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栖息于中山北路高架桥、京沪铁路线、明珠轻轨线之间交叉地带的一幢楼房，仿佛幽居于一座孤岛——周围是汹涌澎湃的车流、速度、广告、美人、股市、工业……书房窗口，正对着建设中的高品质住宅区，一座座穿着防护网的高楼如同海面上壮观的鲸鱼群摇尾拍打天空！楼群尚未交付使用，夜晚里黑压压一片，使我仿佛居住在山间。不用遮上窗帘，躺在床上仍可看一轮明月悬在“山”顶，多好！但月亮长久的驻足而没有移动使我疑惑，爬起身来，仔细观察，才发现“月光”是楼顶标志灯灯光！心中的诗意顿然消退许多。半年以后，对面的一扇扇窗子内将会含着一盏盏灯火，如同一行行方格稿纸内写进去一个个情节。楼下的小街大约也将比现在更加拥挤、喧嚣吧每天清晨乘电梯下楼离家（离开孤岛），汇入人海（一辆旧自行车是我的小舟），上班谋生（捕鱼）。黄昏归来，置自行车于楼下（系舟于岸边），上楼（上岛），拧亮台灯（点亮岛上的灯塔），在台灯下继续拜读昨晚打开的书（灯塔照亮海洋上孤独漂泊的心灵）——深入时代的海洋扬桨，退居精神的孤岛听潮，如此，一个书生也许才能确保身心的完整吧这些年来，一些朋友辞职于家中专事写作，我对他们决绝的姿态和对文字的真诚充满敬意，但自己却没有勇气、才气放弃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这不仅仅是因为靠写作所获得的稿费菲薄无法为我和我的家提供最低水准的热量，还缘于挣得一份薪水的艰辛过程，使我拥有了与人海交流互动的途径。我需要乘着自行车这条小舟，去人生之海捕捉鱼类、海贝，感受闪电、风雨。我必须首先是一个白日下钓渔夫，才能最终成为一个潮声中的失眠者、写作者。这一种时进时退、时动时静的状态、心态，决定了我不可能成为一个因步入极端方能名垂千古的大家，但我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真诚、真实的人——怀着感恩的心情：对生活的海洋，对海洋上的孤岛，对孤岛上的灯……一个
人的火车
文/池莉
我宁愿坐上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把朋友郎瑜琳的来路走上一遍。
数九寒冬，要去哈尔滨。哈尔滨今年冷，常有零下三十多度，可以把眼睫毛冻成小冰棍。冻成了小冰棍的眼睛一眨巴，就会发出一种玲珑剔透的响；有了一只挂在身体上的风铃，灵魂便很活泼了。冷也是一种童话，我想。人是应该冻透一次的，我想。热透一次，冷透一次，爱透一次，恨透一次，苦透一次，甜透一次，梦透一次，醒透一次，笑透一次，哭透一次，于是乎，人生也就不那么平庸了。
这次去哈尔滨，我决定坐火车。大家都非常惊讶，说：你独自一人坐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怎么受得了！我说：怎么就受不了？大家说：飞机又快又舒服呀！我只是笑了笑。时间和舒适固然都很重要，但是有许多的时候，人不要时间和舒适，要别的东西。别的东西说不出来，只能够笑笑。我还是坚持坐了火车，独自一个人。在寒冬季节，新年的前夕，没有多少人去那零下三十度的地方。火车里果然没有多少人。我独自一人一间软卧包厢。三十个小时里，我有许多的时间久久坐在窗前，久久看着无边的土地和天空，没有电话，没有熟人，没有俗事，没有家务，没有急件，没有电脑，没有出版社，没有电视机，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我静静地坐着，慵懒地坐着，不成体统地坐着，心无旁骛地展开着我的梦幻与思念。对于梦幻与思念，三十个小时真是不算漫长。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郎瑜琳，吉林珲春人，毕业于哈军工，从军趴转业到地方。当年，他从东北到武汉，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哐当哐当的铁路线，曾经摇晃过我的朋友郎瑜琳。认识郎瑜琳是在八十年代初。那一年的春天是我这半辈子过得最糟糕的静会春天。那个春天我绯闻缠身，官司压头，被媒体舆论打得遍体鳞伤。那个时候我太年轻，远远不懂得什么叫做不在乎，更远远做不到不在乎。傻乎乎的姑娘很堂吉诃德地与整个社会搏斗，有人便给她介绍了郎瑜琳。人家说：“你一定得去见见郎瑜琳！这个人非常神！东北汉子，能写会说，性格侠义，神通广大，如果他愿意帮助你，你就一定能够洗冤昭雪。”于是，在那个春天的某一天，我走进了郎瑜琳的办公室。东北汉子郎瑜琳没有我想象的高大，一张满族人的瘦条脸，皱着眉头抽烟。他正在筹办一份体育报纸，醉心于报纸的文艺副刊，他认为他编辑的副刊至少要体现武汉市的最高文学水平。记得当郎瑜琳听我讲述了我的悲惨境遇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够给我的副刊写一篇散文吗？”真是活见鬼！当时我觉得冷水浇头，绝望之极，原来我遇上了一个文学痴迷者。我气愤地回答他说：“不能！”郎瑜琳却对我的态度很是不以为然。他轻蔑地说：“遇上这么点儿事情就不能写作了？这都是一些俗不可耐的小事啊。俗世的破事哪能抵消文学的伟大呢？”我面临着牢狱之灾，郎瑜琳居然说这是俗不可耐的小事，我还能够指望这个人帮我什么！我只得沮丧地告辞。然而，郎瑜琳挽留了我。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严肃的谈吐，“池莉同志，如果你能够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还坚持正常写作的话，那就证明你将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那样的话我一定会拍案而起，竭尽全力，哪怕倾家荡产，也要为你打赢这场官司！你想想，我又不认识你，我为什么要帮你呢？就是因为我爱才呀！通过你的文学作品，我看好你，我觉得你是有才气有天赋的，是我的同类。我要帮助的，绝对不是一普通的女孩子，而是一个作家！一个在将来轰动全省乃至全国的作家！一个可以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我也只好严肃而坦率地告诉郎瑜琳说：“老郎！那就算了吧！尽管我的确热爱文学，我也会坚持写作，但是我不热爱文学史。”郎瑜琳冷冷地瞅了我半晌，似乎在琢磨我的话。最后，他说：“无名之辈，还很傲气呵！”那一天，郎瑜琳还是把我带回了他的家，向我隆重推出了他的妻子。原来，神通广大的是他的妻子，一位好人缘的高干病房主治医生，她几乎认识本市所有的高级干部。
后来的过程漫长而曲折，官司一打就是两年。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郎瑜琳夫妇帮助我打赢了那场该死的官司。且不说那场官司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郎瑜琳夫妇结成了最好的朋友。在我最孤立无助的时候，他们的家成了我的家。他们的一双儿女，也喜欢上了我。当他们的妈妈出差的时候，孩子们就由我来照料。因为郎瑜琳是属于文学的，他无法属于家庭俗务。郎瑜琳始终沉浸在文学之中，孜孜不倦地写作，一心一意想当作家。有郎瑜琳在家里的夜晚，他必须谈文学，而我和他的妻子必须做他忠实的听众。同时，我个人还是他批评和抱怨的对象。郎瑜琳对我姜太公钓鱼的写作态度，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对于我成名成家的期盼，绝对比我自己还要着急。谈得晚了，郎瑜琳必须喝酒，下酒菜除了东北泡菜，依旧还是文学。我和他的妻子，时常也主动喝上几口酒，我们心领神会地让自己头脑发晕，以便忍受郎瑜琳的文学说教。尽管我几乎每天下班以后都要回到他们的家里，郎瑜琳还是会给我写信，因为实在不满意我孤僻乖张的写作姿态。郎瑜琳的信写得非常好。那真格的是字迹隽秀，满纸珠玑，思想深刻，才智横溢。他的妻子之所以嫁给他正因为他们当初是用信件谈的恋爱。我喜欢郎瑜琳的信，可是我对他的信永远停留在艺术欣赏的程度，丝毫不会受到他的蛊惑。我的热爱是骄傲和纯粹的，我宁可一辈子不出书，一辈子无声无息也不会到处经营和张罗——所谓的奋斗。那时候，写作之路还是比较狭窄的，出版小说也比较地不容易，出版界拉广告拉赞助吃吃喝喝的风气盛行。老郎东北人，书生本色，当兵出身，性情耿直，其实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应付这种局面，他对于我的批评其实也就是对于他自己的批评，对于我的劝说也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劝说。郎瑜琳又苦又恼，又气又恨，渐渐地遁入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后来，郎瑜琳索性不上班了，只嗜烟酒和写作，大白天也躺在沙发上两眼望天，天天都等待着他的小说发表和出版。我们以为他生病了，强行地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倒是没检查出来任何器质性的病变。有一天，郎瑜琳开始对我说这样一类的话：“池莉啊，也许你是对的。也许你这样傲骨铮铮，将来反而可以赢得自己的读者和自己的文学天地。我肯定是不行的了，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你真的成了全国知名的作家，我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当时的我，还有老郎的妻子，我们对郎瑜琳的话完全不以为然。他这么一说，我们俩就嘻嘻发笑。谁知道不久之后，噩耗突降，正当壮年的郎瑜琳猝死家中。那是九十年代初，一个酷热的夏季，大清早，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来人劈面就说：“老郎死了！”
郎瑜琳埋葬在他的家乡吉林珲春。多少次，我把中国地图打开，沿着铁轨，从武汉走向珲春，去探望我的朋友郎瑜琳：一个为文学之爱耗尽了生命之火的人。我要告诉他，我一直在写作，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他的致意。我要告诉他，我的成名不成名其实并不重要，有意义的是我们那份对于文学的热爱在我的写作中从来没有间断。我要告诉他，我活着，因此朋友他就活着！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许多话放在心里说不出来，还有许多话，根本就没有来得及说，面对面的机会突然就失去了。原来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好友之间，竟会突然失去面对面的机会的！所以现在，我宁愿坐上三十个小时的火车。把朋友郎瑜琳的来路走上一遍。我要让空旷的火车满载我对朋友的谢意，呼啸着接近埋葬朋友的土地。我要借此机会，屏蔽红尘，让三十个小时充满最纯真的怀念，幻想和祈祷，我要祝福郎瑜琳，祝福我的爱人和好友。而这种情怀，是繁忙拥挤庸碌俗气的城市无论如何都承担不起的，我只能选择我一个人的火车和三十个小时的静默来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