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为之欢欣鼓舞。5月2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面50年代末，陆定在中南海家中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会上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中共中央的方针做了全面的阐述。图为毛泽东在第7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对台下一千多位学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像一个模特儿一样，以激情款款“走”来，从一个又一个角度，展示这袭“时装”的风采——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
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的表现……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去掉骄傲自大，坚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团结一切愿意合作或可能合作的人……
此后不久，中宣部分工领导报刊工作的张际春副部长，电邀徐铸成和浦熙修去谈话。谈话里，他正式通知撤去改《文汇报》为《教师报》的方案，希望在一星期之内交出一份编辑方针和一份复刊计划。
顿时，报社里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上上下下忙得人仰马翻。一连邀请首都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开了几个座谈会，征求对复刊后报纸的希望和意见。编委会讨论通过后，由徐铸成执笔写成初稿。因为解放前两度在《文汇报》工作过、时任《人民日报》国际部美洲组组长的钦本立，来报社串门时几次说道：《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徐铸成的办报风格颇为赞赏，认为复刊后的《文汇报》要充满“书卷气”，该是“读书人看的报纸”，徐铸成和此时已任副总编辑的浦熙修便又带着初稿去征求邓拓的意见。
在金鱼胡同附近、陈设很是简朴的家里，邓拓像老朋友一样接待了他们。看完初稿后，邓拓率直、具体地谈了几点意见：
《文汇报》一向和知识界有密切联系，对开展双百方针，比别的报纸更容易取得他们的信任。报纸复刊后，要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消除思想上的障碍，以更大地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随着文化高潮的到来，应放眼祖国各地，不妨多派记者深入各地，直接下到基层采访，不必由党委层层介绍下去。否则，只看到领导让看的事物，报喜不报忧，看不到真相和全貌。目前，《人民日报》在国际上的影响，还只限于欧亚社会主义国家。而在西欧、美洲、日本和东南亚，《文汇报》和《大公报》的影响较大。在这方面，你们要多发言，多组织报道……
不转弯抹角，无浮词套语，这番直截了当的交谈胸臆，使见多识广的徐铸成、浦熙修两人有了醍醐灌顶之感。告别时，一种大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大干部面前总会有的矜持，或者说像糖纸一样包裹着某种程度自卑的矜持，也像大热天的糖果一样化了，徐铸成毫不客套地说道：
“我们将尽力将《文汇报》办好。但要求您两件事：一、经常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二、将钦本立同志割爱给我们。”
邓拓面含笑容，连连点头：
“这些不难办，我一定尽力帮你们的忙。”
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如期送到了中宣部。张际春审阅后，要徐铸成先干起来，不必坐等中央批示。当报社迁回上海后，中央的批示下来了，除了表示同意外，还加了一句话：“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1956年里姗姗来迟的《文汇报》，赶在年底前粉墨登场了，恍如点穴一下到位的武林高手，一开场，报纸就敲响了中国“电影的锣鼓”。
国产电影的现状是，建国后虽也有观众欲睹为快、耳熟能详的片子，如《白毛女》、《天仙配》、《董存瑞》、《平原游击队》等，但总体上，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广大观众表现了相当的失望。有统计数字表明，从1953年到1956年6月，国产影片总共发行了一百多部，其中有70%没有收回成本，有的只收回了成本的10%，更有甚者，全部门票收入还不够画几张电影海报。
事情就是这样奇怪，一边影片拍得惨不忍睹，似乎是在肉类加工厂屠宰车间里冲洗出来的；另一边，国内最优秀的演员们却不必为此羞愧得心肌梗死，纷纷送去医院抢救，因为他们的艺术生命，多半都在隔壁的冷冻车间里被搁置起来。赵丹五年来没有正儿八经地拍过什么片子，东两三个镜头，西三四个镜头，好容易在《为了和平》里当了一回帝国主义分子，有了两场戏，名字却不能打在片头上，理由是片头只能是正面人物呆的地方。在香港时，有着一身喜剧细胞的韩非，三年时间里拍了二十多部片子，可1952年回到上海后，只在《斩断魔爪》里演了一个角色，此外整整四年里一直没有上过舞台与银幕。小家碧玉型的上官云珠，更是被手大脚粗的“工农兵群众”一脚踢下了银幕，像是为防迷恋她的老观众为她举行追悼会，七年来仅仅让她在一部片子里，彗星似的露了一下脸。在银幕上说不上台词，她便在生活里说，若有人问她：怎么如今在银幕上看不到你的影子？她马上伶牙俐齿地说：
“我们正忙着学习呀！现在拍一个戏可不像以前那么草率了，慢工出细活，所以剧本也少呀……”
《文汇报》上，雪片般的来信、来稿。一场热闹了三个月的“锣鼓”，为着要敲掉电影界一个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一个既不尊重艺术规律又不尊重演员的框框。
与中国政治生活呈现松动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却日趋严峻起来。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恍如一个超级气功大师，他将多年来蜷缩于一个宇宙黑洞般的体制内所聚敛的全部内气，猛烈地给释放出来，顿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神，隆隆地滚下了山，倒在了“暴君”、“刽子手”的泥沼边；一个原本堂皇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厦，也剧烈地摇晃起来，再也承受不起的虚假成就和再也承受不起的血腥味，随吊有巨型水品灯的天花板往下掉。痛苦与泪水则好似从地板的裂缝里纷纷钻出来、吱吱乱叫的老鼠，窗上一块块信仰的玻璃也大面积迸裂开来，发出一阵阵令人心碎又令人心悸的声音……
东欧更是风雨飘摇。
同年6月28日，波兰工业中心——波兹南的工人们首先发难，要求改善经济条件和允许更多的行动自由，在部分群众游行示威的口号里，表现了对苏联的敌视。当局出动军警镇压了骚乱，结果却引发了全国更大范围的抗议浪潮，经济领域的要求迅速上升为政治领域的要求……
多瑙河畔如诗如画的匈牙利，也濒临内战的边缘。布达佩斯，倒在了冲天的火光和殷殷的血泊之中。从10月23日到11月4日，这十三天里，被冠之以“斯大林”型的苏军重型坦克，两次隆隆地碾过匈牙利的土地。十三天里，先是匈牙利的一届政府宣布解散共产党，取消一党制，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并呼吁联合国的援助以捍卫它的中立；而后是另一届政府致电联合国，坚决反对把匈牙利问题国际化。十三天里，有上万公民死于动乱，最后一个付出生命的是纳吉，不过他是在一年之后，因为这主政十三天的责任，他被处以死刑。当他走上绞刑架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
知识分子拿不出钢绳和切割枪去推倒斯大林铜像，也少有勇气爬上高度足以俯瞰整个布达佩斯的楼顶去摘掉红星，匈牙利事件的主力确是工人阶级。枪林弹雨中，与苏军对抗的民间武装力量，两支最大的队伍均由工人组成。即使在纳吉内阁被苏军的坦克所推翻，新内阁还没有从莫斯科到达布达佩斯之时，也是由各民族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中央工人委员会，在维持大地和天空的呼吸，并从中传达出人民的意志。
毛泽东看到的则是，一个温文尔雅、从来只使用思想不使用枪杆子的阶层，却在十三天之内，比明火执仗的军队，更能有效地颠覆一个兄弟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更能迅捷地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陷于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的悲惨境地。
这个阶层就是知识分子。
他还牢牢记住了一个名字——“裴多菲俱乐部”。
但在毛泽东的笔下，中国依然是阳光明媚，花香鸟语。
与年初比起来，他对于国家和知识分子的想法，眼下并无多少改变。他在长江里一口气游了二十公里，又痛快地吃了一盘武昌鱼后，挥毫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他还对高级干部们说：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骚乱，不可能在这里发生，至多是一小撮人到处闹事，要求所谓的大民主。大民主并没有什么可怕，你们中有的干部对此感到害怕，我看没什么可怕的……
毛泽东庆幸自己建国后一直关注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的同时，仍相信思想改造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斯大林，更不是曾任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被称为是斯大林优秀学生的拉科西。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之无愧的缔造者与领导者。
他从未枪毙过自己的政敌，祸及满门，或是将他们给流放到“西伯利亚”。即使在他的眼里党的“八大”，好似一张能试出酸碱性的石蕊纸一样，已经试出了他的某些同事心灵的真实颜色，他对他们仍客客气气。
他还在金刚山下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让只有三条半驴腿的贫下中农，改写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历史。他叫一位星期一尚拥有一家工厂的资本家，星期五便拎着包准时去这家工厂高高兴兴地上班。他还鼓励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与士兵睡同一个炕头，并为他们洗袜子……
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苏联、匈牙利的老百姓。无论是每年国庆节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还是他去全国各地视察，“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喊声，犹如滚滚春雷一样摇撼着山川。他亲见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们，在他面前情不白抑，红光满面，嘴唇嗫嚅，豆大的泪水夺眶而出，握着他的双手颤颤抖抖，久久不能舍去。
他听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从全国各地来的列车快要到北京时，列车里都要广播：“亲爱的旅客们，我们很快就要到达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了……”这时沸腾的车厢一下安静了，无论大人、小孩，几乎人人眼里泪光闪闪，脸上沉浸于一种朝圣者式的宗教表情里，恍如随着车轮的飞驶，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了那位巨人深沉、博大的呼吸……
为此，毛泽东没有打算放弃关于矫正机制的设计草图，相反倒急于完成它。因为他的肩上，有了一种使命感：斯大林走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也给丢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航船上，必须有人把正舵轮，开辟出一条新的航道来。
三着急上火的《文汇报》
1957年的春天，比往年来得都要早。
草丛还留着残雪，湖里还结有冰层。只不过经过几次急骤而又温和的雨水，冬日枯索的树枝便在雨水的浸染中膨胀起来，茸茸的鹅黄新芽渐次爆开。随即一冬懒于梳妆的画屑，就在日愈转绿的树枝上一试自己的新声……
然而，最浓郁的春信，并不是来自让汀南铺上一层锦绣的粉红色桃花，嫩绿的柳雾，以及雪白的山茱萸花。而是来自北方一位魁梧的身影，一个从1956年风跌浪宕的大河里撞击思索也获得力量的中国之春的纤夫。
2月27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召集了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在这个有一千八百位党内外负责人士参加的会议上，他做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接着在3月6日，举行了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徐铸成先生被邀请参加了这个会议，而且，他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杨永直、《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等位，作为新闻界代表，在3月10日下午，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召见。
他留下了两个极为深刻的印象。其一是丰泽园内，庭院中并没有什么特殊布置，院墙看上去斑斑驳驳，未经整修。会客厅里，只有一张长桌。周围是一圈任何办公室里都能见到的普通椅子。“功高任重的伟大领袖，生活如此简朴”，使他“惊讶不已”。
再一个是，陪同接见的人里，没有刘少奇、周恩来，或是其他政治局成员。只有一位康生，几年里他一直在家养病，政治的风景线上颇为沉寂，此刻他却破门而出了，他像是这样一个人：党内太平时，他病病歪歪，只有闭门摩挲古玩，或是吟风弄月；党内稍感觉异常，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结实的水门汀上扎个窟窿。他又像是一头颇得主人赏识的狮毛狗：主人不用它，它无声无息，偏于一隅，悲哀与凄凉，只拌着华贵的狗食咽进肚里；然而只要主人一叫它，或者不必叫，它就自己来了，总能让主人在颇为孤单的时候平添几分温暖，或是让主人在某种世相未脱混沌之时，就变得异常地“清醒”……
一进门，康生就向毛泽东介绍：
“主席，这位就是徐铸成同志。”
毛主席立即伸出一双大手，紧紧地握住徐铸成的手说：
“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呵，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活泼。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纸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翻翻其他报纸。”
落座后，康生先开口：
“各位有什么问题要请示主席的，请提出来。”
沉默了分把钟后，邓拓轻轻地对徐铸成说道：
“铸成同志，你先谈谈吧……”
因敲响了一场“电影的锣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的张春桥，表示了很大的不悦，心头正有几分沮丧的徐铸成，便先开口了：
“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马列主义没有学好，在报纸上如何开展双百方针，感到心里没底。抓紧了，怕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放松了，又怕犯修正主义的错误。请问主席，该如何办好？”
毛泽东听出了徐的弦外之音，他含笑讲了半个多小时。虽表示明确地支持这场“电影的锣鼓”，却没有明确地给徐铸成一块能不犯错误的“法宝”。但他在原则性谈完防止片面性的问题之后，又说的一番话，真让徐铸成有如听到了天音：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更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道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
年内要开始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在小民主前再加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