“左派”人士，全程竟无任何人跟踪。
当然，就运金事件而言，毕竟是蒋介石“东山再起”的资本，吴嵩庆手握重金，虽得蒋介石信任，但他身边也一定有蒋介石的人加以监视或保护，如石祖德、王逸芬及陈人望（财务署重庆收支处处长，据说就是戴笠的手下）。这也是蒋介石做事的原则：多重交叉，互相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