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撒手西归，不仅留下一位不谙政事、尚需大臣辅弼的少年天子，也留下一个政治上充满危机、经济上千疮百孔、社会上动荡不安的庞大帝国，如何改弦易辙，思富养民，重塑辉煌，辅政大臣霍光自然成为时人关注的对象。昭帝在位十四年间，与其说这是一个属于昭帝时代，还不如说是属于霍光与昭帝共有的时代。史称“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霍光与昭帝，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君臣相知甚深的佳话。
后元二年二月戊辰，即武帝去世后的次日，遵照武帝的生前嘱托，年仅八岁的皇太子刘弗陵在长安未央宫即皇帝之位，遵照曾祖父文帝即位时的成例，在拜谒高庙、祭祀告慰先祖之后，正式成为西汉王朝第六位最高统治者，即汉昭帝。母亲赵婕妤死后，被就地埋葬于甘泉宫所在云阳县，儿子即位称帝，母亲理所当然地被追尊为皇太后，发士卒两万人修筑云陵。六月，大赦天下，以示与民维新更始之意。次年正月，改元始元（前86）。自此，西汉王朝进入了昭帝君临天下的统治时代。
昭帝冲龄即位，乳臭未干，不仅不具备处理政事的能力与经验，就是自己的生活起居尚需有人照顾，可是因为母亲赵婕妤已死，只好请昭帝的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居住在宫中，负责供养昭帝。朝政大权自然落入了以霍光为首，金日磾、上官桀为副的辅政大臣的手中。特别是霍光，身受武帝临终重托，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兼领尚书事，辅弼幼主，政由己出，开西汉王朝大司马秉政之先河，更是成为朝廷内外炙手可热、众人瞩目的对象。
霍光（？-前68），字子孟，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是武帝最心爱的将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父亲霍中孺，早年以县吏服役于平阳公主家，与公主家侍者卫少儿私通生霍去病，吏事完毕后归家，另娶妇生霍光，从此与霍去病断绝音信。后卫少儿之妹子夫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霍去病因是皇后姊子，一跃而成朝廷新贵。元狩年间，霍去病以骠骑将军出击匈奴，路过河东平阳时与相别多年的父亲重逢，以重金为父亲购买田宅奴婢而去；还军后霍去病再过平阳，将年仅十余岁的霍光带至长安，从此霍光步入仕途。霍光初任为郎，稍迁为诸曹侍中，在霍去病死后，升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奉车都尉是武帝时始置之官，秩比二千石，执掌皇帝车舆，多由皇帝的亲信出任此职。霍光长期担任奉车都尉一职，与武帝相处甚近，加之霍光本人小心翼翼，处事谨慎，成为武帝晚年最为亲近信任的臣子之一。武帝临终前“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因而成为武帝托孤大臣的首要人选。
在武帝临终前指命辅政大臣时，霍光与金日磾惺惺相惜，曾以“臣不如金日磾”和“臣外国人，不如光”，相互推辞一番，结果金日磾被任为车骑将军，作为霍光的副贰而共同辅政，可证金日磾在武帝与霍光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金日磾（前134-前86），字翁叔，原本是匈奴人，其父为匈奴休屠王。武帝元狩年间，骠骑将军霍去病发动河西战役，驻守于河西地区的休屠王与昆邪王屡战屡败，因恐被伊稚邪单于诛杀，于是相谋降汉。事至临头时休屠王突然反悔，被昆邪王所杀，兼并其族众而降汉。金日磾因其父不肯降汉之故，与母亲及弟金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时年十四岁。岁月悠悠，金日磾由一少年成长为“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的青年，其独特的家世经历，谦恭勤恳的养马服役，引起武帝的好奇与重视，被拜为马监，迁升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侍从内廷，“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金日磾由一名在宫中服贱役的“胡儿”，成为一位汉廷的辅政大臣，其“笃慎”的性格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与霍光、金日磾相比，另一位辅政大臣上官桀之得宠似乎更为乖巧。上官桀（？-前80），陇西上邽（今甘肃天水）人。少时任羽林期门郎，以才力得到武帝的赏识，迁为未央厩令。一次，武帝久病痊愈后，见未央厩中御马多瘦，于是大怒，欲将上官桀下狱治罪。上官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语未尽，“泣数行下”。武帝大为感动，上宫桀也因祸得福，任侍中，迁升为太仆。武帝临终前，上官桀被任命为左将军，受遗诏与霍光、金日磾等共同辅政。不过，上官桀以官居九卿、秩中二千石的身份，为辅政大臣后反居于原官秩均低于他的霍光之后，心中自然难以服气，也为其后与联合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霍光争权埋下了伏笔。
紬绎霍光等三位主要辅政大臣的仕宦经历就不难发现，都是侍从武帝多年，深得武帝信任，性格谨慎，竭示忠款的亲近之人。在辅政之前，三人所任官职在高官贵戚云集的朝廷中并不突出，除上官桀曾任九卿之一的太仆外，霍光所任奉车都尉与金日磾所任驸马都尉，官秩皆为比二千石，不仅低于太仆之中二千石，也低于郡太守、诸侯王国相之二千石，三人又均无列侯爵位，自然更不能与爵为列侯、秩万石的丞相、秩中二千石的御史大夫及列卿相比。然而当时官职偏低、又无列侯爵位的霍光等人最终能够逾越丞相、御史大夫及列卿等朝廷重臣而成为首要的辅政大臣，主要是依靠武帝的充分信任及统治五十多年的权威与临终重托，正如《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所云：“三人皆上所爱信者，故特举之，授以后事”。当然，除了“所爱信者”这一原因外，武帝“特举之”，其中还有两个因素应当予以注意。
首先，武帝一朝，史有“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之誉。班固“赞曰”：
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数。
这种人才辈出情形，既符合武帝一贯主张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也”，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同时也与其时创立制度、开疆拓土等大规模内兴外作，迫切需要“跅弛”不羁之士效力密切相关。然而到了武帝晚年，随着统治政策的急剧转变，特别是出于辅弼少主，稳定动荡不安的社会的需要，性格谨慎、善于守成循制之士，必然成为武帝托孤首要考虑的人选。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之下，霍光、金日磾幸运地成为“受遗”的代表人物。
其次，武帝临终前指命霍光等三人分任大司马大将军、车骑将军、左将军之职，这一任命也是颇具深意的。三人所任之官均属于中朝官。中朝官之“中”，指的是宫中、宫内，所以又称内朝官，是与由丞相、御史大夫、列卿及六百石以上官吏所组成的外朝官相对而言的。这种以“中”制“外”的中外朝政治格局的形成，是武帝一朝沿用亲信近臣参议顾问朝政制度的延伸与扩展。武帝之前，朝臣并无中外之分，丞相为百官之首，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到了武帝时期，为了裁抑相权，始以亲信之人为近臣，加侍中、常侍、给事中等职，在宫中值宿、理事，侍从左右，充当皇帝处理朝政和参谋与顾问，以致逐渐形成了皇帝与中朝官决策于宫中，外朝官奉命行事的中外朝的政治格局。
不同的是，对于大智大雄的武帝而言，无论是亲信近臣，还是外朝之官，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随心所欲地予以支配使用。这些亲信近臣的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且官秩并不太高，如为武帝建元三年（前138）献策出兵援助东瓯，元狩六年（前117）建议行“推恩令”析分诸侯国的近臣严助与主父偃，其时皆为官秩比二千石之中大夫，不久被分别任命为会稽太守与齐国相，由“近臣”变成“外臣”，这清楚地表明此时的近臣只是以顾问参谋的身份参议朝政，除此而外并没有过多的权力，自然不能与秉受先帝遗命、辅弼少主，以大司马大将军、车骑将军、左将军这样显赫身份辅政的霍光等人同日而语。这种中外朝体制对于树立以霍光为首的辅政大臣的权威，辅弼年仅八岁的少年天子昭帝更显得尤为重要，标志着西汉中外朝制度的最后确立，也从制度上确保了霍光等人辅政的合法性。
霍光的辅政能否顺利实施，以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外朝官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霍光虽为辅政大臣之首，可以用昭帝的名义诏令天下，但是诏令的实施，以及全国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必须由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来处理，这是霍光这些中朝官无法越俎代庖的。正因如此，武帝在五柞宫托孤之时，丞相田千秋尽管没有在武帝病榻之前亲承遗命，但也名列辅政大臣之中，与霍光等人共同辅弼少主。不过，从武帝的临终安排来看，田千秋显然流离于辅政大臣核心集团之外，其受信任之程度甚至还不如亲承武帝遗命，由搜索粟都尉擢升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这对于身为百官之首，职在“掌丞天子，协理万机”的丞相田千秋而言，不能不是一件颇为尴尬之事。然而，田千秋却较为妥善地处理了这一局面。《汉书·田千秋传》载：“每公卿朝会，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先帝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乃至在昭帝一朝，形成“政事壹决于光”的态势。霍光也“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应，数褒赏丞相”。
田千秋以“终不肯有所言”的方式换取了霍光的信任与尊重，固然显示出其为人处世圆通的一面，但亦也与其仕宦甚浅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田千秋本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侍卫高祖庙的普通郎官，只因巫蛊之祸时上书为卫太子起兵一事陈情辩冤，得到武帝的召见，立拜为大鸿胪，旋即取代刘屈氂出任丞相，封为富民侯。一个“无他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悟上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之人，其在群臣心目中之地位则不难想见，连匈奴单于也讥讽曰：“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这种状况决定了田千秋在处理政务、协调与朝臣的关系时不能不采取审慎的态度。
可是从另一角度考察，田千秋确实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才干，善于审时度势。在他刚刚出任丞相之时，武帝还在严厉追查所谓巫蛊之事，群臣惶恐不安，噤若寒蝉，而田千秋却能以巧妙的方式劝谏武帝颐养天年，宽和施政，史称：“初，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甚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虽然武帝当时没有完全听从田千秋的建议，但内心之中还是深有感触，对其后武帝颁布“轮台诏”，宣布对统治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班固为此而评论曰：“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逾于前后数公”，实为有据之言。在武帝统治后期，丞相走马灯式轮流替换，诛罚无常的险恶政治局势下，田千秋能够稳居相位，并被委以辅弼少主的重任，自然与其慎重的性格与圆通的处世方式有关。
在武帝亲自钦定的五位辅政大臣之中，另一位值得重视的当是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上述四位辅政大臣或以亲近得宠、或以上书言事而发迹的经历不同，桑弘羊在五人之中无疑是从政时间最长，行政能力最为突出，经验最为丰富的一位大臣。桑弘羊出身于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据说幼能心计，十三岁为侍中，成为武帝的亲信之臣，与当时著名的大商人东郭咸阳、孔仅三人“以言利事析秋毫”而著称，后出任大农丞、搜粟都尉、大农令等职。武帝一朝重大的经济改制活动，诸如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均，统一货币，吏民入粟补官赎罪等，桑弘羊皆参与其事，并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聚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对武帝因长期“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所造成的巨额财富消耗多有弥补，故有“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之说。桑弘羊也因敛财有功，赐爵为左庶长。武帝临终前将桑弘羊擢升为御史大夫，显然是十分看重其卓越的理财能力，自然是希望他在辅弼少主之时能充分发挥这一特长，为改善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的国家财政收入状况而尽心尽责。
为了确保年幼的昭帝能够顺利地即位，并且实现武帝晚年亲自制定的由“多欲”政治到“与民休息”政策的转变，遴选性格谨慎稳重、善于守成的辅政大臣自然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武帝晚年指定以霍光为首的大臣辅弼少主，基本上达到了这一预期目的。在昭帝统治初期，辅政重臣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不谙政事的少年天子，而且又是一个经过惨烈的巫蛊之祸及几乎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事后仍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出于实现武帝之后政权的平稳过渡，迅速稳定朝野政治局势的需要，这些辅政重臣们必须要和衷共济，同心辅弼少主，其内部的矛盾则被暂时掩盖起来，因此朝廷之中呈现出一片较为祥和的气氛。在这些辅政重臣的翼护之下，一个八岁少年在长安未央宫开始了君临天下的皇帝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