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庄，我受到乡政府的热情接待，并且派了乡文化站长庄先生导游。庄先生和甪直的王先生属于一类人物：他们谙熟家乡的文史掌故、风土人情，醉心于保护这一切。每个古镇上都有这种人，真是地灵人杰。果然，庄先生一见面就引用吴冠中教授的话说：“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我说：“我正是按照吴先生的指点，来寻水乡之魂啊！”
周庄旧名“贞丰里”。北宋元祐元年（公元一○七八年），周迪公郎舍宅为寺，并将田二百亩捐助寺中，百姓感其恩德，将此地命名为“周庄”，距今已九百年。一一二七年，金二十相公随宋高宗南渡，居于此地，人烟渐密。元代中叶，富豪沈万三之父沈祐由湖州南寻迁徙到此，形成以富安桥为中心的“贞丰里”。至元代末叶，由于沈万三的发迹，处于水陆交通要道的周庄成为江南商业大镇，粮食、丝绸等手工业品的交易中心。周庄的手工业和商业亦得以迅猛发展，尤以丝绸、刺绣、竹器、脚炉、酿酒等最为著名。明、清两朝进一步扩展，康熙初年正式命为“周庄镇”。
周庄位于澄湖、淀山湖、元荡湖、长白荡湖和南湖的中间，是货真价实的“四面环水”，镇内又有南北市河、后港河、油东漾江、中市河，组成一个“井”字，房屋傍水而筑，形成整齐的八条长街。漫步小巷之中，但见屋宇鳞次栉比，楼台檐牙交啄，果然保存完好。有近百座古老宅院和六十余个砖雕门楼，历经风雨，安然无恙，仍是明、清旧貌。其中“迮厅”、“章厅”、“周厅”、“张厅”、“沈厅”争奇斗胜，洋洋大观。沈厅即沈万三宅第，从街面直至后河，房屋排列幽深，中轴线有七进大厅，旁有侧院走马楼、备弄。居中的一座主厅，梁柱檩椽都用良木剖制，虽处水乡，历数百年而不朽，堪称奇迹。房梁窗楹之木雕及四座门楼之砖雕，玲珑剔透，古朴典雅。
镇中更有早于此的古建筑，如建于宋代的全福寺、澄虚道院、清远庵，建于元代的永庆庵，加之明代的十余处庙宇，阵容相当强大，博得“水中佛国”之誉，可惜有些未能保留至今。宋、元以来，周庄形成著名的八景：全福晓钟、指归春望、钵亭夕照、蚬江渔唱、南湖秋月、庄田落雁、急水扬帆、东庄积雪；又有银子浜花园纵目亭、苍珩山庄、翁园等古典园林和沈万三水底墓，种种景观，我难以一时尽赏，但透过那富有诗意的名称，仍能领略到一股水乡的灵气，无怪乎周庄又称为“水上桃源”！
周庄之美，最美的还是“小桥流水”。这里的河道不宽阔，桥便也极小，却又造得极精、极美，如一弯弯新月、一道道飞虹，凌驾于碧波之上，连接于街肆之间。桥多为拱形，舟楫通行于桥下，毫无碍滞。站在桥头，俯首脚下，一艘艘小舟缓缓摇过，装着鲜鱼活蟹、红菱脆藕、随着桨声远去，不由人心儿醉了。再极目前方，一排木楼枕河而卧，蠡壳窗中，村姑倩影梳妆；临水门前，少妇玉臂浣纱。几枝竹竿斜伸，挂满衣衫斑斓色；谁家吊桶低垂，汲取碧水清凉意。哦，水乡魂！
沿碧水，过小桥，步步堪逍遥。周庄不算大，元、明、清古桥倒有十座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富安桥”和“钥匙桥”。富安桥始建于至正十一年（公元一三五一年），至明初始告成。此桥最为堂皇壮观，横跨南北市河，两端有引桥，正桥上有四座古色古香的桥楼，楼高三层，雕梁画栋，飞檐高耸，三面均镶以乳白色半透明的蠡壳（蚌壳），素净淡雅，远胜洋楼的彩色玻璃。钥匙桥在庄东北。这里银子浜和南北市河交叉成“十”字形，两河各有一桥，一横一竖，一方一圆，连环相接，恰恰组成一把钥匙形状，故而得名，又称“双桥”。我走至双桥，由此及彼，复由彼及此，往返再三，不忍离去。既是桥，又是艺术品，二者的统一，其价值已不仅仅是供人们通行了。水乡水多，便应运而生许多桥。桥是水的儿女，也是水的伴侣；水不绝，桥亦不灭，洋洋乎千秋，巍巍乎万古！
庄先生引我来到庄西的贞丰桥。此处的迷人处却不在桥，而在临水的一座二层小木楼。初看此楼，也不觉其妙，庄先生面带神秘之色，遥指曰：此乃“迷楼”。我愿闻其详，于是引出了一段故事。
说的是此楼原是一家小小的酒店，店面不大，楼上“雅座”仅能容下几张方桌。店主是一母一女，母名阿金宝，女名阿金。母擅烹调，女有美貌，均得顾客盛誉。二十年代的革命低潮时期，诗人柳亚子先生壮志难酬，蛰居乡里，寓情于诗酒之间，一度与叶楚伧、费公直秘住周庄，便常常与沈君匋、柳率初、王大觉、陈巢南等人相约于阿金的店中借酒洗愁、赋诗述怀，他们的诗作常以阿金的美貌为题，如《迷楼曲》、《迷楼夜醉》，后来刊印成集，名《迷楼集》。于是“迷楼”代替了酒店的字号，名声大噪。
种种“逸闻”不胫而走，这几位先生的太太自然也有所耳闻。沈君匋夫人想见识见识这位叫阿金的美女到底有多少魅力，竟然引得这些文人骚客入“迷”？于是特地差她的佣人到“迷楼”订菜，而且指名叫阿金送到府上，好看个仔细。谁知这个阿金机灵得很，一到沈府门前，就把菜交给佣人，转身离去。沈夫人仍不甘心，又与另外几位夫人相约，造访“迷楼”，决心“百闻不如一见”……
半个世纪过去了，柳亚子等先生都已作古，阿金母女也早已香销玉殒，但“迷楼”仍在，尚保存完好，向人们述说着颇有传奇性的往事。我想，那位沈夫人的疑心和举动也许是不必要的，后人的传说也许并不符合“迷楼”的本事。柳亚子并非登徒子，他诗中的美人恐怕也并非阿金。中国的诗人借香草、美人以感怀述志，自古以来不乏其人，连屈原那样的先贤也是堕入了情网才作诗的吗？听说在吴江县黎里镇柳亚子故居仍存有《迷楼集》，有朝一日我将以此来证实以上猜测。
斜阳西坠，暮色来临，“迷楼”渐渐隐入夜幕，沿街亮起盏盏灯火，清清的河面上鳞光闪闪，一个迷离恍惚的水的世界。我踏着石子小路西行，仿佛身畔响着一串足音，那是一些魂留周庄的人：西晋的张季鹰，唐代的刘禹锡、陆龟蒙，现代的苏曼殊、柳亚子……
入夜，明月高照，一片黛色中的周庄，水也朦胧，桥也朦胧。镇西北的九里蚬江，点点渔火伴着归舟，远远送来悠扬的渔歌互答。此刻，天上人间混为一体，云也流，水也流，对此谁言愁？
周庄，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一件历史悠久而又完好无缺的“出土文物”，她在江南水乡默默地生长了九百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突然放出了异彩，引得史学家、文学家、建筑学家、画家、摄影家、旅游家以及金发碧眼的远方来客竞相折腰。周庄的价值当然不是因为突然被外界垂青，只是因为人们在发觉东方明珠一颗颗被历史的尘埃埋没之后才更加珍重她的价值，被她的独特魅力勾魂摄魄。历史的恶作剧还在于：周庄之能够度过像“文革”那样的劫波，保留至今，并不是由于什么人的着意保护，更主要的是因为她闭塞在水国，现代交通工具不便，这给她造成了“有利”条件，别人想破坏她反而不易，成为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祸兮？福兮？如今人们又突然想起她来，成群结队的看客蜂拥而至，周庄是否会“适应”这种形势而大搞“开发”？又“开发”成什么样子？福兮？祸兮？
我告别周庄的时候，再次登上那古老的渡船，望着正在兴建中的、日渐增高的大桥桥墩，我感到：周庄幽居独处的时代恐怕要结束了，“现代化”这位为中国降福的女神正在叩响水乡之门，但愿她在这同时不要扼杀水乡之魂！
（发表于1988年第2期香港《文学世界》，1994年11月号香港《紫荆》转载
游子情
一九九○年十月一日，我应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邀请，前往参加文学交流活动。
我从北京先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日本东京，然后再转乘联航的飞机去美国旧金山。在东京机场，要停留两个小时。在办理转机手续时，我看见旁边有一个中国姑娘——这是全凭直觉看出来的，因为她那一身朴素的装束和粗壮的长相，令我一眼就能从众多的日本人当中区别开来。她身上有一股“土”味儿，像个没出过远门儿的乡下丫头。
我想她人生地不熟的，一定挺不容易，说不定需要我帮点儿什么忙，就主动打个招呼：“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她看了看我：“上美国。您呢？”
果然是中国人，普通话，但带有挺浓的东北腔。在北京，在国内旅行，听到这种语言当然不会留意，因为太平常了。但在东京，别看刚刚离开中国三个小时，却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之感，因为脚下已经是异邦之土了！
“去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我说。
“噢，那咱们同路啊，”她操着东北腔朗声说，“我先到旧金山，然后从那儿上加拿大！”
“就你一个人？”我疑惑地看看她，心想这个乡下丫头可真够胆儿大的，单枪匹马闯世界，行吗？
“可不一个人儿咋的？”她笑笑，“这条道儿我跑了好几年了！”
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原来她是经常出门在外的国际旅客，道儿比我还熟，凭那一身打扮儿，可真是看不出来！
既然是自己的同胞，我们就亲切地聊了起来。
她叫徐永贤，长春人。前几年到了美国，读了三年大学，然后去了加拿大，并且把她的父母也接了去。她本人现在在美国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每月收入八九万美元，够阔的了！她这次是从中国探亲回来，先去加拿大看望父母，然后再回美国上她的班。好家伙，她这一番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咋舌，这个东北人儿还真不简单哩！
我们办完了登机手续，一起到休息厅吃点儿东西。我已经拿出了钱，小徐却抢着要付钱，说：“别跟我客气了！您在中国恐怕不算穷的，可是我知道，公派出国的人儿，兜儿里那几个美元是有数儿的，还是花我的吧！”
但我不肯，于是两人争着付钱。我明知道这在外国是新鲜事儿，老外没有这么干的。可是我们是中国人哪，中国人讲究仗义，出门在外，该花钱的时候不能往后头缩。
“您瞧，争来争去的，都让外国人笑话了！”她埋怨着，到底还是争得了付款权。中国人哪，萍水相逢，也是这么古道热肠！
吃过了冷饮，我们一起登机，一路又得到她许多照顾。这条道儿她是轻车熟路。
飞机到了旧金山，她要转机去加拿大，我要转机去丹佛。我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同志来接我，帮我办理转机手续。办完之后，就利用等待登机的时间去吃午饭，没想到小徐又和我争着付钱。她财大气粗，出手满不在乎。我又一次吃了她的请，心里怪不落忍的。一边吃饭，一边闲聊。聊什么呢？远离祖国的人，没有一句不是在说中国。何况今天是我们共和国的生日！
“领事馆的人对您真好！”她感叹道。
这是她第一次表现出对我的羡慕，言语之中流露出某种失落感。这个双脚踏平“走向世界”之路的姑娘，腰缠万贯美元，也还有她不能满足的地方。那是什么呢？是祖国，她需要祖国！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谁管我啊！那时候真想家，想得没法儿的时候，就到咱们的领事馆去。里面的工作人员问我：‘你找谁？’我说：‘不找谁，就是想咱们的国家，想在这儿坐坐。’于是人家忙人家的工作，我就在那儿坐一会儿，觉得领事馆就是自己的家！”
多么朴实而又真挚的语言！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我们写小说的人是无论如何虚构不出来的！这个已经完全适应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并且在美国和加拿大混得如鱼得水的中国姑娘，仍然保留着一口东北腔，一颗中国心，这是无论如何也忘不掉的。在她工作的律师事务所里的美国同事们，听着她流利的英语，看着她无拘无束的美国做派，大概都以为她早就“美国化”了，谁会知道她真正的内心世界？而我和她只是陌路相逢，却已经袒露无遗。
聊着聊着，我看了一眼手表：“哟，你到时间了！”
她这才想起还有遥远的征途，刷地站起身，匆匆向我告别：“走喽，走喽，走喽，再见！希望下次还能碰到您！”
她就这样匆匆而去，一个新结识的朋友就此分手了。我知道，再碰到她的机会太渺茫了，我们很可能一辈子就见这么一次，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一个经常到中国领事馆去“坐一会儿”的中国姑娘。
到达爱荷华的第三天，我去参观爱荷华大学图书馆，迎面碰见一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小伙子。
我问他：“你是中国人吗？”
他说：“是。”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问一答，却胜过千言万语。爱荷华城是一个以爱荷华大学为中心的城市，只有六万人口，华人就更少了。在黄发碧眼的洋人中间，碰到一个中国人是不容易的，因此倍感亲切。我们是同胞，虽然从未见过面，却一见如故。
他叫张雷，上海人，来美国两年了，在爱荷华大学从事生物研究，攻读博士学位。一天到晚钻在实验室，忙得很。
“我已经两个月没来图书馆了，今天偶然来找书，正好碰见了您，好像是命运安排让我们认识的！”他话语不多，却是那么真诚。
当时我还有别的参观项目，来不及细谈，彼此留下了电话号码，相约再找机会见面。
几天以后，我打电话给他，他急得很：“霍老师啊，我打了好多次电话，总是和您联络不上。这几天，您生活得怎么样啊？我怕您刚到这里，还不习惯，今天就搬到我家来住吧，我和丽萍都非常欢迎您！”
他说的“丽萍”是他的爱人，姓黄，两人是同乡、同学，现在同在爱荷华大学留学。他们的热情很令我感动。我并没有从“五月花”公寓搬到他们家里去住，但从此却成为他们的常客。我来了，就像他们家里来了亲人，把课余时间都给了我，开车带我出去观光、买东西，为我安排许多生活细节，无微不至。我比他们年长十几岁，真像他们的大姐来“探亲”了。
一天，我独自外出，在爱荷华大学的校车上看到一位黑发女郎。
她同时也发现了我：“Are you Chinese？”
这肯定也是我的同胞了，我干脆用中国话回答：“是啊！你呢？”
“我也是！”
“太好了！哪儿来的？”
“北京来的！”
北京？与我同在一座城市。“北京的哪儿啊？”我问得更具体了。
“崇文门！”
这就离得更近了，近在咫尺！可是我们却从未谋面，不意相逢在异国。一时有许多话要说，好像我是受了她家里人的委托来看她似的。可惜她就要下车，来不及说话了。车子开动了。我急忙从车窗探出头去，朝她喊：“告诉我你的电话！”
“我叫牛玉寰！”就在那一刹那，她朝我扔过来一支笔，并且喊出一个号码，让我记住她，以后就好联络了。
于是我在爱荷华又多了一位中国朋友——牛玉寰。她也忙得很，但常打电话来并且尽量抽空来看我。来的时候还带着一口锅，给我做饭，带着一条毯子，陪我住。我在里间睡着了，她还在外间看书。留学生的时间，是抓得很紧的。她和张雷、黄丽萍本来不认识，由于我的到来而和他们接上了“关系”。北京—上海，在中国相隔两千里，但到了美国，就都是“老乡”了。有道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我到达爱荷华的时候，正是美丽的金秋，据说是当地最好的季节。可是，一场秋雨到来，落叶殆尽，立即跨入萧索寒冬。张雷和丽萍开车来接我，显然是要以家乡人的温暖为我驱散心灵上的“寒冷”。
在他们的寓所，有电话打过来，我去接。
话筒里传来我熟悉的声音：“我是牛玉寰啊！霍老师，变天儿了，我怕您出不了门儿，心里寂寞。这种雨天儿，人最容易想家了！”
这个泼泼辣辣的小牛，心倒真细，也真理解我的心啊！毕竟我们都是北京人，这种天儿应该是围着火锅儿吃着涮羊肉、爆肚儿聊天儿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