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free”（自由）一词上看到的一样，有时一些曾包含异端意味的词为了方便被保留下来，但只有在清除掉它身上那些不当的含义之后，才能如此。像“honour”（荣誉）、“justice”（正义）、“morality”（道德）、“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democracy”（民主）、“science”（科学）、“religion”（宗教）等词都不存在了。它们被少数几个概括性的词的词义所覆盖，进而遭到废弃。比如所有和自由平等有关的词都被“crimethink”（思想罪）包括，所有和客观、理性有关的词都被包含进“oldthink”（旧思想）当中。若再精确一些就有危险了。党员的观点应该和古希伯莱人的类似，后者被认为不应该知道太多，只需知道其他民族的人都崇拜伪神就够了。至于这些神祇是“Beal”（古凯尔特人太阳神）、“Osiris”（埃及神话中的地狱之神）、“Moloch”（古腓尼基人的火神）、“Ashtaroth”（古腓尼基人的守护女神），他们就没必要了解了。也许，照正统看来，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由于他知道耶和华的戒律，所以他清楚所有其他名字和其他性质的神都是伪神。党员也是一样，党员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也非常模糊地笼统地知道哪些行为是离经叛道。例如他的性生活被两个词约束，“sexcrime”（性犯罪）和“goodsex”（好的性）。“sexcrime”涵盖了所有性方面的不端行为，包括乱伦、通奸、同性恋及其他堕落的行为，同时也包括了正常的为了性交而性交的行为。没必要对它们加以区分，它们都算犯罪，且原则上说，都要被处以死刑。C类词汇里，即由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单词所构成的词，可能需要赋予某些反常的性行为以特殊的名称，但一般的公民是不需要这些词汇的。他知道“goodsex”是什么，即发生在男人和他妻子之间的正常的性行为，该性行为的唯一目的便是生儿育女，且女方没有生理上的快感。除此之外，其他的性行为都是“sexcrime”。新话里很少会有在察觉到某种想法为异端时仍继续思考下去的可能，因为除了可以意识到其为异端，其他思考所需的词都不存在。
B类词汇中没有哪个词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很多词都属委婉语。举个例子，“joycamp”（乐趣营）实际上是强制性劳动营。“Minipax Ministry of Peace”（和平部）实际是战争部，词的含义与字面意思几乎恰好相反。而另一方面，一些词又直白地表现出对大洋国真实情况的蔑视。比如“prolefeed”便是指党提供给群众的低级娱乐和虚假新闻。还有一些词同时包含着相互矛盾的含义，用在党的身上就是“好”，用在敌人身上就是“坏”。此外很多词，乍看无非是缩写，但其意识形态不来自于它的含义，而恰恰来自于它的结构。
只要得到精心的安排，所有有政治意义或可能拥有政治意义的词都适合纳入B类词汇中。一切组织、团体、学说、国家、机构、公共建筑的名字都毫无例外地被缩减成为人熟知的词形：一个容易发音，音节最少且保持原有词源的单词。比如在真理部，温斯顿·史密斯的记录司（the Record Department）被称作“Recdep”；小说司（the Fiction Department）被称作“Ficdep”；电屏节目司（the Teleprogrammes Department）被称作“Teledep”。这样做并非简单地为了节省时间。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缩略语就已然成为政治语言的特点之一。人们注意到极权国家和极权组织，明显倾向使用这种缩略语。比如：“Nazi”（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Comintern”（共产国际）、“Agitprop”（宣传鼓动）。一开始这只是本能的做法，但在新话中，它却是有意为之了。人们发现，通过将某个名字进行缩略，可以减少其中大部分惹人联想的意思，将其含义狭隘化，使其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共产主义国际组织）会让人想象一幅由亲如兄弟的人类、红旗、街垒、卡尔·马克思和巴黎公社共同构成的画面。但“Comintern”就只意味着一个严密的组织和一个明确完备的主义。它所涉及的就像桌椅一样容易区分、目的有限。“Comintern”一词几乎可以脱口而出。而Communist International多少要想想才能说出口。同样的，“Minitrue”产生的联想不仅要比“Ministry of Truth”少，也比“Ministry of Truth”更容易控制。这既可以解释只要有机会便使用缩略语的习惯因何而来，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要想尽办法让词更容易发音。
新话中，除了词义精确外，发音悦耳也被充分考虑。若有需要，语法规则也可为此牺牲。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须的，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干脆简短、语义明确的单词能够很快说出来，带给人的心灵上的回响也最为有限。事实上，B类词汇甚至因为彼此类似，而更有力量。它们常常只有两三个音节，且重音均匀地落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节上。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sexcrime”、“joycamp”、“Ingsoc”、“bellyfeel”、“thinkpol”。使用这些词汇可以让说话的腔调变得急促而含糊，断断续续又单调乏味，这正是它的目的所在，它能让讲话——特别是面对意识形态并非中立的话题时——尽可能地脱离意识。在日常生活里，人们无疑需要，或者说有时候需要在说话前想一想。但党员在发表政治或道德上的看法时，就被要求像机关枪发射子弹一样，不假思索地迸发出正确的见解。他所接受的训练让他适应这一要求，新话这工具又让他在这方面几乎万无一失。由于这些词的结构、刺耳的读音以及某些丑陋不堪的地方都符合了英社的精神，凭借着它们，他甚至可以做得更好。
事实上，人们能够选择的单词的范围非常小。和如今人们所使用的语言相比，新话的词汇量非常少，且时常便会出现减少词汇量的新方法。新话，的确，它和其他语言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词汇量是逐年减少而不是逐年增多。每减少一点，就多一点收获，因为可供选择的词的范围变小，思考对人的诱惑也跟着变小。最后，它希望无须使用较高级的大脑中枢，就可以清楚地从喉咙里发出声音。新话的“duckspeak”一词就坦率地承认了这点，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样叫”。和B类词汇中的绝大多数单词一样，“duckspeak”既可以是贬义的，也可以是褒义的。若人所说的是正统观点，那么，对此它除了赞美就没有别的什么含义了。当《泰晤士报》说某个演说家是“doubleplusegood duckspeaker”时，它即是在对该演说家表示热情而珍贵的赞赏。
C类词汇。
C类词汇是对其他两类词汇的补充，完全由科技术语组成，和今天我们使用的科技术语相似，由相同的词根构成，但通常都被阉割定义，且剔除掉了不合适的含义。在语法规则方面，C类词汇和其他两类词汇相同。日常交谈或政治演说都极少会用到C类词汇。而所有科学工作者或技术人员都能在与其专业相对应的专用词汇表中找到所有他需要用到的词。至于其他单词表上的词汇，他就知之甚少了。只有极少数单词是所有词汇表所共有的，也没有哪个词汇拥有将科学作为思想习惯或思想方法进行表述的功能，对此，任何科学分支都一样。事实上根本没有“Scuebce”（科学）这个单词，因为“Ingsoc”已经将它所有可能拥有的含义都包括在内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新话中，非正统的观点要想得到高级一点的表述则完全不可能。当然，异端邪说很可能以非常粗鲁的方式讲出来。比如“Big Brother is ungood”（老大哥不好）。但这在正统的耳朵里听起来仅仅是不言而谕的荒谬，不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它是对的，因为找不到论证所需的单词。不利于英社的观点只能以一种模糊的无法言说的方式存在，且只能用十分笼统的术语为其命名。这些笼统的词汇囊括了各种异端邪说，无须为它们做什么定义，就对它们进行了谴责。实际上，一个人只有将这些词非法地翻译成老话，才能实现“用新话表示非正统的思想”的目的。比如，用新话也可能说出“All mans are equal”（人人平等）这样的句子，但它却和老话里的“All men are redhaired”（人人都是红头发）是同类型的句子。它没有语法错误，但它表述的却是一看即知的谎言——即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身高、体重或力量。政治平等的概念已不再存在，因为它的次要含义已经从“equal”一词中剔除。在1984年，老话仍是自然而然的交流方式，从理论上说，还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人们在使用新话时仍记得它们原有的含义。但站在实践的角度，任何精于双重思想的人都很容易避开这点，而再过一两代，甚至连这方面的失误也将消失。把新话作为唯一语言成长起来的人是不会知道“equal”一词曾经有过“政治平等”的次要含义的，也不会知道“free”有过“思想自由”的次要含义，一如从来没有听说过象棋的人不会了解“后”和“车”的次要含义。很多罪行和错误都超出了人的能力范畴，它们都没有名字，也无法被想象出来。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话的特征将愈发明显——词汇的数量越来越少，含义越来越严格，将其用于非正常的目的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当老话成为过去并完全被取代后，人们和过去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也被切断了。历史被重新书写，但和过去有关的文献的碎片并没有遭到彻底的检查，仍会在这里或那里出现，只要人们还保留着和老话有关的知识，就仍有可能阅读这些碎片。但到了未来，即使这些碎片得以幸存，人们也很难理解它、翻译它，除非它只涉及某项技术进步或非常简单的日常行为，再不就是它已经倾向正统（用新话讲就是“goodthinkful”）。事实上，1960年之前的书没有一本能完完整整地翻译成新话，革命前的文献只能做意识形态上的翻译，也就是说既改变文字又改变意义。如《独立宣言》中众所周知的一段话：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设立了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产生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起破坏作用，人们就有权利更换或推翻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要想用新话翻译出这段话的原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贴合原意的做法就是用一个单词“crimethink”来概括这段话。因此完整的翻译只能是意识形态上的翻译，将杰斐逊的这段话翻译成对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的赞颂。
没错，大量过去的文献都用这种方法改写过。考虑到自己的声望，有必要保留关于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并让他们的成就和英社的哲学相呼应。因此诸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都正在被翻译。什么时候翻译完了，什么时候他们原先的作品还有所有残留下来的过去的文献，都将被毁灭。这些翻译进展得非常慢，还很艰难，21世纪的前一二十年大概完成不了。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实用性的文献——不可或缺的技术手册之类——也要如此处理。正是考虑到要留出时间进行“翻译此前文献”的工作，新话的最终采用时间才被推迟到20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