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勤劳和节俭与财富联系在一起是传统社会的现实。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是劳动，资本和知识所起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那时农业是最主要的行业，自然资源是丰富的，只要投入劳动，就可以有产出，有财富。一切创造财富的工作都要靠劳动来完成。这就有了“劳动创造财富”之说。在传统社会结束后，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滞后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这就有了亚当.斯密这类古典经济学家“劳动是价值唯一来源”的劳动价值论。尽管他们看到了知识与技术含量不同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但否认了资本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资本的价值仅仅是转移到产品中）。
在传统社会中，人靠劳动而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财富也是有限的。要靠本来就不多的财富来养活那么多人，倡导节俭当然就有现实意义。这就形成了“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的观念，误以为省钱也是在创造财富。地球上的资源有限，我们应该追求节约型社会。但节俭只是在减少我们对资源的消耗，并不是在创造财富。
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改变了。先是资本在财富的创造中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开始于工业化，开始于各种机器设备的发明与运用。这就需要资本。这个时代被称为“资本的时代”。机器当然需要人来使用，但机器却是无法替代的。在工业化中，资本比劳动更重要。这时仅仅靠辛勤劳动，只能维持温饱而已，致富谈不上。发明机器的人当然也致富了，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体力支出的劳动，而是脑力劳动。这种劳动中包含了知识和技术。仅仅靠传统的勤劳是无法发明机器，也无法致富的。节俭是资本的来源，但这时的节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窖藏，而是用于投资。节省下来的钱去造机器、买机器。仅仅是省钱，并不能创造财富。
从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又改变了。知识和技术在财富的创造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必“汗滴禾下土”地辛勤劳作，只要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按按电钮就可以创造财富。一个有知识、有技术，会用知识创造财富的人远远不如田间工作的人勤劳，但前者远远比后者富有。没有知识，再勤劳也不会富到哪里。这知识包括技术，也包括一切能增加财富的知识，比如对市场的悟性或艺术这类社会所需要的才能。这时社会创造出了大量财富，不必像过去那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地节俭了。人们完全可以享受过去帝王也闻所未闻的生活。如果一味节俭，消费不足，还会使社会财富减少呢！
人们的观念暂时落后于现实并不奇怪，但如果总这样落后，那就会阻碍社会进步。社会的进步首先是观念的改变。起初是少数先知先觉者观念改变，他们先富起来；少数国家观念改变，他们先崛起。然后是大多数人和国家向这些先知先觉者学习，改变观念。那些不肯改变的人和国家，就只好穷下去了。整日在田间劳作，勤劳得很，但无助于改变贫穷的状态。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节俭得很，但并不能增加财富。
这些道理并不深，但不少人一遇到现实问题就困惑了。记得有一本小说中说，环卫工人每天从早到晚，辛辛苦苦，但为什么收入很低，无法致富？从而认为社会对这些人不公平。那些勤劳的工人、农民富不起来的确是一种现实，拿这事指责社会不公平也颇具煽动性。但它用以判断的标准却是传统的勤劳致富的观念。
在现代社会中，决定每个人收入和财富的不是劳动者如何辛苦，而是他对社会做出了多少贡献。环卫工人的劳动，没有什么知识或技术含量，劳动再辛苦，也创造不出多少财富，收入低十分正常。以贡献而不是劳动来决定收入才是社会公正。我们并不否认环卫工人工作的重要性，但重要性并不决定收入，也不否认他们勤劳，但勤劳与收入也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同情关心环卫工人这样的低收入者，并不是根据他们勤劳的程度来给收入，而是要通过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技术水平，来提高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正是这个意思。
对一个国家来说，我们不能仅靠增加劳动来崛起，而更要依靠技术进步，这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一个知识创造财富的时代，还把勤劳和节俭作为财富之源，就注定是要贫穷下去的。
为什么非当行业老大
数年前在广州，有位学生想约我谈谈她的企业的事。我感到有点奇怪。她经营一家规模不大不小的企业已有多年，为冰箱厂做配套的磁条，管理有序，生产正常。她的小日子安逸而舒适，企业能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坐在她家别墅的客厅中，她老公是公务员，去上班了，女儿在玩电脑。她递过一杯茶，开门见山地问：“我想把企业做大，该怎么做呢？”我吃了一惊：“你现在的企业不是好好的吗？要做大干什么？”她不好意思地说：“前几天听了一位台湾管理大师的讲座，他说要做就做行业老大，只有做大才能做强，不做大就是等死。听了他的讲座，我有危机感，也很受鼓舞。这几天觉也睡不好，想向你请教。”
我知道这位管理大师是谁了。他自称“台湾的德鲁克”，口才极好，演讲极有煽动性，听过他课的人无不激动。不过，他的一些观点我不敢苟同。谁说做企业必当行业老大？照此说来，每个行业不都只有一个企业了吗？看来我必须给这个学生泼点冷水。
“大不一定强，强也不等于大。强或弱是企业的生存状态，而不是规模大小，一个大企业市场占有份额高，竞争力强，当然是强，但如果大而内部管理混乱，资金紧张，市场上竞争力差，这样的‘大草包’能说强吗？相反，一个小企业如果有自己的特色，不以数量而以特色形成自己的竞争力，你能说它不强吗？英国伦敦有一家名为‘Lobb’的鞋店，以给名人专门定做鞋为业，前店后厂，经营一百多年而不衰，你说它强不强？有些企业是在做大过程中做强的。但人们只看到成功者而忽视了不计其数的牺牲者。其实还有更多企业是在做大的过程中灭亡的。你知道河北的马胜利吧？他经营一家小造纸厂时成功了，但当他把这个厂在短期内扩张为一个大集团时却失败了。”
我停顿了一下，她就“以我之矛，攻我之盾”。
“你在讲课时强调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认为现在的民营企业中缺少通用、微软那样的大企业，怎么现在又讲起小而强了？”
“你还记得我说过多次的那句‘做企业有规律而无模式’吗？企业宜大还是宜小是要看具体条件的。企业应不应该做大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是所处的行业，在重化工业、制造业这些资本密集的行业中，规模经济极为重要。企业必须做大，要做行业老大的话，在这时是正确的。但并非每个行业都要做大。像你这个配件厂，规模该有多大，取决于冰箱厂的需要，很难做大。第二是资金限制。即使应该做大，但如果资金有限，筹资能力又有限，也无法做大。民企筹资仍然要受到限制，这决定了短期内民企要做大也不易。第三还要考虑个人管理能力。一个人能管好小企业，不一定能管好大企业。大企业需要一套完善的制度。从管小企业到管大企业是一个飞跃。许多人是跃不过这一步的。”
“你是不是说我的能力不行？”她问这话还不像生气。说真的，我觉得她是一个文静、踏实，也算勤奋的女子，但绝不属于女强人。不过作为老师，我总不能说她才干平庸。“能力行不行要在实践中证明，我不能说你没有做好大企业的能力。但有能力不一定非要用。你做企业的目的是全家生活幸福。现在这一点已经实现了。如果一心想把企业做成行业老大，你要付出多少辛苦？像你这样的配件行业，成功了又会有多大？可是要失败了，你还能这样悠闲地与我聊天吗？野心，或者说雄心，可以使人成功，也能使人失败。你看你们同学中，不也有在做企业过程中倒下去的吗？人要追求事业成功是因为这是幸福的基础。但如果事业给你带来的是痛苦，即使成就了再伟大的事业，又有什么用呢？”
看来我的话打动她了，她在沉思。突然她又问：“我还不甘心这种平庸的日子，还想做点事，不把企业做大，我能做什么呢？”她的企业我去看过，运行正常，但绝非无可作为。
“其实每个企业都要有危机感，无论现在的状况如何。像你一样给冰箱厂供应磁条的绝不止你一家。你们这些供给商之间仍然是存在竞争的。冰箱厂为了降低成本总要选用物美价廉的零部件。你们之间的合约并不是无限期的，一旦你的价格比别人高或者质量不如别人，就会被淘汰。把现有的企业搞好，努力去降低成本或提高质量，比总想做大要现实得多。而且，在你这样做的过程中也许还可以把别人淘汰，自己做大。有所作为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企业，而好又是无止境的，还怕没事做吗？你还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开拓新产品，比如做冰箱上用的磁贴图。这种东西现在颇流行，市场前景大。别以为小东西不值得做，记住‘小产品大市场’这句话。踏踏实实从自己现有的企业做起，也许再过几年你就成了大老板，我再来广东想与你这样聊聊都难了呢！”
“当了大老板也要请老师吃饭。”从她的表情看，我的话还是比“台湾德鲁克”的话更适合她的企业。于是，我与她们一家，又约了些同学，去吃大餐了。
我想把这次谈话告诉所有企业小而又急切想做大的企业家朋友。
不为沉没成本后悔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经济学的感悟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开始学习时，我把经济学作为一门选择的科学，更多关注的是理论本身及分析方法，或者说关注的是形而上的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不知在什么时候，我突然悟出，经济学其实是一种人生观。它那种技术分析、理论和概念的背后包含着更有意义的人生态度。这时我开始思考经济学形而上的精神含义了。
这样说起来有点太抽象了。我想用经济学中的沉没成本（SunkCost）这个概念来说明这一点。沉没成本指过去已经发生又无法收回或改作他用的成本，在短期中企业已经支出的固定成本就是沉没成本。例如，一个大饭店投资一个亿，使用寿命为50年，每年的折旧为200万元；再假设每年的应支利息、维修等费用需20万元，这220万元就是经营这家饭店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又称不变成本，是指不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在饭店的例子中，即使没有一个客人，营业额为零，这220万元也要支出。如果有客人，增加的是服务员工资、水电消耗之类的可变成本，固定成本并不增加。这种固定成本是过去支出的，是现在无法改变的历史（有时也被称为历史成本）。如果饭店没有客人，饭店又不能改作他用，这种成本就无法收回，故而称为沉没成本。像条船沉没了一样，是无可奈何的。
从技术层面上说，这个概念对企业的短期决策十分有意义。短期中，市场价格在变动，企业要决定在哪一个价格水平时停止营业。短期中，产品的平均成本包括平均固定成本与平均可变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属于支出，无法收回又无法改变的沉没成本。因此，经济学分析的结论是，只要价格等于或高于平均可变成本，企业就可以继续营业。或者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价格等于平均可变成本是企业中短期停止营业点。换言之，企业在作短期经营决策时完全不用考虑沉没成本——既然已经沉没，就与决策没有什么关系了。沉没成本还有助于企业的其他决策，例如，如果进行割颈式的价格战，下限就是平均可变成本，不用考虑沉没成本。从这种实用的角度看，沉没成本是一个极为有用的概念，在分析企业决策时，经常用到这一概念。过去，我关注的正是这个概念在经济分析与决策中的含义。
但沉没成本的意义仅仅如此吗？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为过去所做的错事而悔恨，即通常所说的“后悔”。过去所做的事已经是历史，无论对错都无法更改。这与沉没成本是一样的。企业在作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是非理性的。同样，人在考虑问题时总后悔也是非理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沉没成本也就是一种向前看的人生态度。向前看是一种健康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去指导人生才会有幸福。
经济学把幸福作为人的一种感觉，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快乐是自己寻找的，痛苦也是自己寻找的。对同一件事，既可以自己找乐，也可以自寻烦恼。如果能够抛弃过去向前看，他总是快乐的。如果对过去耿耿于怀，总寻找世界上没有的“后悔药”，他没法不痛苦。例如，一个人办一个工厂，每年可以赚10万元。如果他总想当初不办工厂而是投资于股市，每年可赚15万元，为当初的决策悔恨不已，这10万元岂不只能给他带来痛苦吗？
经济学家大多是长寿的、健康的。这与他们的心态相关。已故北大教授陈岱孙先生健康地活了97岁，其长寿之道就是平和、豁达，总相信有更好的未来。他与我们这些年轻一代谈过去，谈历史，都是一种平静的叙述，而没有怨恨的怒气。
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阿尔文.费雪也是这样一位大师，他的人生颇为坎坷，1898年感染了当时称为不治之症的肺结核。1919年，他的女儿由于精神崩溃去世。1929年开始的纽约股市崩溃中，他的损失达800万～1000万美元。但他把这一切都作为无法改变的沉没成本，仍然乐观地生活，活了80岁，发表论著两千余种，合著四百多种。在1929年股市失败的沉重打击之后，他发表了《利息理论》（1930年）、《繁荣与萧条》（1932年）、《大萧条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1933年）等重要著作。如果他总为过去悔恨，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吗？
这些大师们真正学到了经济学的精髓。他们从经济学中领悟到了人生哲理，学到了乐观的人生态度，这才达到了经济学的顶峰。如果我们都以这种态度去学习，理解经济学，经济学就真正成了一门让人幸福的学问。
这就是沉没成本中深刻的人生态度。
外面的女人很精彩
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把经济学原理运用于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婚姻、歧视、犯罪等问题，并为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始作俑者。在他的这些分析中，我认为最精彩的是他在《家庭论》中对婚姻问题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