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某种物品需求弹性大小的因素很多。一般来说，越是奢侈品、替代产品越多、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越大的物品，需求弹性越大。反之，越是生活必需品、替代产品越少，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越少的物品，需求越缺乏弹性。例如。化妆品属于奢侈品且替代品多，需求富有弹性，而食盐属于必需品且几乎无替代品，需求缺乏弹性。此外，一种物品的需求弹性与时间相关，当价格刚变动时一般需求弹性小，随着时间流逝，需求弹性会变大。例如，当石油危机引起石油价格大幅度上升时，需求缺乏弹性，但随着时间推移，需求弹性变大。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根据公式与实际资料计算各种物品的需求弹性。例如，美国家具的需求弹性为1.26、汽车为1.14、食物为0.58、书报为0.34，等等。
那么，需求弹性与总收益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总收益是销售量与价格的乘积。我们可以把需求量作为销售量。总收益的变动取决于需求量的变动与价格的变动。某种物品价格变动会引起需求量变动多少则取决于该物品的需求弹性大小，所以，需求弹性与总收益相关。
如果一种物品需求富有弹性则降价会使总收益增加，提价会使总收益减少，我们用化妆品降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某种化妆品需求弹性为2。当价格为50元时，需求量为1万瓶，总收益为50元×1万瓶=50万元。如果该化妆品降价10%，即由50元降至45元，由于需求弹性为2，需求量增加20%，即增加到1.2万瓶，这时总收益为45元×1.2万瓶=54万元。这就说明需求富有弹性的物品降价引起需求量增加更多，从而降价可以增加总收益。同理也可以推出提价引起需求量减少更多，从而提价会减少总收益。
降价而总收益增加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薄利多销。“薄利”是由于降价每单位产品的利润减少了，“多销”是销售量增加了。需求富有弹性的物品降价引起的销售量增加的比率大于降价的比率，所以在合理的降价范围内，总利润增加了。在现实中用“跳楼价”、“出血价”以实现薄利多销的产品均为需求富有弹性的物品。
如果一种物品需求缺乏弹性则降价会使总收益减少，提价会使总收益增加。我们用大米降价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假设大米的需求弹性为0.5。当价格为每公斤2元时，需求量为10万公斤，总收益为2元×10万公斤=20万元。如果大米降价10%，即由2元降至1.8元，由于需求弹性为0.5，需求量仅增加5%，即增加至10.5万公斤。这时总收益为1.8元×10.5万公斤=18.9万元。这就说明，需求缺乏弹性的物品降价所引起的需求量增加不多，从而降价会减少总收益。同理也可以推出提价引起需求量的减少也不多，从而提价会减少总收益。
粮食降价而总收益减少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谷贱伤农。“谷贱”是粮食丰收引起价格下降，粮食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缺乏弹性，这就使总收益减少。“伤农”则是农民收入减少。
需求弹性是经济学中一个使用极广泛的概念。它对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现象和指导我们作理性决策极为有用。在我们平时决策中也要记住这一点。商家打折出售是为了薄利多销，他们总收益增加也是消费者总支出增加，所以千万不要被打折所诱惑买回一堆无用的东西啊！
农产品保护价的利弊
许多国家出于保护农业和扩大农产品出口的需要都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格或出口价格补贴。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关注农产品自由贸易问题，要求取消农产品的保护价格或出口价格补贴。有的国家担心取消农产品保护价会对国内农业生产不利或有损于农民利益。但更多的人认为，取消农产品保护价会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支持价格又称最低价格或价格下限，是政府为了支持某一行业而规定的该行业产品的最低价格。这一价格高于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价格。支持价格采取了多种形式。在农业中支持价格曾得到广泛运用。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缓冲库存法，即政府或代理人按某种平价（或称保护价）收购全部农产品，以平价进行买卖，以使农产品价格由于政府的支持而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另一种是稳定基金法，也由政府或其代理人按某种平价收购全部农产品，但并不按平价出售，而是在供大于求时低价出售，供小于求时高价出售。这两种情况下农产品收购价格都稳定在政府确定的水平上。
各国对农产品平价，即支持价格的确定方法也不完全相同。美国是根据平价率来确定支付价格。平价率是农民销售农产品所得收入与购买工业品支持价格（包括利息、税款和工资）之间的比率，即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法国是建立由官员、农民、中间商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的农产品市场管理组织。由该组织确定目标价格（农民能得到的最高价格）、干预价格（支持价格）和门槛价格（农产品最低进口价）。当农产品低于干预价格时，政府按这一价格收购全部农产品。当农产品高于目标价格时，政府抛出或进口农产品。法国95%左右的农产品都受到这种价格支持。此外各国还有出口补贴等支持价格形式。
应该说，这种支持价格稳定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业投资，整体上对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支持价格也引起了一些问题。首先是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许多国家用于支持价格的财政支出都有几百亿美元左右。其次是形成农产品长期过剩，这正是欧美之间或欧洲国家之间经常为农产品贸易发生争论的重要原因。最后，受保护的农业竞争力会受到削弱。
正因为欧美国家农产品过剩，都力图保护自己的国内市场而打入别国市场，所以，农产品自由贸易成为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中心。乌拉圭回合通过的“农业协议”的总目标是实现农产品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减少各国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包括农产品保护价、营销贷款、投入补贴，等等，要求各国支持总量减让幅度为农业生产总值的5%，同时降低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看来实行保护价格的老方法难以继续下去了。
我国实行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实际也是一种支持价格的做法。尽管即使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还有5年的减缓期，但如果仍用这种支持价格的老方法，恐怕终究难使农业摆脱困境。
支持价格只是治标，而且在支持价格下会掩盖农业中的各种问题。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的落后状况，改变农民收入低的状况，并使我国农业能进入世界与发达国家农业竞争，关键还在于提高农业本身的竞争能力。靠保护成长起来的东西都是缺乏生命力的。而且，不是把资金用于支持价格，而是用于加强农业本身也是符合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中的“绿箱”政策的。绿箱政策是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政府农业支持措施，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实现农业结构调整、保护环境等政府支出。
利用绿箱政策支持农业完全符合我们从根本上加强农业竞争力的目标。第一，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利、科研、环保等支出。第二，实现农业结构的转变。例如，利用我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园艺农业（蔬菜与花卉）、畜牧业、“蓝色农业”（渔业），逐步减少经济价值低的大田作物（大豆、玉米、小麦）的种植。第三，发展农产品加工地，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国外农业也并不是仅仅靠支持价格发展起来的，农业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加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已进行了大量投入。
走出对保护价的迷信，中国农业才有辉煌的未来。
政府需要有进有退
在1998年大水灾中，我国人民表现出的“抗洪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这场洪水的规模在历史上并不是最大的，带来的灾害却是严重的。这一事实也给了我们极其沉重的教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灾害如此之大与某些地方政府的失职是相关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政府和企业、家庭一样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它们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家庭是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从提供生产要素中得到收入，并把收入用于消费和投资。企业购买家庭提供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从提供产品和劳务中获得利润，并把利润作为消费和投资。市场交换是家庭与企业之间的交易。这种交易就是市场经济的实体。家庭和企业从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使社会资源实现最优配置，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效率。
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与家庭的决策，但并不等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无用，相反，现代经济学家非常重视政府的经济作用。首先，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个法制社会。法律制度要由政府来确立和维护。这就是政府要建立制度性基础设施。其次，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要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消除外部性和反垄断来消除由市场失灵引起的资源配置低效率。最后，市场经济的运行必然自发地引起收入分配不公正和经济波动。实现平等和经济稳定就是实行收入再分配政策和运用经济政策调节经济。
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市场能做的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市场做不到的由政府来做。政府征收税收，并支出于必须由政府进行的活动。这就是政府的经济活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政府的作用会有所不同。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的作用会更重要。但政府的作用在哪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有限的。无限扩大政府的作用，把政府作为“全能的上帝”主宰整个经济，必然带来灾难。
大洪水的灾害正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做了自己不该做的事，而没有做自己该做的事。
政府应该做的是立法和执法。我们已经有保护水利设施和防洪方面的法律，有些地方对这些法律并没有认真实施，以致有些地方防洪与水利设施受到破坏，或在防洪法规定不能搞建筑的地方修建了营业性建筑。这些违法行为对抗洪斗争起了不利影响。更有甚者，本来应该固若金汤的水利工程成了“豆腐渣工程”。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有些地方执法不严、有法不依，为这些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不能严格地执法是政府的失职，也是政府没有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严格执法，洪水的灾害不会这么大。
水利建设是一种有正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属于基础设施，当然应该由政府提供。兴修水利防洪设施，并维护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这次洪水灾害之所以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水利设施失修。政府没有提供充分的公共物品不仅在水利上，教育经费的不足（甚至拖欠教师工资）也是相当突出。
那么，有些地方政府把纳税人缴纳的应该用于公共物品的钱做什么用了呢？这就是它们做了政府不该做的事。
这些不该做的事中首推对企业的干预。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自己独立决策。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心是产权明确的独立企业制度。但有些政府在“搞好国有企业”的旗号下干预企业的投资或经营决策，对企业进行各种扰民式评比，用税收去给已无望好转的濒临破产企业输血，诸如此类。我总是怀疑“搞好国有企业”的说法是否正确。据说“搞”这个字是夏衍发明的，高手摆弄低手之意。出政府这个高手能把企业“搞”好吗？我看还是少“搞”为好。政府的任务不是直接从事或干预企业活动，而是为企业自己焕发活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又回到了立法与公共物品的提供上。
政府另一个不该做的事就是盲目投资。这些年重复投资、盲目投资的决策失误责任应该在政府。引进彩电、冰箱生产线、各地大上汽车工业、VCD的盲目上马等都是这种失误的例证。在有些地方，政府至今仍在犯这个错误。市场经济中政府不是竞争性行业投资的主体。
有些地方政府的金钱和时间都用在“搞”活国有企业和盲目投资上了。哪能去想立法和水利这类“小事”？
计划经济下政府的作用被扩大了，转型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力太大。市场经济的成功在于政府作用定位的正确。大水灾又一次提醒我们：政府要做自己该做的事，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要有进有退。
福利国家的困境
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是贫富对立，在工业化过程中一部分人沦落为穷人。这种现象的存在引发了社会冲突，早期的解决方法是教会、慈善机构或政府的济贫行动。“二战”后，英国贝弗里爵士提出实现普遍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主张，被称为“贝弗里计划”。战后各个发达国家实现了这一计划，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包括的内容甚广。以较早实现福利国家的瑞典为例，包括：第一，养老金制度，从1960年起不仅对全体老年人实行基本养老金，而且还对退休老人实行补充退休金制度。第二，扩大到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各级政府承担经营医疗服务的责任。第三，建造住房及住房津贴制度。第四，广泛推行了失业保险（或失业救济）制度，对病休职工的现金补贴提高到工资的90%。第五，通过对部分企业的国有化和补贴提高就业水平。第六，其他福利补贴，如向大学生普遍提供的奖学金和贷款，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补贴，等等。其他国家的福利计划也与此大同小异。
应该说，社会保障与福利计划的实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平等。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直是人类的理想。市场经济早期的贫富对立曾引起无数有良知的人的谴责。只有在“二战”后各国实行了名目繁多且数额巨大的福利计划之后，社会才基本消灭了贫穷，每个人过上了能保障人类基本需求的生活。穷人分享到了经济进步的好处。这种平等的实现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多少年来奋斗的结果。贫困的消除也促进了社会的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这种平等的实现是有代价的，而且这种代价十分巨大。
庞大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是由政府财政支出承担的。在实行福利国家的地方，政府的这项支出特别庞大，而且在不断增加。以瑞典为例，福利支出在GDP中的比例到80年代已达到2/3以上。也许瑞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对所有福利国家来说，这笔支出都相当可观。北欧国家的福利支出都占GDP的一半以上。美国政府1995年用于社会保障、收入保障、医疗保健这些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支出已占联邦政府支出的55%。而且，由于人口老龄化与医疗费用的提高，这一比例还在加大。巨大的支出是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已引起各国政府的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