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庆是个乞丐落户到怪屯的，所以解放后曾当过怪屯的农会主席。他有两个儿子。那时开会经常宣传共产主义，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洋犁子、洋耙，洗脸盆会说话。娄庆就分别给两个儿子起名叫娄上、娄下。这名字虽从俗中取，却挺别致、挺大气的。
娄庆除了有两个儿子娄上和娄下外，还有一个女儿叫娄灯（电灯），1958年3月生。到1959年秋天的时候，妻子又怀了孕，娄庆把他（她）的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叫娄话（电话），并打算起码再生两个儿子，一个叫娄洋犁，一个叫娄洋耙。可是，到1960年过罢春节的时候，眼看着老婆肚子已经撅起来了，公社食堂却做不出饭了，妻子的肚子就一天一天又瘪了下去，最后那五六个月的胎儿不知跑哪里去了。又没流产，肚里的婴儿自己却消失了，这事也挺怪的。有人说是因为大人肚子太饿，胎儿就被母体慢慢吸收了，不知这是否有科学道理。反正娄话至今也没生出来；不仅娄话没生出来，从此娄庆的婆娘闭了经（那时她才32岁），连娄洋犁、娄洋耙也孕育不出来了。
娄灯27岁了还没结婚。家里不让她结，预备下给她二哥换亲的。
那时乡下穷，风行换亲：你的姐姐或妹妹给我，我的姐姐或妹妹给你，都不用给对方彩礼。一切按对等原则，你给我做两件衣裳，我也给你做两件衣裳；你给我买一只箱子，我也给你买一只箱子；你家闺女若净人一个来，我家闺女就也净人一个去。生下的孩子有姑没姑父，有舅无舅母。所以，换亲，是无奈的婚姻，结成的亲戚是尴尬的亲戚，没有几家是和谐幸福的。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心理和伦理上的。为了防备对方失诺毁约，在成亲那天，双方都在媒人或其他证人的严格监督下，交换人质似的，同时放人，我的姐姐或妹妹去，你的姐姐或妹妹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新郎总觉得自己身子底下压着的，是自己的姐姐或妹妹。因此，不少新郎就房事不举，或举而不坚了，有些十天半月后才能恢复，也有些就阳痿终生。为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想出一个办法，把成亲的时间错开：你的闺女先来我家，等十天半月我的闺女再去你家。但往往你的闺女一来，我的闺女就不去了，结果大打出手，亲戚也就变成仇人。这方法不行，后来就又发明了“转亲”。
两家直接换亲，叫“两头挂橛”。“转亲”是3家以上转圈换，甲给乙，乙给丙，丙再给甲，所以俗称“驴曳磨”。“驴曳磨”转的圈越大越好，也就是参与的家数越多越好。最少是3家，多的达五六家。圈越大，半径越长，父母的愧疚感，儿子的负罪感，女儿的委屈感，婚姻的难堪和尴尬，等等，就越小。驴拽磨避免了两头挂橛的诸多弊病，但操作起来极其不易，需要媒人的高超智慧与呕心沥血，有转而不成媒人气死者。
但直到娄下31岁，“两头挂橛”也没挂住，“驴曳磨”也没曳成。原因都是在最后关口，女方一见娄下的样子，都吓得尖叫一声，捂住脸跑了。后来媒人就把给娄家说媒视为畏途，不再登门。
这时，娄灯也27岁了。
娄灯的脸粉嘟嘟，胖乎乎，大眼圆溜溜，小嘴儿红丢丢；梳一根李铁梅长头发辫子，辫子又粗又黑，耷拉到屁股蛋上。她从小腼腆，不爱说话，不管见谁，都是低头一笑。偶尔跟人说话，未张口，脸先红。15岁那年，李长有的老婆跟她开玩笑说：“娄灯啊，瞅你那害羞劲儿，跟露水珠似的，吹股风儿颤几颤，长大咋给你说婆家呀？”娄灯就羞哭了，哭得哽儿哽儿的。上学时，课本上有3个字她不念，也不写。一个是“蛋”字，比如说坏蛋呀，王八蛋呀，捣蛋呀；一个是“球”字，比如说球形呀，篮球呀，地球呀，球蛋白呀；第三个是囚徒的“囚”字。课本上选的有叶挺的《囚徒歌》，老师让她站起来念，她把“囚”字隔了，念成“徒歌”。老师以为她不认识那个“囚”字，就提示了一句：“囚，囚徒。”可是她仍念“徒歌”。提示了几次她也不改。老师就恼了，民办老师，说话也粗，摔了教科书说：“囚、囚、囚徒的囚，又不是球毛的球，你害羞个啥嘛！”全班同学“哗──”大笑起来。娄灯“哇”一声大哭，捂着脸就跑了。从此就不再上学。那是1972年，娄灯14岁。
女人的羞涩是一种美，是一种品质，是一种高贵和典雅，是一种清纯和娇柔。失去了羞涩的泼妇和娼妓，是没有阳具的妖精。
就在娄下31岁、娄灯27岁那年，娄灯出事了。
那时，每年三夏过后，都要进行民兵秋训。公社叫民兵营，武装部长是民兵营长；生产大队叫民兵连，专设民兵连长；生产小队叫民兵排，专设民兵排长。怪屯北边的升龙崖是天然的靶场，靶子往崖根一靠，再瞎的打家，也不怕脱靶伤人。因此，怪屯就成了公社民兵营的训练基地，每年都要把全营民兵集合起来，到怪屯的打麦场里练操，练格斗，练一二一，然后到升龙崖那里练瞄准，最后是实弹射击。
这天正在打麦场里练跑步，营长的口令喊得极其雄壮威严：“一、一、一二一！一二三──四！”跑着跑着，步伐就乱了。营长叫着：“注意步伐！注意步伐！一、二、一！”可是步伐越来越乱，竟有几个人干脆站住了。这一站，阻断了革命征途，整个队伍都不得不停下。营长大怒：“谁让你们停下的？我喊立正了吗？”但没人听他的，都把脸扭向营长的右后方。营长回身一瞅，就也呆住了：一个女人，一丝不挂，白亮亮地站在场边麦秸垛根前，两只手抓在屁股蛋上，身体向前挺着，眼里火光四射，一脸的欲望之色。
这显然是个女疯子。
“这哪儿的疯子？这哪儿的疯子？快撵走！”营长从贪婪中醒过来，大声叫道。
李三馍这时是怪屯的民兵连长，说：“营长，她好像是俺们怪屯的娄灯。”
营长说，到底是不是？
三馍说：“样子是。可是娄灯是个好妮儿，不是个疯子啊？”
营长说：“疯子不都是好人变的吗？快去喊她家里人去，把她弄走！”
李三馍说：“今儿全村人都到狼洞沟上游修大寨田去了，离这儿三四里哩。”
营长具有很高的军人素质，当机立断，大声命令道：“全体注意！立正！向左转！目标──升龙崖，跑步──走！”
这叫转移阵地，或叫战略撤退。
升龙崖那里没有平坦之地，无法进行队形操练，只好让大家趴到地上练瞄准。练了一阵儿，偶然抬头，看见那个白亮亮的女人又撵来了，站在一棵小树下，仍然挑逗地挺着身子。于是，民兵们手中的钢枪就软了，而裤裆里那杆枪就偷偷地硬了，许多人的裤子都给趴湿了。
结果，那年的民兵训练搞得稀里哗啦，实弹射击也取消了，提前3天结束。一个女人，只用把衣服一脱，就把一个英雄民兵营打垮了。
这个疯子正是娄灯。真不敢相信，平时那么温柔羞怯的女子，竟会是这种疯法！
事后人们回忆，其实娄灯的疯提前是有预兆的。近一段时间她很抑郁，终日蹙眉沉思，心事极重的样子。之后不抑郁了，却总是笑眯眯地盯住村上的年轻人看，而平时她是从不这样看人的。只是人们不在意这些。谁知她就突然疯得不知羞耻了。
那时的山里人，其他病还知道找医生看一看，唯独这疯病，是不找医生看的。他们也不知道世上还有精神病院，也不知道大医院里设有精神病专科。他们一般都是自己治。第一个办法是把病人捆到树上，往嘴里灌大粪。病人拼命地挣扎，翻江倒海地呕吐，折腾个半死以后，也有极个别痊愈的。第二个办法是请神汉仗剑作法，捉妖镇邪，装神弄鬼地忽悠一阵后，也有个别病情见轻的，也有病情不好反而加重的。第三个是恐吓法，拿杆老土装，乘其不备，在他身后“嗵”地放一枪，病人吓得一蹦老高，也有被枪声震醒的，也有被枪声吓死的。
这三种办法娄家都试过了，但均无效果。
正是秋老虎天气。那时山里人无电扇，更无空调，好多家连蒲扇都用不起（现在怪屯空调、冰箱、34英寸大彩电都有），晚上男女老少都睡在外面。女人小孩睡在自家院里，男人们都拉领破席，到打麦场上去睡。那里凉快，又能大半夜地叨闲杂，把一天的劳累和一生的无聊都消乏了。
后半夜，场里一片鼾声。突然就有人惊叫起来。原来他的身边又躺了一个人，浑身摸他，把他摸醒了。
全场的人便都惊醒了，围拢看时，叫喊的人是李喜娃，在他席上躺着的，是四脚拉叉的娄灯。
第二天夜里是李三馍叫了起来。
一个村的人，平日都很爱见娄灯。所以不管老少男人，对娄灯都无甚邪念。全村的男人，都感到了难堪。所以，第三天夜里起，场里便没人了，都忍着沤热，睡到自己家里去了，并且都拴上了大门。只有李长有除外。
李长有不能回家睡，他得看牛。怪屯所在的谷屯大队，是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干部群众对毛主席的大集体感情深，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抵触情绪大，所以到了1983年了，土地牲畜还没分（直到今天，中国不是还有几个地方仍在搞“三忠于”不是？）。所以，李长有仍睡到牛屋院里。牛屋院没大门，夜里，娄灯就摸到了李长有的破席上。把个李长有给臊的，深更半夜的，跑到娄庆家去骂：“娄庆！我日你八辈！你把妮儿锁住行不行？”
娄庆不是没锁，而是锁不住。娄灯住那间房是个单扇门，门脚磨平了，手一掂就摘开了。
第二天，李长有把自家厨房的门摘了，跟娄庆家的破门换了换。娄灯就被锁住了，成了住单号的重囚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