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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台湾海峡安全与美国

台湾问题是由于美国直接插手中国内战阻挠中国统一而造成的。自1950年以来,对台湾政策一直是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0年来随着国际大格局的演变和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与战略重点的转移,美国的台湾政策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与台湾海峡安全形势的变迁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另一方面,台湾海峡安全问题的产生发展与其结果都直接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与战略平衡。因此,美国是影响台湾海峡安全形势的主要外部因素。未来美国对台湾海峡安全的政策不仅继续影响中国的统一进程与台湾的安全,而且也可以反映出美国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安全架构的战略意图,并将对21世纪亚太国际政治格局的重构产生直接影响。

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对外扩张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轴。美国的对外扩张不仅包括地理的扩张,而且包括美国经济、政治、军事霸权利益的扩张及美国的文化制度模式等意识形态利益的扩张。立国200余年来,美国从仅有大西洋沿岸北美13个州,一步步走上大陆扩张、海外扩张、全球扩张的道路。美国的领土也从大西洋沿岸,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再延伸到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美国成了一个两洋大国。自诩为上帝选民的美利坚民族,凭着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一直要把美国人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推向全球,以便最终确立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主导地位。这是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最重要的特点。

20世纪前40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是有限的。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依靠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整个太平洋也变成了美国的内湖。二战期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以其军事实力打败并占领了日本。太平洋上除千岛群岛外,几乎所有重要的岛屿都处在美国的军事控制之下。南朝鲜、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美国的盟友。一时间太平洋成了美国的天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初步确立。维持和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就成为二战结束后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的关键。

战后,随着冷战的开始,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的势力同国民党政权一道被逐出了中国大陆,被迫退守到太平洋西部边缘由南朝鲜、日本列岛、台湾岛、菲律宾到印度支那等组成的太平洋西部边缘地带,直接影响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利益。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亚太地区的扩大,美国在加紧对日本进行军事控制和经济扶植的同时,以日本为中心,以西太平洋边缘的岛链为基础,建立了一条围堵社会主义的战略防线,冷战期间美国不惜在亚太地区发动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防止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地位的稳定。1970年代初,长期陷于越南战争的美国政府,面对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地位的相对下降,国内人民反战呼声高涨,不得不在亚太地区施行战略收缩,退出越南战争。尽管如此,美国却没有从由阿留申群岛、韩国、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等组成的战略前沿上再后退一步。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广泛地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手段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利益。亚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不仅与美国的经济繁荣休戚相关,而且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主导地位也是美国谋求全球霸主地位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经济方面,自1970年代以来,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各国经济蓬勃发展,逐渐成长为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这一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给美国的工业、银行业、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1980年代初,美国与亚太国家的跨太平洋双边贸易额开始超过美欧之间的贸易额。到1980年代初,美国与亚太国家贸易额比欧美贸易额多50%。东亚地区已取代西欧成为美国出口的第一大国外市场。亚太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1960年东亚经济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到1991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25%,预计到2000年东亚经济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达到1/3.美国正在从东亚地区富有活力的经济、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机会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使美国经济中心西移。亚太地区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快,以东亚为核心的亚太地区对美国的经济繁荣越来越重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冷战时代一直是美国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冷战遏制的基石,也是美国控制日本和其他亚太盟国,继续控制这一地区的工具。没有军事存在作后盾,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地位就会被削弱。在军事上以日本为核心包括中国台湾岛在内的东亚岛链式战略前沿在冷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其东亚盟国的军事关系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还有所加强。明显反映出美国进一步控制亚太地区,并将其继续作为维护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工具的战略意图。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使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迎来了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建立由美国领导的世界政治新秩序的千载难逢的机会。经数年摸索,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已基本确立,那就是以大西洋的北约和太平洋的日美同盟为战略支点,向欧亚大陆腹地推进,其实质仍是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延续,就是以接触求演变,继之以军事威慑,力图把中俄等欧亚大陆国家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由美国充当欧亚大陆的仲裁者。控制了大西洋与欧亚大陆的美国自然也就成为世界的霸主。

为确保美国继续主宰亚太事务,进而实施美国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美国在加强太平洋岛链的前沿部署,在亚太地区维持10万驻军的同时,把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作为维系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五大战略支柱。

而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大战略利益就是,维持美国主导下的亚太地区国际政治安全格局的现状,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优势地位不受挑战;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继而向亚洲大陆扩展美国的影响;以最终实现美国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计划,在全球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秩序。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和美国欧亚地缘战略的重要对象,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是未来打破美国在亚太地区霸权统治的关键性力量。台湾地区是中国尚未统一的一部分,它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贸易伙伴和意识形态的志同道合者。鉴于台湾特殊的地位与身份,50年来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演变完整地反映了亚太政治格局变迁和美国亚太战略重心转移的轨迹。而美国的对台湾政策已经成为美国推行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战略,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既得利益与主导地位的一块试金石。

二、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演变

台湾是太平洋西部边缘弧形岛链中的一座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岛屿。但它从1950年起就被纳入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内,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亚太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战略支柱之一。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冷战及扩张的一个战略支点。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美国整个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0年来美国的对台湾政策随着亚太政治格局中大国间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的分化组合而不断调整。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演变均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为主旨。从总体上讲,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曾几经调整,但在实质上,维护美国在台湾、西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与政治主导地位,阻挠中国统一的基本原则没有变。美国的台湾政策是影响台湾海峡安全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

(一)1950年6月以前美国对台湾政策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由于台湾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微,台湾便成了外国列强觊覦和侵占的对象。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将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割与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恢复了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大陆与台湾再度统一。

1946年6月中国内战爆发。随着事态的发展和美苏冷战的开始,对于中国国共两党之争,美国政府从全球冷战的角度出发,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内战。但事与愿违,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彻底失败。从1948年年底到1949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美国政府开始酝酿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为推卸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1949年8月5日美国发表了著名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为美国的政策辩解,宣布停止给国民党政府的援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则于12月败退台湾,此时美国对中国的局势采取等待和观望态度。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发表对台湾政策声明,杜鲁门宣布,为了实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福摩萨已归还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已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权力。美国对福摩萨或中国其他任何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也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采取任何足以使美国卷入中国内部冲突中的行动。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对在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咨询”,杜鲁门的这一声明表明,美国将对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采取彻底的撒手政策任其自生自灭。

不过,在1948年11月即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征兆日益显现的时候,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已开始关注台湾的未来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如果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为不友好方所控制,一旦发生战争,敌人的力量能够控制从日本到马来西亚的海上路线,他们由于能将其控制的范围扩大到琉球群岛和菲律宾而大大提高其能力,对我们国家安全造成的战略后果将是很严重的”。据此,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不管目前的中国局势及基本趋势如何,如果能采取适当的外交上和经济上的步骤来避免福摩萨被共产党所控制,以确保福摩萨政府对美国友好,这对于我们国家安全利益将是最有价值的。”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的冷战高峰时期,美国国内在中国问题上反共势力是很强大的。他们认为在道义上美国政府应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手中,如果美国不能拯救台湾那将是美国的失职,会严重地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共意识形态利益。

从军事战略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为维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战略和意识形态利益,美国有足够的理由把台湾留在国民党政权手中,这种战略考虑也正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新的对台湾政策的基础。然而,杜鲁门政府对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采取撒手政策则有着不同的战略考虑:第一,当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和战略基地都在日本,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对美国已不具备重要意义。而继续插手中国内战并在台湾谋求利益就会使美国与中国卷入一场长期的公开的战争。美国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干预势必引起广大中国人民的反感,并最终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第二,国民党政权在内战中失败,完全是由于国民党政权本身的腐败无能造成的。事实证明,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都是徒劳的。除非有着重大的战略理由,美国对中国内战直接干涉、保护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将使美国受到中国人民的一场激烈的宣传攻击,对于正在欧洲推行冷战遏制政策的美国来说,这不仅分散美国的力量,还将损害其道义形象,普遍削弱美国冷战政策的效果,其结果是不利于美国而有利于其冷战对手苏联。第三,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对美政策的可塑性很强,亚太地区的意识形态分界线还未最终划定,美国在等待尘埃落定,即中国局势和中国对美政策的明朗化。此时美国选择弃台的撒手政策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赢得新中国的好感,缓和美中敌对关系,重构美中关系的基础并影响中苏之间的关系。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正确地预见到:尽管中国和俄国政权的意识形态观点是共同的,但是俄国在满洲和中国北部拥有势力范围的胃口将和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冲突。鉴于1948~1949年刚刚发生的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美国指望毛泽东是一个潜在的铁托。美国就可以从苏联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中得到好处,实现对苏联的遏制。尽管如此,美国对台湾的撒手政策是暂时的、过渡性的,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最终确定取决于是否有利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并与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明确宣布,中国将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赴莫斯科访问,时间长达两个多月。1950年2月14日中苏缔结《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两国正式结盟,中国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中国这一战略决策使亚太地区政治意识形态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使美国对台湾撒手政策的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实际上,美国把再度插手中国内战,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作为在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一部分。1950年2月10日美国政府宣布,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并提供军事援助。

3月1日蒋介石复任所谓“中华民国总统”,第二天美国宣布承认蒋介石为“总统”。3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决定延长对台湾经济援助的计划,到1951年1月底至少拨款5000万美元。台湾因美国的全球冷战政策的需要而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台湾的前途直接关系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安全利益。至此,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阻止台湾被解放也就成了美国政策的必然选择。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宣布出兵南朝鲜的同时,借机宣布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美国正式放弃了撒手政策。美国的武装干涉政策改变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命运,中国的统一被阻于台湾海峡。美国的干涉成为台湾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50年来影响台湾海峡苯全形势的主要因素。台湾成为美国制衡中国的工具。

(二)美台同盟时期(1950~1979)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台湾海峡,阻止

中国统一,标志着台湾已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全球冷战的轨道,从此美国的对台湾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认为苏联在亚太地区采取的战略态势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准备采取武装的侵略来征服各独立国家”。鉴于中苏已经结盟,中国准备跨海解放台湾的行动也就当然地被美国视为是苏联势力扩张的一部分,是对美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威胁。中国的内战与统一的性质上升到了美苏在亚太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高度。在美苏全球冷战的氛围下,美国决定在朝鲜以“热战”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同时以掩护美在朝军队的侧翼安全为由,出兵台湾海峡以军事手段遏制中国政府,阻挠中国统一,正式把台湾纳入美国反共遏制的防线之内。6月27日杜鲁门宣布在朝鲜发生共产主义“侵略”的情况下,“共产党部队占领福摩萨将会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并要“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中和海上作战”,冻结台湾海峡的形势。与此同时,杜鲁门政府改变了自1943年《开罗宣言》以来美国一贯坚持的台湾回归中国,台湾在历史上、地理上、政治上、战略上都是中国一部分,战后中国已经拥有并行使了对台湾主权的立场,宣称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缔结或联合国的考虑”,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提出不只是为美国出兵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统一制造借口,而且也为后来美国推行“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政策埋下伏笔,并成为“台独”分子主张台湾独立的理论架构之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防止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不仅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还增派美国第13航空队常驻台湾。此外,美国还向台湾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1950年7月28日美国任命亲蒋的兰钦为驻台湾“大使”,意在加强美台关系。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为牵制中国,迫使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1953年2月艾森豪威尔下令“第七舰队再不要用来保护共产党中国,我们绝没有义务来保护一个在朝鲜对我们作战的国家。”这就是美国著名的放蒋出笼政策。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俾使第七舰队虽然还奉有命令保护台湾,但已不再奉有命令保护大陆上的中国共产党了”美国放蒋出笼政策的出台,使台湾国民党军队有恃无恐地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军事骚扰,最终引发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

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加紧在亚太地区构建军事同盟体系,作为对共产主义在亚太地区扩张进行遏制的军事基础。1950年8月30日,美国同菲律宾缔结《美菲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在旧金山缔结《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1953年10月1日,韩美在华盛顿签署《美韩共同防御条约》;9月8日,美日在旧金山签订《美日安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美国在西太平洋从日本到菲律宾一线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基地,并使澳大利亚、新西兰成为美国在西南太平洋上可靠的后方。美国正是以这些条约网为依托,以从日本到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为基础构成针对亚洲大陆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遏制态势的。美台之间虽然有美国第七舰队保护台湾的安全,但是杜鲁门的这一行政命令未经国会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而且1950年8月31日美国政府也曾宣布:“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七舰队当然没有留在台湾海峡的必要。它在那里是我国保护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的侧翼的行动”,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进驻台湾海峡的美国舰队也将结束使命,但美国并不愿真正放弃对台湾及台湾海峡的控制,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更希望使美国从军事上保卫台湾的安全并作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后盾。为使台湾政权有个长期稳定的安全基础,台湾方面一再建议与美国缔结安全条约。在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政府对于再度被拖人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战争已是心有余悸,而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才是美国最好的选择。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讨价还价,尤其是在台湾方面做出非经美国同意,不对中国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保证之后,1954年12月3日美台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结成军事同盟,这一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台湾纳入了美国全球遏制战略的轨道,使台湾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推行反共遏制的重要前沿基地和美国亚太军事条约网的组成部分。条约的制定及其内容反映出美国冻结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推行“一中一台”的企图。条约的签署使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部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美台关系终于走出了自1949年以来的不稳定状态,进入稳固发展时期。但条约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台湾国民党政权从此失去了自由反攻大陆的权利,而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制衡中国的一张牌。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也使第一次台海危机发展到高潮。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兵锋指向大陈岛。1995年1月24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他为保护福摩萨和澎湖列岛免受武装进攻而使用美国军队,1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包含有这项授权的《台湾决议案》。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极力压国民党从大陈岛撤军。2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已命令第七舰队和其他部队帮助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退,2月13日大陈岛获得解放。美国这种两手政策的实质是打算使国民党的军队从大陆沿海岛屿撤往台湾,两岸以海峡为界脱离接触,从而达到使台海两岸分裂固定化、永久化。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不仅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且也遭到台湾当局的顽强抵制。

从1958年8月23日起,在以炮击金门为标志的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继续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向台湾海峡集结军队,对中国推行战争边缘政策,阻挠中国统一;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和公众纷纷要求美国放弃保卫金门岛的政策,美国军方从军事角度考虑认为美军不要卷入金门、马祖的战斗。为避免危机升级,美国也给国民党集团施加压力逼迫台湾当局放弃金门、马祖这两块最靠近大陆的阵地,切断台湾与大陆沿海联系的纽带,以造成划峡而治的事实。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国民党当局将大军部署在金门、马祖是很愚蠢的。如果这一地区有相当可靠的停火,那么在美国看来使这些部队继续留在那里并不是明智的,也不是谨慎的。”杜勒斯进一步表示,“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保卫福摩萨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很显然,美国不打算在金、马卷入与中国的战争,而计划以国民党撤出金门、马祖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的停战。美国这种划峡而治永远分裂中国的计划立刻遭到台湾当周的强烈反对。10月1日蒋介石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表示:

杜勒斯的讲话“那只是片面的声明,‘我国政府’并无接受的义务”,并声明台湾当局“坚决反对减少外岛驻军,并已明白表示坚守金、马外岛的决心”,拒绝了杜勒斯的建议。中国政府在洞悉了美国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真正意图后,决定暂不解放金门、马祖,采取打打停停的战术,默契地配合蒋介石顶住压力,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

10月21~2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台湾访问。中国政府破例放弃停止炮击两周的承诺恢复炮击金门。为不在中国政府炮击面前示弱,杜勒斯不得不放弃了原来压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的计划,并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承认“在目前情况下,金门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也第一次公开表示不以武力改变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称实现这个使命的主要手段是实行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而不是使用武力。在台海两岸的斗争与抵制之下,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图谋没有得逞。

从1950年代起,美国除在政治军事上支持台湾,阻挠中国统一外,还向台湾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与台湾建立了密切的政治军事经济联系。美国对台湾的大量援助不仅帮助台湾稳定了局势,推动了台湾的经济发展与起飞,而且提高了台湾抗拒大陆的实力,使之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实施战略遏制的重要基地。

在军事方面,为提高台湾的军事能力,并把台湾建设成美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基地,从1950年代起美国除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外,还在台湾部署了能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搜集中国大陆各种情报的U-2侦察机。对于国民党军队美国则提供了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1950年代美国主要向台湾提供机枪、火炮、飞机和军舰,到了1960年代则以防空导弹、坦克、各种类型的战机为主并帮助台湾建立飞机制造厂。据统计,“从1950年起的20年时间里美国向台湾提供了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来加强台湾的武装部队,使台湾岛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安全防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越南战争期间,台湾成为美国在印度支那军事行动的重要后勤基地,为美国军队提供维修、加油、通讯等方面的后勤服务,有力地支援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

这一时期美国的军事庇护,使台湾获得了安全的外部环境。

而美国对台湾经济的大力扶植和援助则使台湾迅速实现经济转型和起飞。在文化交流方面,台湾每年有众多的学生到美国留学,美国的教会、新闻媒体也涌入台湾,宣传美国的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到1970年代初美台关系已发展到相当密切的程度。但是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逐步演变,美国的对台湾政策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首先表现在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经过1960年代的大力追赶,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的实力正在接近、在某些方面已超过美国。苏联以实力为后盾谋求在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地区获取利益,扩大其影响。而面对苏联在战略和地区问题上的挑战,由于60年代末越战失利,国内反战运动的高涨以及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却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其次,1960年代中国原子弹、氢弹相继研制成功,加强了中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但由于中国“文革”造成内乱以及中苏矛盾的激化导致中国的战略环境急剧恶化。尤其是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现实的实质性的威胁。在此种战略环境下,中苏军事对抗为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提供了利用中苏分裂的机会。对于中国来说,正在实施战略收缩的美国对中国利益的威胁远小于苏联的现实威胁。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向来限于积极遏制,而苏联的现实威胁则具有进攻性。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有利于制衡苏联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中美在战略上的相互需求使中美从敌对走向以安全利益为基础进行战略合作。19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各自战略利益的推动下,中美两国经过一系列的摸索和接触,完成了战略调整,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以抗衡苏联为主要目的的中美和解对台湾的战略地位和美台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因为中美和解实际上意味着“美国自二次大战以后在亚洲地缘战略的防线已经可以从台湾海峡迅速往北推进至中苏边界。在此情势下,台湾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也就大不如前,美国支持台北为全世界中国人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场亦开始动摇、退却,并导致1971年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被北京所取代,以及美、中于1978年的关系正常化,并且建立外交关系。”197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和尼克松访华是美中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驱逐台湾代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标志着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的彻底失败。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美国认可了一个中国原则,公开放弃了台湾地位未定论。这是中国政府反对制造“一中一台”斗争的一大胜利。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对台政策方面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除此以外,美国政府还向中国政府做出五项承诺,其中有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美国离开台湾时保证不让日本人进入台湾取代美国等。

1972年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与《上海公报》的发表完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定位: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而确定美台关系的架构。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台湾继被逐出联合国后遭受的又一次重大的外交打击。美国和台湾虽维持正常官方关系,但已被置于对华政策的从属地位。而且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带动下,许多国家纷纷与台断交,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社会中日趋孤立。

从尼克松访华到美中建交的几年里,美台经济军事文化交流仍继续发展。在经济方面,美台贸易额从1971年的12.67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73.8亿美元,台湾从美国的第十五大贸易伙伴上升到第八大贸易伙伴。1974年美国贸易中心在台成立,进一步促进了美台贸易的发展。在军事关系方面,台湾继续从美国获得驱逐舰、潜艇、导弹,并与美国在台湾合作生产直升机和喷气式战斗机。在文化交流方面,各种文化、科学、宗教、体育、新闻、金融、贸易交流访问继续发展,尤其是在这几年当中,美国有大批的国会议员和地方官员纷纷访问台湾,这为台湾在美国国会和地方政府及民间营造亲台氛围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基础,成为日后影响中美关系的一股强大力量。

从1970年代中期起,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等一系列战略收缩,苏联则开始采取新一轮的战略扩张。苏联相继在非洲索马里、中东的也门制造事端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加强与越南的政治军事关系。1978年12月苏越正式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越南被纳入苏联的战略架构。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老挝,造成东南亚局势严重动荡。苏联在全球的扩张态势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也恶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美中关系的正常化,正是中美两国对苏联扩张态势做出的战略反应。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与战略安全利益的相互需要是美中关系改善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台湾问题则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关键问题。但台湾问题在中美两国的战略需要中居从属地位。因此,在中美建交谈判中,出于长远及安全战略的考虑,美国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美台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中美关系也因此得以实现正常化。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于1980年1月1日终止。台湾当局就此提出强烈抗议,宣布与美国断交,美台同盟即告结束,美台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三)美台维持并发展实质关系时期(1979~1999)

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美国的对台政策的性质已由正式的官方关系转变成非官方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对台湾政策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1979~1991年,美国极力维持、巩固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以台制华”,从1992年起,美国开始提升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并一度引发了台海危机。

1979年美中建交后,美台断绝了外交关系。4月30日美国撤出最后一批在台军事人员,12月31日美国正式中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台之间官方同盟关系正式结束。台湾曾经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冷战遏制战略的重要支柱和盟友,美国在台湾有着重要的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经过几十年的密切交往,美国国内有着一大批亲台势力。他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好恶、美国国内党派斗争及美国在台利益等的需要,强烈要求维护并发展与台湾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影响美国重构对台政策基础的决定性因素。在1978年12月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中美建交后为使美国保持对台关系的合法和有效,197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法律的形式重新确立了美国对台政策的法律基础和美台关系的基本框架。该法第四条乙款第一项规定,“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包括台湾,此类法律应适用于台湾。”这样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定位就是类似于国家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美国将以此为基础发展与台湾的各种实质关系。《与台湾关系法》宣布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为此,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使美国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表明美国依然把台湾视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对于纯属中国内政的两岸统一问题美国要积极介入,保留进行干预的权利。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的基本框架,美国在台湾设立“美国在台协会”,分别在台北、高雄设有办事处。台湾则在美国设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在华盛顿、旧金山、芝加哥等地设有办事处,以处理双方之间事务性关系。此外,双方还就空中运输、教育、文化交流、机密通讯、渔业、纺织等事项签署了十九项协定,美台之间的经贸与人员交流继续扩大。

1980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对华政策。一方面继续发展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同台湾的实质关系,其中包括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加强对台军售。1981年6月16日里根在答记者问时称他并没有改变对台湾的感情,“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可以向台湾出售防御性装备”,“我打算履行《与台湾关系法》”。12月29日里根签署移民法案,该法案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规定每年可向美国移民2万人。在售台武器方面,12月28日美国宣布将总价值9700万美元的两批军备零件售给台湾。1982年1月11日美国宣布延长在台湾生产F-5E战斗机的合同。4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在1983年财政年度安全援助计划内,美国对台军售总额估计为2.5亿美元。对台军售是美国继续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主要手段,也是美国把台湾视为独立政治实体的标志。美国加强对台军售政策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基础,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从1981年12月起,中美开始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正式谈判。经过艰苦谈判,1982年8月17日双方终达成协议——《八一七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政府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性能和数量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到最后解决。《八一七公报》的达成使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争执告一段落。但《八一七公报》并没有从实际上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而且美国也没有认真遵守在《八一七公报》中的承诺。美国售台武器的数量与质量、性能取决于美国的战略经济利益需要,而不是中国的利益需要。早在中美达成《八一七公报》之前的7月14日,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转达对台湾政策的六项保证:①未同意定出一个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的截止日期;②美国并不同意修改《与台湾关系法》;③美国不会强迫台湾接受中国的统一建议;④美国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⑤美国对中国要求就对台军售与其事先商量未予同意;⑥美国并未改变其对台湾主权的一贯立场。因此《八一七公报》既未影响美台的实质关系,也没有影响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里根召见美国驻台北办事处处长丁大卫,要他向台湾方面转达里根政府的保证;美国将继续给予台湾坚定的政治及安全上的支持,保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总之,直到1991年以前,美国对台湾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在中美三个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框架之下,维持美台实质关系。

从1989年起,随着东欧剧变,国际政治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长达40年的美苏冷战以苏联解体而告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自1970年代以来,维系美中关系发展的基础——共同抗苏的战略安全需要已被严重削弱。冷战后,美国企图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世界上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秩序,把美国的社会制度模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推向全世界,和平演变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将之纳入到美国领导下的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之中。1989年“北京风波”后美国带头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实行制裁,中国成为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最主要的对手。尤其是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综合国力的提高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对美国主导下的亚太政治格局形成挑战。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政治多元化、民主化,这一切都使得中国成为抗衡美国继续主导亚太政治格局进而建立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力量。因此,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一项越来越重要的政策选择。在这种战略背景之下,被美国视为亚洲民主橱窗和老朋友的台湾,不仅是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前沿基地,而且也是美国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筹码。台湾在美国冷战后的亚太乃至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反映在美国对台湾政策上,从1992年起美国开始加大对台军售的力度,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并导致了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

1992年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海湾战争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在安全战略层面上对中国的需求减少,中美意识形态利益冲突上升。这是美国抬升美台关系的原因。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从布什上台的1989年到1991年,美国对台军售的数量和质量基本上没有突破《八一七公报》的框架,然而到了1992年,美国对台军售的质量、数量和价值突然大幅度提高。尤其是1992年9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宣布,他将授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型和B型战斗机。这批价值58亿美元的军售是自1982年以来向台湾出售的数量最大、性能最先进的一批武器。F-16战斗机具有优良的战斗性能和先进的通讯导航和夜视能力,是自19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梦寐以求的武器装备。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4架E-ZT鹰眼式预警飞机,这是台湾空军首次购买装备有机载预警系统的飞机,可以大大提高台湾空军的预警指挥作战能力。除此之外,仅在1992年美国还向台湾出售了价值3.19亿美元的3艘诺克斯级巡洋舰和战斗机零件。8月9日美国国防部决定向台湾出售价值1.26亿美元的标准式导弹。9月21日美国国防部又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1.61亿美元的12架拉姆普斯式直升机及其零部件等等,美国对台湾军售大大提高了台湾抗衡大陆的军事实力。

除了大幅度增加对台军售外,1992年美台之间人员互访的级别也有突破。6月17日台湾“司法部长”林洋港赴美访问是美台断交后访美级别最高的台湾官员。11月30日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访问台湾,会见了台湾“经济部部长”萧万长。希尔斯是美台断交后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内阁级官员。美台高级官员互访,进一步抬高了美台实质关系,背离了美国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所做的仅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克林顿总统上台之初,基本上延续了布什政府的对台军售和发展与台湾实质性关系的政策。1994年克林顿政府对美国的台湾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其政策调整的重点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为了加强美国与台湾的经济文化联系,美国政府必须同台湾当局接触,包括不时进行相对来说高级别的接触。其中有同台湾进行仅次于内阁部长级的经济对话,将允许来自经济和技术机构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访问台湾。②负责经济文化和技术性质工作的台湾高级官员,可以在官方场合,在任何经济文化和技术机构中会见美国高级官员,其会见级别最高可达到负责经济事务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③台湾的高层领导人(“行政院长”、“总统”)如确有必要过境美国,美国将提供方便。这是对台湾来美国高层人士的一个重要变化。④美国同意台湾将驻美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

美国对台政策维持不变的几个方面是:①美国将不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及以国家为人会资格的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但美国希望让适当的国际组织听到台湾的声音,支持台湾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支持台湾在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中发挥作用。②美国仍不允许台湾最高领导人访问美国。③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维持不变。④美台关系仍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美台关系仍然是非官方的,并继续通过美国在台协会来实施这种关系。

从克林顿政府对台湾政策的调整来看,美国对台政策仍以三个公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以一个中国及美台关系属非官方的原则为基调。但此次政策调整实质上提升了美国与台湾在功能性和技术层面的关系。如美台高层互访制度化,双方可在对方办公室洽谈公务,以及同意台湾驻美机构易名等,抬高了美台实质性关系。

相对于克林顿政府的对台政策,充满意识形态色彩,几乎是不负责任的美国国会出于国内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利益的需要,在1995年把发展美台关系推上一个新的高度。1995年4月7日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决议,要求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5月2日美国众议院以369:0票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克林顿允许台湾领导人李登辉对其母校康奈尔大学进行私人访问。5月9日该议案在参议院以97:1票获得通过。5月19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国务院1996和1997财政年度的预算授权法案,要求政府不得拒绝台湾高级官员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在美国国会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政府做出决定,允许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

李登辉访问美国,挟洋自重,在国际间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使台海两岸关系迅速恶化,进而触发第三次台海危机。为展示中国政府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分裂的决心,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95年7月开始在台湾海峡及附近海域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1996年3月8~25日再次举行大规模三军联合实战演习,以警告“台独”势力。对于纯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军事演习,美国公然推行炮舰政策,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驶人台湾以东海域监视中国的军事演习。这是美国自越战结束以来在这一地区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以示对台湾的支持及对台湾海峡安全与稳定的严重关切,这是对中国的威慑。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使美国政府再次认识到纵容台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的危险性,也意识到中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的坚定政治决心,以及台湾危机对亚太地区稳定与美国利益的严重影响。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与稳定,维持两岸现状,发展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海危机使美国不得不再一次慎重地对待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倾向。台湾虽然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一张牌,但如果这一政策导致美国卷入台海两岸的冲突,“将使美国及我们在该地区的盟国和朋友付出重大的代价”。台海危机使美国政府更清醒地认识到维护台海两岸关系的重要性。1996年3月14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洛德在众议院作证时,再次重申了由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重要原则和《与台湾关系法》组成的美国对华关系架构,希望海峡两岸恢复直接对话,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办法。此次台海危机使美国政府认识到,因美台关系而损害中美关系是不明智的,毕竟美中关系对美国更为重要。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美国政府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主权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1998年6月3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上海首次公开宣布对台湾的“三不政策”,使美国反对台湾独立、促进两岸谈判、维持台海两岸现状的政策更加明确。美国的“三不政策”给台湾当局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也是台湾提升与美国实质关系遭到挫折的象征。

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1998年台海两岸关系有了明显改善,10月14~19日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赴大陆参观访问,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第一次在中国自己的领土上直接接触,为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着两岸关系缓和和两岸对话的进展,美国又担心中国和平统一进程加快会使美国的双轨政策失去平衡,打破台海两岸的均势。因此,美国主动提出台海两岸通过协商签订中程协议以维持台海两岸的现状。1999年3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斯提出,鉴于两岸通过对话寻求解决分歧的过程可能会很漫长,在这个过程中两岸应考虑签订若干个中程协议,显示出美国政府推动两岸进行建设性对话、维持两岸现状的政策意愿。

1999年以来美国以所谓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案再次掀起反华恶浪。5月8日美国以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使中美关系严重恶化。7月9日李登辉借机抛出“两国论”再次引发台海两岸关系紧张。7月18日美国总统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方面希望中国政府保持克制,另一方面也再次重申了美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承诺,强调美国在台湾政策上没有改变。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对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的稳定和中美关系的恢复与改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显然也不希望再次卷入台湾海峡危机,破坏正处于脆弱状态的中美关系,影响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三、美国与台湾海峡安全的关系及其政策前景

纵观50年来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台湾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冷战的氛围下,美国为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秩序而直接插手中国内战,阻挠中国统一造成的。美国是影响台湾海峡稳定与安全的主要外部因素,历次台湾海峡的安全危机都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50年来美国的对台湾政策始终是以美国的全球战略为基轴,以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为目的而不断调整的。未来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核心仍将是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美国维持台海两岸分离现状的政策,是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现实与长远战略利益决定的。

首先,中国的统一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不出现台湾独立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而台湾方面为和平统一设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共必须厉行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制度(亦即所谓“非共化”)。台湾这种以中国大陆和平演变作为两岸统一前提的不现实的要求,预示了两岸统一将是一个艰巨、复杂、长期的过程,这是美国推行维持两岸现状政策的基础。

第二,美国从来就不支持也不希望中国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统一遗留问题几乎都是由美国一手造成的。冷战时期,美国分裂德国,在朝鲜越南发动两场战争,出兵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挠这些国家的统一,并把西德、南朝鲜、南越、中国台湾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转而支持德国、朝鲜统一,也是要凭借西德、韩国的经济优势,以和平演变的形式实现国家统一,这实际上是美国的影响与势力范围的扩大。而中国则不同,美国不仅是台海两岸分离的制造者,而且也是“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的始作俑者,美国实际上推行的一直是“两个中国”政策,从来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统一。因为中国统一的实现,只能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势力范围的缩小。无论出于国际意识形态还是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美国都很难接受这种结果,放弃在台湾的既得战略利益。以此种方式实现中国统一不仅使美国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制衡中国的筹码,而且中国统一后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将会改变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产生危机。因此美国根本就不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统一。

第三,“台湾独立”同样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政府绝不会,也不能听任台湾走向独立。“台湾独立”就意味着战争,将是中国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进行的一场捍卫国家统一的战争。其结果必然是美国卷入,引发中美之间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长期对抗,亚太地区也将难有宁日。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中美两国在双边经济文化交流、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与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在保护环境、反对国际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以及在联合国机构内的协调与合作等方面同样有着重大的共同利益。一个稳定、开放、经济发展,与美国有着良好关系而不是与美国对立的中国,对于美国维护其在亚太及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利益是至关重要的。支持“台湾独立”引发中美对抗,必将断送美国在现有两岸分离格局下的既得利益,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远利益。因为“没有中美战略协调关系作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的东部支柱,美国就不可能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没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可能有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对于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美国若在台湾问题上因小失大那将是极不明智的。鉴于台湾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美国也是国际上唯一有能力对“台独”势力施加压力与影响的国家。因此,美国也有能力阻止“台湾独立”,维持台海两岸分离的现状。作为亚太政治格局中的主导性力量,美国是现有格局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维护这一地区的现状和政治格局的稳定最符合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战略安全利益。在台湾问题上,无论是统一还是“台独”都将直接冲击美国主导下的亚太政治格局的稳定,并改变亚太政治格局的结构,给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带来破坏性影响。维持台湾海峡两岸分离的现状,延缓中国统一6,既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又维护其在台湾的战略利益,使两岸维持不独、不统、不战、不和的现状,将是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基本选择。一个正在东亚地区崛起且日益有能力抗衡美国霸权的中国未必符合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长远利益。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就可以使台湾继续作为美国牵制中国、进而和平演变中国的工具,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开放、没有侵略性、接受自由市场、政治多元化及法治的强国,并与美国一起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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