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造国有企业？在当下中国，可能已经不能仅通过股份制改造来完成了，还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吴敬琏教授就不断呼吁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在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的不断呼吁下，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1994年开始，中国实施了财税体制、银行体制、外汇管理体制、国有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正是根据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设计和行动纲领进行的全面改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轮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多缺陷，还保留着许多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主要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太大的作用。21世纪初，在政府职能转变、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的问题上，出现了停顿甚至倒退倾向，国有企业在若干重要行业中加强了绝对控制和较强控制的垄断地位，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重塑市场经济可能是我们所需要努力的方向。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努力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而不是通过各种事先设立的准入限制竞争。只有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国资国企的效率才能够大幅度提高，否则，更多的股份制改造只能不断地压缩民企的生存空间，既不利于市场竞争，也不利于国企效率改进。
从经营数据来看，国有企业的报表看上去非常漂亮。根据国资委网站的最新消息，2013年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4.2万亿元，同比增长8.4%；上交税费总额2万亿元，同比增长5.2%；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万亿元，同比增长3.8%。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利润总额非常庞大，但绝大多数的利润都来自几家资源垄断型企业。中国石化联合会近期公布的数据表明，2013年，石油和化工行业主营收入预计约为13.3万亿元，同比增长9.2％；利润总额约8900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2013年，“三桶油”的营业额约占央企总额的55%，利润更是占央企的70%。
换句话说，目前央企的成功，最大的“功劳”实际上要归于垄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勇在《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视角：位于上游的垄断性国企能从充满活力的下游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好处，转而成为改革和开放的受益者。
同时，他还提出：“国企和私企的关系也从先前的同行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对手，变成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
现在的国企和20多年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目前市场中存在着大量活跃的私企，为上游的国企提供了活力源泉。如果没有私营经济的繁荣，国企也就成了“无源之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企的生存状态已经解释了这一点。
但是，这种关系是否可以解释为“上下游之间互补性更强的共生关系”呢？值得怀疑。共生关系存在的前提在于两者都能为对方创造价值，位于上游的国有企业能为下游的民营企业提供这样的价值创造吗？很难。垄断资源的上游国企极有可能成为吞噬下游企业利润的黑洞。
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共生者，还不如说国有企业是“分食者”。这种繁荣恐不能持久，理由很简单，由于上游国有企业的挤压，近年来下游私营部门的活力日渐消退。一旦下游企业倒闭了，上游国企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如何不让下游私营部门倒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放开准入门槛，引入竞争对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国有企业引入特定的民营合作伙伴。在国资股份占有绝对控制权的时候，这样做只是引入了一个“分食者”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能不对目前中石化宣布在油气销售领域引入民资的改革举措持怀疑态度。更好的举措可能是政府放开成品油零售市场，甚至允许民营企业获得成品油进出口资格。只有引入更多的竞争者，国有资产才能得到保值增值，消费者的权利才能获得保护。
总之，国有企业之所以要改革，并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更为重要的是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有损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它们可以获得比其他市场主体更为低廉的资金、土地等要素价格—如果这些要素配置给民营企业，它们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国企必须从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入手。如果市场公平开放，混合所有制的引入就能够提升国企的效率；如果市场并不公平开放，垄断国企的混合所有制可能只是增加了一个“分食者”而已，甚至会导致各种腐败—中石油高管的利益输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规模引入混合所有制之前，我们更需要花大精力去建设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针对民营企业的各种准入门槛：民企在绝大多数行业中都能生存，为什么不允许它们进入那些垄断行业？即便成不了中石油、中石化那样的巨无霸企业，放几条“鲇鱼”也能让这些“巨无霸”提升效率。
中国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势在必行
魏加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中国现行城市化融资模式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土地财政。中国现在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土地财政，但是土地财政现在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一是消费上不去，经济转型难。土地财政一方面剥夺了农民的卖地收益，使得失去土地的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此，失地农民的消费被严重抑制。另一方面，土地财政推高了地价、房价，使得城市居民把大量的积蓄用于购买住房，从而也抑制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所以，在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消费都被抑制的条件下，消费就无法提升，中国的经济转型也就很难实现。第二个问题是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多发。根据社科院公布的数字，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中，由征地拆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占到50%左右。土地财政带来的第三个问题是，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土地财政将难以为继。最近一个时期，房地产价格涨幅稍微降温，土地财政收入就立刻下降。
中国城市化的第二种主要融资模式是靠商业银行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这种模式也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期限错配，要么是商业银行短存长贷，要么是地方平台短借长投。第二个问题是存在认识上的错位。从商业银行的角度看，地方平台由地方政府100%出资，并且有信用担保，因此万无一失；而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地方平台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只是承担有限责任。所以，双方在认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第三个问题是，这种模式带来了挤出效应，商业银行的贷款大都集中到了地方政府平台上，于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实体经济就出现了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