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不直接影响总供给，只是使总需求减少。在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总需求减少引起GDP减少和物价水平下降。如果原来均衡的GDP与充分就业的GDP相等，经济处于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状态，那么，现在当总需求减少时，就会出现就业减少与物价下降，即出现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的状况。
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现实中的确出现了出口减少（许多外贸公司都深感这一点），总需求不足，实际GDP增长率放慢和物价低迷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确是原因之一。
人民币不贬值有助于减轻东南亚国家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严重性，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总需求减少、实际GDP增长率放慢和物价低迷。这又一次说明了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人均GDP不是人均收入44
《北京晚报》曾报道，北京的人均GDP达到了2700美元，按人民币与美元1比8的简单换算，约为2万余元。当时不少读者给报社打电话说，刚报道过北京人均年收入为1万余元，现在却翻了一番，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两个数字都没错，关键是读者把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一回事了。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我们经常听到GDP等名词。从这些名词中我们可以了解整体经济概况。因此，了解这些名词的含义即使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是重要的。
用数字来衡量一个经济生产与收入的整体状况称为国民收入核算。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国内生产总值（英文缩写为GDP）。它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物品（包括有形的物品与无形的劳务）市场价值的总和。
理解这个概念时要注意这样几点：第一，一国指一国范围之内。这就是说在一国领土上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所生产的最终物品都是该国的GDP。第二，一年之内所生产的，包括一年内所生产的销售或未销售出去的所有最终物品，但不包括以前生产而在本年销售出去的物品。例如，假设某国在2000年盖了1000亿元的房子，只卖出800亿元，这1000亿元都应计入2000年的GDP，如果在2001年又卖出了剩下的200亿元，这200亿元则不能计人2001年的GDP。第三，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只计算最终物品而不计算中间物品。最终物品是最后供人们消费的物品，中间产品是作为生产要素再投入生产的物品。第四，最终物品中既有物品也有劳务，在现代经济中劳务在GDP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第五，按市场价格进行计算。如果按统计机构确定的基期的价格计算则是实际GDP，如果按当年价格计算则是名义GDP。
GDP反映了一国整体经济的规模和状况。实际GDP增长的百分比称为增长率。实际GDP与充分就业时所能达到的GDP（称为潜在GDP或充分就业的GDP）之间的背离反映了经济中周期性波动的状况。名义GDP与实际GDP之比（称为GDP平减指数）可以衡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程度。所以，GDP是国民收入核算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把实际GDP除以一国人口数则得出人均实际GDP。新闻中所报道的2000年人均GDP为2700美元就是指人均实际GDP，即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人均实际GDP反映出一国的富裕程度。世界银行在比较各国的总体经济状况与规模时按实际GDP排序，在比较各国的富裕程度时按人均实际GDP排序。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还有其他四个指标，这些指标都可以根据GDP推算出来。国内生产净值（英文缩写NDP）指一国一年新增加的产值。我们知道，在一国一年中所生产的最终物品中有一部分要用于补偿生产中所消耗的东西（称为折旧），减去这一部分才是净增加值。因此，从GDP中减去折旧是NDP。
国内生产净值（NDP）并不是国民收入（NI），简单来说要从NDP中减去间接税才是国民收入。间接税是税收负担不由纳税人承担的税收。例如，对汽油征收的销售税。汽油生产者和销售者是纳税人，但他们可以通过提价把税收全部或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承担了全部或部分税收。这种税就是间接税。国民收入是一国居民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得到的各种收入之和。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就是生产成本。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而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加间接税。因此，从NDP中推算出国民收入时还要减去间接税。我们经常听到人均国民收入这个词。严格来说，人均GDP不等于人均国民收入。有时媒体中把这个概念等同起来，并不是一种准确的说法。只不过习惯成自然，大家也接受了。
国民收入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收入之和，所以，报纸上说的人均收入还不是人均国民收入。如果我们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给股东的利润（称为公司留存利润，用于投资），加上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利息（国债利息）就称为个人收入（PI）。从这种个人收入中减去居民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再加上政府向居民支付的转移支付（比如各种社会保障与福利津贴）才是个人可支配收入（PDI）。这种收入可以直接由个人支配，用于消费或储蓄。报纸上所说的北京市2000年人均收入为1万元多实际上指的是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这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所得到的收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严格地区分这些概念，所以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新闻媒体有时也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些不同的概念。这次误解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造成的。当你了解了这些概念的含义与区别时，你就可以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知道在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概念。
新闻媒体还告诉我们，北京的人均GDP要达到6000美元。人均GDP高低决定了人均收入高低，对这条消息你应该感到高兴。但千万别天真地认为，到那时人均收入也是6000美元，或近5万元人民币。要是你按这个数字去制订买房、买车的计划，到时会失望的。要是企业按这个数字去盲目扩大生产，到时又会卖不出去。可见了解这些概念对每个人都同样重要。
生活化的经济指标
严肃的经济学家总喜欢用数字说话。谈到一国经济，必定是GDP增长了几个点，通货膨胀下降了几个百分点，或者就业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这些数字当然是重要的，但让人感觉更真实的也许并不是这些冰冷的数字。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应宾州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之邀拍过一部题为《自由选择》的电视片。电视是针对大众的公共媒体，在对比西德市场经济与东德计划经济的优劣时，他没有用什么统计数字，而用了这样的事实：“在墙（柏林墙）的一边（联邦德国），街道灯火辉煌，商店里满是熙熙攘攘，兴高采烈的人群。一些人在购买来自全球的货物。另外一些人奔向众多的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墙的另一边（民主德国），街道是空空荡荡的；城市灰色而苍白，商店的橱窗毫无生气；建筑物表面积满了污垢。”他的结论是：“在东柏林待上一个小时，就足以理解为什么当局要修那堵墙了。”
讲到这两个经济，弗里德曼没有引用任何数字，但你肯定会感到，这些事实比数字更有说服力。如果你真的去看数字，民主德国的成就也辉煌得很呢！民主德国的政府当局可以造数字，但不能造事实。这正是商业繁荣程度这种生活化经济指标比统计数字更有说服力的原因。
即使统计数字是科学地计算的，往往也不如活生生的事实有说服力。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对我们的统计数字经常有怀疑，但只要来中国实际生活一段，他们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心悦诚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后都来过中国的人，这一点感受更强烈。他们根据的往往不是报纸上的统计数字，而是一些来自生活的经济指标。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经提出过观察英国经济复苏的六项“民间指标”：第一，新车销售量大大增加；第二，司机需求量大大增加；第三，出现置业人潮（房地产热）；第四，赴海外度假者大大增加；第五，纯种狗和纯种狗主人同时增加；第六，女性做隆胸手术者与女性胸围尺码俱增。这些指标都是完全生活化的。如果经济没有复苏，有多少人有心情去买车、雇司机、买房、养纯种狗，或隆胸？经济好了，人们有能力了，也有这份闲心了，才有心去做这些奢侈的事。这些生活化的指标没有GDP那样具体而准确，但反映的经济状况不比那些干巴巴的统计数字更具体而鲜活吗？如果把这些指标用来观察我国的经济，这些年汽车和房地产销售热，养宠物的人增加，女性美容、整容者增加，不也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标志吗？无论你对统计数字有多少怀疑，当你看到路上的车水马龙，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越来越时尚、漂亮的女性时，你不能不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所折服。
类似这样的生活化经济指标还有不少。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评论美国经济增长时提出了一个GDP重量的指标。他讲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时，不是说GDP增长了几个百分点，而是说GDP变轻了。这就是说，过去组成GDP的主要是煤、钢铁、石油、水泥这些重量大的东西，现在主要是服务业、电脑、互联网这些重量轻，甚至没有重量的东西。GDP重量变轻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GDP的组成变了，如劳务已在GDP中占到四分之三左右；二是物质产品的重量轻了，如现在的彩电、电脑比当初轻了许多；三是产品与劳务的科技含量高了，附加值也高了，如现在的机床安上了电脑成为数控机床，重量轻了，附加值高多了。GDP在增长的同时变轻了，正体现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以技术进步为主心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变。用重量来衡量经济增长形象而富有说服力，这不正是一切经济的未来吗？
还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衡量经济的垃圾指标（Trashindicator），用垃圾量的变动来衡量经济状况。这就是说，当经济繁荣时，人们扔的东西多了——过时的家具、衣服都被扔掉，人们购买的大件商品多了，这些商品的包装都成为垃圾。因此，垃圾量增加是经济繁荣的指标。当经济衰退时，人们无力购买新东西，新的不来，旧的不会去，不买大件东西，没什么包装可扔，垃圾当然少了。因此，垃圾减少是经济衰退的指标。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凯尔曼根据芝加哥的资料对这个指标进行了检验。在20世纪90年代繁荣时，芝加哥每年垃圾增加2%～10%。但在1999～2000年的衰退时，大件垃圾（旧家具、电器和包装箱）只增加了1%，而垃圾总量减少了6%。经济好了，什么都成垃圾，经济不好，没什么垃圾可扔，这是老百姓每天都可以看到、感受到的，多么具体而有说服力啊！
最近还有经济学家提出“口红指标”，他们发现口红的销售量与经济状况是相关的。当经济繁荣时，口红销售量低，当经济衰退时，口红销量增加。其原因在于，当经济繁荣时，女性就业率高，工作节奏快，收入水平高。这样，她们或者忙于工作无暇化妆，或者工作成就使她们充满了自信，不必借助于口红这类化妆品。口红销售量少是正常的。但当经济衰退时，女性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她们或者百无聊赖，沉溺于化妆，或者缺乏自信，以化妆弥补，更多的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而打扮自己，企图以貌取胜。小小口红居然能反映经济状况，切莫小视之。
女性对经济状况的反应是敏感的，所以，女性时尚往往被作为经济指标。在20世纪40～50年代，裙子的长短就被作为判断股市和经济状况的指标之一。当时丝袜价格昂贵，是女士时尚物品。当经济繁荣，股市牛气时，男人有钱也有心情为女士买丝袜，女士就愿以短裙显示自己的丝袜和秀腿。当经济衰退，股市熊气时，男人无钱也无心情为女士买丝袜，女士就穿上了长裙。这种解释当时还被称为股市的“裙摆理论”。现在丝袜不值钱了，裙子长短与经济关系不大了，但口红、隆胸还与女士经济相关。
我们并不否认GDP、通货膨胀率、就业率这些经济指标的重要性，这些指标仍然是我们研究经济的重要依据。但这些指标往往可以作假，有时也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经济状况，有时它们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离得较远。各种生活化的经济指标也会过于片面或模糊，但它们是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如果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对经济会有更全面、具体、直接的了解，这不更好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该重视各种流行于民间的生活化经济指标，并把它们作为判断经济状况的依据之一。
工资决定与宏观经济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工资由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决定，随供求变动而及时变动，即工资具有完全伸缩性。工资的调节使劳动市场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即市场是出清的。因此，经济中不会存在非自然失业。
但是，现实中的确存在非自愿失业，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的情况经常存在。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观角度解释了失业的原因，也指出了工资中能升不能降的刚性。凯恩斯没有把微观经济中工资决定的机制与宏观经济中的失业联系在一起，用前者去说明后者，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用工资决定来解释失业问题。这就是黏性工资理论。
黏性工资指工资由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也随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但工资的变动慢于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黏性的意思就是变动慢。这种理论的关键在于解释工资为什么具有黏性。
工资具有黏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决定中的合约理论。这就是说，工资是由劳资双方之间的合约确定的。这种合约或者由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签订，或者是工人与企业之间一种双方承认的隐含合约。这种合约一般为期3年，在合约期内名义工资不随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动而变动。工会和企业根据对劳动市场未来的变动及预期物价水平确定未来3年的名义工资，在3年之内这种名义工资不变。劳资双方都知道未来3年内劳动供求关系会发生变动，为什么还接受这种名义工资不变的合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