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学者丁学良先生提出“国内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人”的论断引起广泛支持，媒体上一片指责、批判经济学家的声音。究其原因还在于经济学家扩大了自己的作用，或者是公众对经济学家期望太大。期望太大，失望也大，才有“恨铁不成钢”的痛斥。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公众都误解了经济学。
经济学家总把经济学解释为“经邦济世”之学，似乎学了经济学就可以造福苍生。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有经济学家以救世主自居，似乎离了他地球就不转了。这是一些经济学家无可救药的自恋情结。
其实从历史来看，是先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而后才有总结这种成功经验的经济学。并不是经济思想推动了现实经济发展，而是现实的经济发展促生了经济思想。经济学来源于实践，而不是经济学家聪明的大脑。先有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后才有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同样，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逼得各国政府有病乱投医，让政府去应付危机，才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才有宏观经济学。经济学家只是事后总结，绝不是事前设计。
经济学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策呢？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有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但当他们以顾问的身份进入决策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些从经济理论上看的确正确的见解其实无法实施。例如，萨缪尔森把比较优势理论作为简单而又绝对正确的经济学原理之一，这种理论是自由贸易的基础。有93%的经济学家支持自由贸易，但即使美国这样最自由的国家也经常限制自由贸易。这时，作为政府顾问如果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就会顾而不问，或辞职不顾不问了。另一种选择是把经济学作为敲门砖，进入政府后就放弃自己的观点，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经济学早被扔到爪哇国里去了。真正在政府决策中起作用的经济学家其实都转化为官员的身份了，经济学家只是历史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根据经济学原理决定政策。经济政策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关系的结果，权术比理论重要。
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经济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公众就认为，他们也应该对改革中的失误承担责任。这两种对应的观点都源自扩大了经济学的作用。中国经济走市场经济之路的设想是小平同志在1979年时就提出的（尽管当时并未公开），这时经济学家还无人认识到或敢于谈论市场经济。中国改革的进程是“摸着石头过河”，领路的绝不是经济学家。现在的许多问题，如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不足、社会保障不完善，等等，有些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有些是经济转型中难以避免的，也有些是政策失误。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到底有多少成为政策却要仔细分析。决策权在政府，即使有失误也在决策者，而不在提建议的人。经济学家不是决策者。根据言者无罪的原则，他们也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成为替罪羊。
还有不少人把经济学当作“致富之术”，这是更大的误解。市场经济之始，许多人成功了，成为第一代富人。但这与经济学无关。王永庆先生连小学也没学好，但他极为成功。像这样的人何止成千上万。相反，学了经济学而下海者，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即使有些经济学家成功致富也与他们学的经济学无关。李嘉图是历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之一，但他是在学经济学之前赚到了大钱，先富而后学。凯恩斯也致富了，但这与他的宏观经济理论无关。经济学可以使有经营天才的人如虎添翼。但不是“虎”，这个“翼”没什么用；是“虎”，没这个“翼”也一样勇猛。现实中少数经济学家也致富了，但大部分人还是靠了勤奋。少数人为利益集团代言致富也是有的，但为利益集团代言而致富的其他人更多，官员就不用说了，文人为成功者写传记，不也一样吗？
经济学说到底还是一门学问。我历来不太同意“学以致用”的说法，也不认为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学了就可以立竿见影。经济学与历史、哲学、伦理学、数学、物理等理论科学一样，不是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的实用性学科，如工程、医学，以及其他实用技术一样。经济学所发现的许多真理可以指导实践。但这种指导意义更主要是思维方法、分析工具这种思想层次上的，而不是如何去做这种操作层次上的。经济学原理与其运用并取得成果之间还有相当长的过程，需要许多条件。
用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克斯的话来说，“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智力游戏”而已。玩智力游戏可以是一种享受，也有益于开发智力，提高智力水平。与任何一种智力游戏一样，经济学可以提高人的整体文化素质，提高人认识与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当然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经济学的整体作用仅此而已，哪里能包打天下，又经邦治国，又实现个人致富？
把经济学拉下神坛，从“显学”回归它正常的地位，这才能有经济学的正常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