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当一个黑人长大之后，他只能做那种只有黑人可以做的工作，只能居住在那种只有黑人居住的房子，只能乘坐只有黑人乘坐的交通工具……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制约和压迫，他的成长和生命力遭到扼杀。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但我想，任何人都有权采取各种措施来改变这个现实。
——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
纵观人类历史，那些真正影响过世界进程的伟大领袖，大多并非从小就热衷政治，立志成为领袖。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有意无意地锻炼并积累了足够的政治才能，而最终投身政治的选择，却是整个社会环境帮他们做出的。曼德拉就是这样的典型，童年和青年时光带给曼德拉的是善良的心地、坚韧的性格、良好的教育以及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些是他将来纵横政坛的政治资本，可最开始，他并不是为了从政而修炼了这些品质。当历史和社会促使他不得不加入政治的洪流时，他才蓦然发现：原来自己早就准备好了。
最初，尽管受到西苏鲁、盖尔，以及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同学的影响，曼德拉已经深度参与政治事务，但他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从政。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努力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这种愿望被他的第一次婚姻强化了。
1944年，26岁的曼德拉遇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芙琳·梅斯。伊芙琳是西苏鲁的表妹，漂亮温柔，在医院工作。两人在西苏鲁的家中偶遇，并且彼此一见钟情。曼德拉的坚韧与温和打动了伊芙琳，很快，这两人就陷入了爱河。一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这种速度放在今天也可以被称为“闪婚”，但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这对新人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别说体面的婚礼和宴席无法正常举办，就连婚后的住房都没有保障。他们先是寄居在伊芙琳的兄长和姐姐家里，后来又搬到了荒凉的索韦托。两年后，曼德拉的第一个儿子马迪巴·泰姆比出生了。家庭的重担让曼德拉开始权衡政治活动和现实生活的比重，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校的学业、事务所的兼职，以及家庭生活上。伊芙琳将家里的一切安置得十分妥帖，曼德拉则保证他们母子能得到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闲暇时曼德拉喜欢和孩子玩耍，帮他洗澡，给他讲故事，等等。这种温馨的家庭生活，让曼德拉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压力下得到了很好的放松。
实际上，在南非这样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度，黑人想完全脱离政治的影响是基本不可能的。从出生的医院，到生活的区域，再到平日乘坐的巴士，南非黑人生活里的每个细节，都向他们讲解着什么是歧视和不公。曼德拉后来总结道：“我甚至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彻底政治化的，因为在南非，你身为一个非洲人，从生下来那一刻起，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不论你对此是否知情。”
一天，曼德拉和伊斯麦尔·米尔以及辛格乘坐有轨电车赶去办事，那时南非黑人是不允许乘坐有轨电车的，但由于时间紧迫，曼德拉打算混过去。结果还没发车多久，售票员就要求曼德拉下车，并用“卡菲尔”，意即“野蛮人”来称呼他，曼德拉他们对此十分气愤，售票员便叫来了警察。警察局打算控告曼德拉，米尔他们便商量找费希尔帮忙。费希尔是曼德拉在大学认识的另一位向往平等的白人精英，他的爷爷曾担任过奥兰治殖民地的首相，父亲则担任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地方法院忌惮费希尔的家庭背景，便很快释放了曼德拉。
这件事让曼德拉彻底清醒了，和当初参与巴士抗议活动时站在人群里不同，这次他是站在被告席上；从前他只是同情弱者，现在，他发现在蛮横的白人政府面前，原来自己也是一个弱者。与从前处处躲避政治、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同，他现在明确了一点：躲避政治迫害的最好办法不是把自己藏起来，而是勇敢地迎上去。毕竟，在南非这个国度，黑人如果再不站起来为自己和同胞呐喊几句，那终将被白人彻底驯服。当然，这件事也让曼德拉发现，黑人的解放斗争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还得团结像米尔和费希尔这样的其他种族和肤色的自由斗士，他们都是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毕业后，当曼德拉需要选择人生的方向时，他没有听从恺撒的意见，去相对落后的地方做一个体面的律师，他的心早已不再属于一个小小的城镇和部落，而是和整个南非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从前积累的学识、品质以及人缘都将他推向南非政坛。他清晰地感觉到，命运正将他从特兰斯凯带走，带向那个一切以全南非的共同利益为基准的世界。
这时，曼德拉开始反思在福特海尔学习时期以及更早前的自己，多年的经历让他认识到那种渴望当公务员、取得丰厚收入的愿望是多么狭隘。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让曼德拉见识了比书本知识和部落传统更为有力的现实。最初，他对大学里尽量规避种族和肤色问题，现在，他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第一个人站出来，那就永远不会有人站出来。而且，他希望第一个站出来反抗种族歧视的是被歧视的黑人自身，而不是对他们心怀同情的白人或印度人精英。从这一刻起，曼德拉从那个一直躲在同事或同学后头、不问政事的好好学生，变成了一个积极的青年政治家。
我们的纳尔逊·曼德拉，终于稳稳地接过了命运递给他的自由之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