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教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经济学不讲道德”的文章。这话说来并不错，主流经济学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无论根据哪一本辞典或经典的解释，实证分析方法的关键就在于价值中立，即抛开或超越价值判断，分析经济中的客观规律。道德属于价值判断问题，经济学当然可以不涉及道德，表述为“经济学不讲道德”也没什么错。
我原本非常欣赏樊纲教授这种提法。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激烈争论，而且反对者甚众。这些反对者中不乏以感情代替理性的“愤青”或“愤老”，他们甚至把这个严肃的话题引申为经济学家无道德，或者用感情的宣泄代替科学的经济分析。这些人中有一些缺乏经济学基本训练。“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鸟都有啼鸣的自由。但的确有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在认真思考经济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能否把经济学完全等同于物理、化学这类自然科学的问题。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经济学的确可以采用实证分析方法，也可以像物理、化学一样从假设的前提出发提出假说，并进行证伪或证实。但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和社会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与以自然世界为中心的自然科学还是有本质差别的。也许就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而言，我们的分析可以不涉及道德。例如，分析货币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分析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可以不涉及价值判断，可以运用数学模型。但在涉及经济学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根据经济理论来制定政策时，却离不开价值判断，一定会涉及道德问题。
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社会福利。社会福利的增加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还涉及收入分配、社会平衡发展等问题。这些都离不开价值判断。从技术层面上说，如何实现GDP增长可以不涉及价值判断。但在任何社会中，GDP增长都不是唯一的目的，重要的是GDP增长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而这后一个问题就离不开价值判断。如果GDP增长过程中，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资源被过度利用、环境被破坏、社会矛盾激化，有关GDP增长的实证分析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些年我们片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有意无意地以追求GDP增长为唯一目标，却忽略了在这一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这就在于没有考虑到经济增长的价值判断。不讲道德的增长连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也是反对的。
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作为一种实证分析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各种经济与非经济活动。这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对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如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见克尔对家庭、人口、婚姻、犯罪、歧视这类传统上属于社会学或法学问题的经济分析，得到学界的一致称赞。这种分析的成功在于它没有突破人类社会公认的道德底线。贝克尔的分析是实证式的，但潜在的价值判断是不言自明的。如果这种分析完全不讲道德，其结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例如，一些经济学家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分析贩毒问题，得出禁毒的成本大于收益，应该放开毒品的自由贸易，这就突破了道德底线，难以为公众接受了。这种分析的结论也毫无意义，如果真照此去做，还会为害社会。就毒品这件事而言，可以进行不讲道德的实证分析吗？
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基础。一种实证经济理论，如果不以公开的或潜在的价值判断为前提，就不能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础，甚至误导经济政策。据美国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调查，93%的经济学家主张自由贸易，79%的经济学家反对最低工资法。这是在不涉及道德或价值判断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从其理论上的逻辑推理看，也是完美无缺的。但在现实中，各国都采取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都制定了保护低收入者的最低工资法。如果仅以国家利益为价值判断，自由贸易的逻辑就有缺点了，如果只把保护低收入者利益作为价值判断，仅仅用劳动供求关系去分析工资，依据就不充分了。经济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涉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无法像物理或化学涉及的问题那么客观。协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离不开价值判断。
其实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是以某种不言自明的价值判断为基本前提的，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大师都不否认这一点。经济学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是个人自由，所有的实证分析都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仅仅从实证分析的效率（即最大化原则）出发，纳粹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经济效率是相当高的，计划经济下苏联的科技、国防水平也与美国相当。但经济学家对这两种经济体制都持否定态度。这就在于它以剥夺个人自由为代价，背离了个人自由这个价值判断。经济学还是必须讲道德并且离不开价值判断的。这种价值判断是经济学的灵魂，体现在对每一个问题的实证分析中。
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经济学属于道德科学。看来二百多年前的传统真正体现了经济学的本质。回归传统，经济学才可能有所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